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暢/整理
“太平洋論壇”是為紀念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建系95週年暨汪熙先生誕辰100週年而舉辦的系列講座，本文整理自2020年11月28日太平洋論壇第6期“美國的崛起與現代中國：以‘門戶開放’政策為中心的考察”。主講嘉賓王立新為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雅特聘教授。與談嘉賓是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王立誠教授，上海大學文學院院長張勇安教授。
以下為王立新教授的發言。
非常高興能夠來到太平洋論壇與大家交流。今年是汪熙先生誕辰100週年，我個人非常尊敬汪熙先生，我的教學和研究也從汪熙先生的論著中獲益頗多，特別是他關於早期中美關係的論述。汪熙先生最有影響的論文就是1979年發表的《略論中美關係史的幾個問題》，這篇論文可以說是石破天驚的。在這篇論文中，汪熙先生提出要重新考察中美關係，特別是要重新評價“門戶開放”政策。
41年後的今天我來做這個講座，也是為了向汪熙先生表達敬意。另外，今年也是“門戶開放”政策提出120週年，特別是在當前的中美關係背景下重新審視“門戶開放”政策，我覺得是有特殊意義的。今天，我想借此機會與大家進行交流，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美國的崛起，對於亞太地區，特別是對於中國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麼。美國的崛起究竟是損害了中國的利益，還是有利於中國的安全與利益？當時中國人是如何看待美國崛起的？是否歡迎作為新興強國的美國在亞太地區擴展的其影響力？
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美國崛起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其製造業實力在當時是首屈一指的，已經超過或者是接近英國、法國和德國三國的總和。所以那個時期，無論是美國人自己還是國際社會，都認識到美國已經崛起為世界強國，因此美國也試圖擴大它在國際舞臺上的影響力，向海外投射它的力量。
1898年，古巴革命的爆發以及西班牙對古巴的鎮壓為美國提供了機會，美國向西班牙宣戰。美西戰爭的結果是美國打敗了老牌歐洲帝國西班牙，佔領了菲律賓，加入到當時在世界盛行的帝國主義運動中去，成為“帝國俱樂部”的重要成員。
佔領菲律賓使美國成為遠東國際體系中的重要力量。如果沒有佔領菲律賓，美國的影響不會有這麼大。菲律賓位於西太平洋，離中國非常近，離日本也很近，是美國踏上亞洲大陸，特別是進入中國市場的踏腳石。美國當時一些政治領導人也充分意識到這一點，例如美國重量級參議員亨利·卡伯特·洛奇在1900年曾說：在三年前，如果美國就亞太地區提出任何政策倡議，其他列強不會在乎，只會聳聳肩一笑了之，但是現在，列強再也不能無視美國的存在。在洛奇看來，列強之所以對美國提出的“門戶開放”照會給予積極回應，至少沒有公開反對這一政策，就是因為美國已經佔領菲律賓，列強“面對的是馬尼拉的主人”。
從以上史實可以看出，美國的崛起與其他帝國的崛起沒有什麼兩樣，也試圖進行擴張，與歐洲列強一樣追求在海外佔領殖民地。但同時也應該看到，美國作為一支新崛起的力量，也有新的地方。在美國國內，圍繞著美國是否應該佔領和統治菲律賓，興起了強大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反帝國主義者在全美範圍內組織了“反帝國主義同盟”，通過集會、發表宣言、請願和抗議等形式，反對美國兼併菲律賓，反對美國在海外佔領殖民地。反帝國主義者提出的理由千差萬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認為美國佔領菲律賓與美國的立國基礎相矛盾。美國的立國基礎是自治原則（self-government），即合法的統治來自於被統治者的同意。而反帝國主義者認為，美國沒有獲得菲律賓人的同意和授權而對它進行統治，違背了美國的立國原則。
