國與國之間的競爭，越來越體現在創新能力的競爭上。誰抓住核心技術，誰就能擁有未來。
文/《財經國家週刊》記者 李瑤
10月29日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正式公佈，在提及中國未來發展航向的“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時，創新尤其是科技創新的戰略意義，再次被突出強調。
2016年9月25日，有著“超級天眼”之稱的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FAST）在貴州平塘的喀斯特窪坑中落成啟用
值得注意的是，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不僅將“關鍵核心技術實現重大突破，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列入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遠景目標當中，更明確提出，“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
與“十三五”提法相比，創新的核心地位並未發生實質改變，只不過發展階段從國家發展全局更新為現代化建設全局，“科技自立自強”提到戰略支撐地位，屬新提法，新定位。
在記者採訪的專家看來，這與過去幾年複雜的國際國內形勢下，我國多個關鍵技術領域、龍頭企業所遭遇的“卡脖子”問題密切相關，以更高層級的戰略決心推進科技創新，解決“卡脖子”問題，顯得迫在眉睫。
展望“十四五”時期，在現代化國家建設的開局之年，以科技創新締造新發展動能，提高我國關鍵核心技術創新能力，加快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理應是重中之重。
“科技自立自強”上升到戰略高度
與“十三五”相比，有關創新的表述出現了較為明顯的不同。
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中的關鍵闡述是：
“堅持創新發展，必須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等各方面創新，讓創新貫穿黨和國家一切工作，讓創新在全社會蔚然成風。必須把發展基點放在創新上，形成促進創新的體制架構，塑造更多依靠創新驅動、更多發揮先發優勢的引領型發展。”
與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相比，注意關鍵詞的變化——“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和“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以及“把發展基點放在創新上”和“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
如果說“國家發展全局”和“現代化建設全局”兩者還屬於一脈相承，屬於目標和階段的正常遞進更新，那麼“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顯然是將科技創新的戰略意義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提到，“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但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發展變化。”
在受訪專家看來，這是對我國過去一段時間以來發展形勢的精準預判。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國際上，我國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了重大戰略成果，而西方國家疫情仍在蔓延，世界經濟低迷、不確定性風險加大。從國內角度來看，“十四五”時期，我國將進入新發展階段，需要通過科技創新來催生新發展動能，尤其是要加快推進數字經濟、智能製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形成更多的增長極。
可以說，大變局之下，創新，尤其是科技創新作為牽動發展全局的“牛鼻子”，其意義和價值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
下狠心應對“卡脖子”困局
將科技自強自立提升到戰略高度，則與過去數年集中體現和激化的“卡脖子”之痛切實相關。
儘管和平與發展仍然是當今時代主題，但霸權行為，尤其是科技創新領域的霸凌從未休止。“國與國之間的競爭，越來越體現在創新能力的競爭上。誰抓住核心技術，誰就能擁有未來。”清華大學中國發展規劃研究院執行副院長董煜說。
中國科學院院士倪光南認為，“在這場大變局中，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首當其衝，因為它是全球技術創新的競爭高地，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國家安全和科技產業的水平。”
然而當前產業鏈方面一些被“卡脖子”的因素，嚴重製約了我們的發展節奏。尤其自中興、華為事件以來，美國在單邊主義、霸凌主義趨勢下，對中國加緊實施“科技脫鉤”，遏制中國科技創新發展。
“其實即使在美國尚未打起‘脫鉤’算盤的時候，許多敏感技術也從來沒有對我國開放過；況且，信息技術的高度壟斷性還意味著技術掛鉤隱含著被外國跨國公司技術壟斷的風險。”提及“科技脫鉤”，倪光南如是說。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撰文提到，“中國在設計方面已經達到世界先進水平，華為的麒麟芯片，寒武紀陳氏兄弟兩個年輕人設計的AI芯片，還有紫光的芯片等都屬於世界領先。但是，中國在設計領域只有‘半條腿’，因為芯片設計的輔助軟件以及很多知識產權都被外國掌握。”在美國對華為的斷“芯”禁令，中國產業界的被動眾所周知。
2017年11月7日，上海，寒武紀新一代AI芯片。圖/視覺中國
如果說中興事件我們還能一邊喊痛一邊斥責美國是“傷敵一千自損八百”，那麼近兩年來以華為、中芯國際事件為代表，美國對我近300家企業發起的所謂“制裁黑名單”，更讓我們深刻認識到，只有埋頭苦幹，只有科技自立自強，才能避免被“卡脖子”，才能有中國經濟的自立自強，才能逐步形成既定的發展目標。
謀長遠，構建技術創新的“中國體系”
包括倪光南在內的多位專家認為，要想獲得更高水平的自力更生，擺脫“卡脖子”困局，要從以下三個方面著力提升：
一是提高原始創新尤其是基礎研究的比重。眾所周知，創新一般可分為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這三類。我國的多數科技創新都屬於後兩類，原始創新匱乏。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劉俏認為，雖然我國近年來很重視創新，2019年全社會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達到GDP的2.2%左右，相當於全世界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但研發包含研究和開發兩個方面，我國基礎研究投入比重僅在5.5%～6%之間，遠低於美國的18%、法國的25%。也即大量資金用在了開發上，在基礎科學和底層技術的研發投入上並不夠。
下一步我們不僅應將創新重點更多地轉移到原始創新上去，更要加大底層技術和基礎研究的投入積累，做好長年累月積攢科技“家底”的準備。
二是加大“中國體系”建設的力度。在科技產業領域，眾多技術往往構成一個體系，並有生態系統的支撐。比如，多年來桌面計算機領域被Wintel體系（微軟公司Windows操作系統+英特爾Intel架構CPU）所壟斷。要想打破壟斷，不能只依靠單個硬件或軟件，而是要依靠發展相應的“中國體系”。
未來，如果“中國體系”思路能夠更加廣泛應用於更多技術創新領域，將有效緩解甚至基本不受被“卡脖子”的影響。
三是在抓短平快項目的同時，儘快補齊短板，以組合拳的方式提升整體科技創新實力。中國的科技創新尤其是信息產業包含的門類數已經是世界上最全的，在正常國際貿易秩序下，任何國家包括中國在內，都不一定需要擁有產業鏈上的每個環節。但觀察美國對我國的科技制裁，幾乎樁樁都是找準我國的短板下狠手。所以，必須花大力氣、下大功夫狠抓那些投入大、週期長、短期經濟效益不太明顯的項目，才能使創新的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從而實現建設科技強國的目標。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員張立群表示，“過去我們是補課式的發展，解決當前的一些急需，補當前最緊迫的一些短板。但是隨著發展水平的提高，如果要面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做事情，就應該注重長遠，做到一張藍圖幹到底，而不是隨時地翻來覆去地建了拆、拆了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