雖然這場聲勢浩大的反帝國主義運動最終未能成功阻止美國佔領菲律賓，但是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成為抑制美國繼續在海外進行領土擴張的強大力量。此外，由於在鎮壓菲律賓人反抗過程中付出了巨大代價，美國精英逐漸意識到，佔領海外殖民地、建立“有形帝國”以擴大美國影響力的方式是得不償失的。美國兼併菲律賓既是美國領土擴張的高潮，同時也是終點。
由此看出，美國社會具有強大的力量，反對美國外交效仿歐洲，反對美國外交“歐洲化”，提出美國應該運用美國的力量，根據美國的價值觀和利益來重構國際秩序，取代歐洲的舊秩序。大體上在一戰結束前後，威爾遜提出了新的國際秩序理念，其思想被稱為“自由國際主義”，他提出的國際秩序被稱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威爾遜譴責歐洲盛行的均勢（balance of power）外交和馬基雅維利主義，主張通過自由貿易、國際合作和集體安全來維護和平，認為國與國之間應該通過和平競爭共同分享市場而不應訴諸武力追求獨佔性利益。可以看出，威爾遜試圖通過和平競爭的方式擴大美國經濟和文化的影響力，旨在建立一個“無形帝國（informal empire）”，而不是有形帝國。大體可以說，19世紀末崛起的美國是“新舊參半之強國”或是“亦新亦舊之帝國”，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著國際社會的新型力量。
從1784年“中國皇后”來華到鴉片戰爭爆發，中美之間只有民間的貿易往來，1844年中美《望廈條約》的簽訂標誌著中美之間有了官方的關係。費正清形象地將1844-1899年間的美國對華政策稱之為“我也來一份”，即“分取杯羹”政策（“me too” policy），拉鐵摩爾將這一時期美國的表現概括為“搭便車的帝國主義（hitchhiking imperialism）”，以區別於英、法、俄、日等國“積極活躍的帝國主義（active imperialism）”。
到19世紀末，形勢發生了變化，其一是美國崛起為世界強國，它不再滿足於搭英國的便車；其二是中國面臨瓜分危機，列強爭相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和租借地，出現美國無法繼續搭便車、中國大門可能部分向美國關閉的危險。所以，在1899年9月6日，時任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向美國駐英、法、德、俄、日等國公使發送電報，讓美國公使向所駐國分別發出照會。照會提出兩個原則：第一，美國承認列強在中國的勢力範圍和租借地；第二，要求列強保障美國在各國勢力範圍和租借地內有平等的貿易機會，包括：對各國商品實行統一的關稅稅率，而且關稅由清政府徵收，在港口稅、鐵路運費等方面對各國商品一視同仁，這就是所謂的“在華貿易機會均等”原則。這是第一次“門戶開放”照會的內容。
第二次“門戶開放”照會的提出是在1900年，其背景是義和團的興起並圍攻東交民巷各國使館，清政府向十一國宣戰，八國組織“聯軍”從天津大沽口登陸入侵中國，以解救被圍攻的使館並徹底解決中國的所謂“排外”問題。聯軍佔領北京後將如何“處置”中國？是瓜分中國還是要“保全”中國？這已經成為當時國際輿論熱議的問題。在這一形勢下，美國國務卿海約翰於7月3日指示美國駐歐洲和日本的使節向所駐國政府提交照會。照會除重申第一次門戶開放照會中的兩項原則之外，又提出了一個新的原則，即：保持中國領土和行政實體。
如果說，兩次“門戶開放”照會還只是美國單方面的政策，那麼在1921年到1922年華盛頓會議上，“門戶開放”成為多邊國際條約的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國際法意義。會上簽署的《九國公約》第一條就認可了美方代表團團長、美國國務卿休斯（許士）提出的原則，即所謂的“許士四原則”。第一條是對“保持中國領土與行政實體”的發展；第二條要求列強不得干預中國內政，以使中國逐步建立能夠維護秩序和穩定的統一政府；第三條是1899年“貿易機會均等”的發展；第四條則強調各國不得利用中國的內亂追求獨佔性的特殊利益。
華盛頓會議通過了《九國公約》
美國倡導的門戶開放政策，與十九世紀在遠東（中國）盛行的國際關係原則是有很大差別的。十九世紀盛行的是弱肉強食的帝國主義原則，武力被視為打開中國門戶和瓜分中國領土的合法手段，各國追求在中國的所謂特權和獨佔性利益，並任意干涉中國內政。《九國公約》實際上是提出大國在中國要和平競爭，放棄以武力宰割中國和追求獨佔性利益的做法。《九國公約》與華盛頓會上簽署的《四國條約》還提出，在處理重大問題時，大國間應該協商而不應單幹。協商固然有利於列強聯合對付中國，但同時大國協商也有助於約束在中國企圖追求獨佔性利益的列強，主要是日本。
大體說來，以“門戶開放”政策為中心，二十世紀上半期美國對華政策有三大目標：第一大目標是獲取中國市場，這是美國商人最在意和孜孜追求的目標。美國佔領菲律賓的動力之一就是菲律賓臨近中國，可以成為進入中國市場的墊腳石。十九世紀末主張向西班牙宣戰和兼併菲律賓的“帝國主義者”，無論是西奧多·羅斯福還是馬漢、麥金萊、洛奇，都相信中國巨大的市場可以解決美國商品過剩問題，緩解美國國內的經濟危機。
第二個目標是要維護中國領土和行政的完整。美國之所以要將其作為美國對華政策目標，除了美國對中國沒有領土野心、無法通過佔領中國領土獲益外，主要有兩點考慮：第一，中國的“完整”是獲取中國市場的前提，如果中國被肢解或者被獨佔，中國的大門可能對美國關閉。第二是安全和戰略的考慮，中國的領土與主權的完整涉及到遠東國際力量的平衡，如果一個強國在獨佔中國後成為亞洲大陸的霸權國家，菲律賓的安全就無從保障。事實也證明，日本佔領中國東部後，菲律賓的安全就岌岌可危。
第三個目標是促進中國的“文明化”和現代化並進而扶植中國。這一目標在“門戶開放”政策的文本中並不存在，主要是體現在美國一些人士的行動和抱負中，特別是傳教士群體對這一目標最為熱衷。傳教士來華除了要讓中國人皈依基督外，還試圖傳播對中國“基督教化”有利的西方文化和現代文明，促進中國所謂的“文明化”和現代化。在他們看來，中國是一個古老的文明古國，但是自近代以來處於衰敗之中，遭受歐洲列強和日本的欺侮，而美國是個新興國家，如果這一古老的國家能夠在美國的幫助和扶持之下，建設成現代化的國家。這是一種樸素的支持和幫助弱小國家的心態，反映了傳教士身上的基督教理想主義。當然這種心態是居高臨下的，對中國人的尊嚴是一種傷害。而傳教士的心態和觀念又對美國普通民眾產生影響。
接下來要討論的內容是，二十世紀上半期美國的政策和行動與中國的國家安全之間是一種怎樣的關係？
毋庸否認，美國是近代鴉片戰爭以來，在中國享有條約特權的列強之一，我們過去稱美國為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國家，雖然這種說法可能有些簡單化，但大體上也是符合史實的。這些所謂的“條約權利”無疑是對中國主權的嚴重侵犯。不過，美國在二十世紀初就承諾不會永久地享有這些特權，將視中國國內的改革情況逐漸放棄這些特權。在中國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運動壓力之下，美國根據華盛頓會議確定的原則，於1925年啟動了法權調查，到1931年已經接近達成取消治外法權的協議。後來由於“9·18事變”，談判被迫擱置，一直到1943年中美新約簽訂，美國放棄了在華治外法權。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與美國簽訂了《整理中美兩國關稅關係問題之條約》，美國放棄對中國關稅的控制，中國獲得了關稅自主權。
第二個例子民國初年的“二十一條”談判，相關的史實大家應該很熟悉。日本趁列強陷入歐戰無暇東顧之際，提出了幾欲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要求。在談判過程中，日本威脅中方代表不得向報界或者其他國家洩露消息。當然中國方面並沒有屈從日本的威脅，每次談判結束後，顧維鈞秘密會見當時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商討對策，芮恩施建議顧維鈞將消息向外界透露。相關消息被英美報刊披露後引發國際輿論的一片譁然，對日本構成很大的壓力，美國政府也反對日本的要求。正是在國際輿論和美國等國的壓力之下，日本放棄了“二十一條”中的部分要求，特別是對中國主權損害最為嚴重的第五條。在華盛頓會議上，也是在美國的勸說、協調甚至一定程度的壓力之下，日本同意會議期間單獨與中國進行談判，解決了巴黎和會遺留的山東問題。山東問題的解決，當然有助於維護中國的主權和領土的完整。
“9·18事變”後日本佔領中國東北，時任美國國務卿史汀生提出了“不承認主義”，這是美國政府又一次援引了“門戶開放”原則反對日本侵略中國，也再一次說明“門戶開放”政策中“尊重中國領土和主權完整”的原則實際上是美國反對日本武力侵華的條約或者國際法的依據，因而是有利於中國國家安全的。從“9·18事變”到1938年，美國一直引用《九國公約》和《巴黎非戰公約》反對日本侵華。當時的歷史史實也表明，日本非常擔心各國會依照《九國公約》和《巴黎非戰公約》反對日本的侵華行動。
關於太平洋戰爭時期中美結盟，這段歷史大家都很熟悉，我不再贅述。太平洋戰爭後期中、美、英三國發表了《開羅宣言》，在宣言醞釀過程中，是美國說服了英國，甚至是向英國施加壓力，要求把日本佔據的中國領土，特別是滿洲、臺灣和澎湖歸還給中國。英國最初的態度是堅持三國宣言只應寫明日本放棄以前佔領的中國領土，而無需明確這些領土的未來歸屬。正是在美國的說服和中國國民政府代表的堅持之下，英國最後同意宣言寫明將把這些領土歸還給中國。
接下來我們討論的問題是美國與中國的“文明化”和現代化的關係。總體上來說，美國在20世紀上半期的政策和行動有助於中國的“文明化”和現代化。這一“文明化”當然是打引號的，是充斥著“文明等級”觀念和歧視色彩的說法，其蘊含的含義是把中國視為“野蠻”或“半文明”的國家，需要歐洲文明的滋養和教化。傳教士也是抱著這種態度來到中國，除了傳播福音外，也要傳播西方文明。這文明種等級觀念無疑對中國的歧視，視中國人不能接受的。但同時我們也應看到，美國人在所謂“文明化”旗號下開展的一些具體活動，特別是對現代性的傳播，是有助於中國社會轉型和現代化建設的。
大家都很熟悉傳教士的活動，包括文化、教育、體育、衛生各種各樣的活動，將西學、現代性的若干元素傳入中國，並且在中國從事了大量的社會救濟和慈善事業。關於美國在華投資，特別是大企業的投資，臺灣地區的吳翎君教授有專門的研究，並在前幾年出版了《美國大企業與近代中國的國際化》一書。在改革開放之前，甚至改革開放初期，我們一直認為美國在華投資是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壓迫，是資本主義對中國進行剝削和掠奪的表現。但是在改革開放40年後，我們應該能夠以比較理性的眼光來看待近代以來美國在華投資。也就是說，近代美國在華企業在獲取利潤的同時，也促進了工業技術在中國的傳播，因而提高了中國的技術水平和工業能力，有助於中國的工業化。
另外一個方面是中美之間的教育交流。大家對於幼童留美和庚款留學的史實應該都非常熟悉，無需我細談。近代以來，特別是民國時期中國科學和教育的發展過程中，留美學生做出的貢獻非常巨大，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仍在發揮作用。我們的“兩彈一星”元勳、最初的兩院院士，有大量是民國時期留美歸國的留學生。
那麼，以“門戶開放”為中心的對華政策，對於美國自己來說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我們回顧史實不難發現美國的對華政策其實是失敗的，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中國市場長期以來只是一個“神話”，並沒有變成現實。我剛才談到，美國對華政策有一個重要的目標，就是獲得中國龐大的市場。但是事實上，（近代）美國對華的出口總額是非常少的。其原因在於中國積貧積弱，民眾沒有購買力，而且中國長期處於內亂和動盪不安中，加之後來日本侵華，所以無論是美國在華投資，還是美國對中國的出口，份額其實都是很小的。抗戰結束後，美國和中國簽訂了新的中美商約，美國認為它終於擁有了中國巨大的市場，但是很快中國爆發了內戰，國民政府倒臺。從50年代開始，中國幾乎向美國全面地關閉了門戶，完全失去了中國市場。
第二，美國試圖通過“門戶開放”政策構建遠東地區的均勢來維護菲律賓的安全，這個目標也沒能體現。美國“門戶開放”原則，特別是其中維護中國領土與主權完整的原則，事實上激怒了日本，並逐漸成為日美關係惡化的重要原因。很多美國學者和美國政治家批評美國在處理與東亞關係時過於偏向中國，其結果就是激怒日本。在20年代日本就將美國視作假想敵，當然日美對抗還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不僅僅是因為美國採取“親華”的政策，但不管怎麼說，門戶開放政策，特別是美國反對日本侵略中國造成的結果就是美日關係的急劇惡化，最終導致美日戰爭不可避免。
第三，中國革命勝利後，美國在華利益和影響力被全面清除。1949年8月，毛澤東主席發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表明美國對華政策的全面失敗，這也是毛澤東本人的話。司徒雷登具有很強的象徵意義，他當時是美國駐華大使，還代表著美國從近代以來對中國思想、文化的影響。司徒雷登黯然離開中國，表明美國在華影響力的終結。所從美國人的視角看，這當然是一個巨大的失敗。
最後，我想與大家談一下美國對華政策的遺產，這個遺產現在還有沒有作用？
第一，美國對華政策中有一種“sentimentalism”，有人譯為“情感主義”，我將其稱之為“感情用事”。美國對華關係確實與美國對其他國家，包括對歐洲的關係，有很大的差別。美國能夠理性、冷靜地評估與歐洲的關係，長期以來對歐洲奉行孤立主義政策，但是美國卻不能夠冷靜地評估與中國的關係，這其中充滿了情感的色彩。可以說，美國在對華關係問題上經常是“感情用事”。
那麼，為什麼美國對華關係充滿了情感色彩，經常“感情用事”？這其中原因很多，最重要、最根本的是傳教士的作用。從19世紀晚期到民國時期，傳教士長期居住在中國，高峰的時候大約有6000多人，每年有數百名傳教士回國述職、旅行，並在美國各地發表巡迴演講，介紹中國的情況，號召美國民眾為在華傳教事業捐款。
傳教士這種日積月累的投入，將對中國命運的關注，注入到美國民眾的情感中去，與其它因素一起（包括美國政府的宣傳），塑造和培育了美國民眾對中國的特殊情感。杜威對此有過一番評論，他將這種情感稱之為“家長式”或者“恩人”的心態。他認為，美國民眾對中國特殊情感，是一種有意或無意的庇護的感情，像父母那樣試圖培養中國，把中國引導到應該走的道路上，對中國進行家長式的監護和仁慈的庇護。
但是，這種情感也對中美關係卻帶來負面的後果。正如杜威所言，美國人對中國的這樣心態是非常危險的，一方面是因為美國並沒有像自身引以為自豪的那樣，真正積極地去做多少實事幫助中國，但是美國人卻像父母那樣，希望得到中國人的感激。如果得不到感激，就很容易變成憤怒和厭惡，並很快會指責中國忘恩負義。後來事態的發展被杜威不幸所言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發起運動清算美國在華影響，譴責近代以來美國的侵略，而且中美還在朝鮮戰場上兵戎相見。美國對中國的態度很快從同情和“恩護”變成憤怒和厭惡。
美國對華政策遺產的最後一點，就是中國自由主義者的美國情結。中國很多知識分子一直不是把美國看成是一個遙遠的異國他鄉或者一個普通的國家，而是對美國寄予了很多的希望，雖然不斷地失望。他們希望能夠藉助美國的幫助或者以美國為樣板，實現中國的富強和現代化。這種心態最早可以追溯到徐繼畬在《瀛寰志略》中對喬治·華盛頓的讚揚。1943年7月4日，《華西日報》記者唐徵在《新華日報》副刊上發表《民主頌——獻給美國獨立日》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唐徵對美國民主和中美兩國在患難中建立的友誼大加讚揚，並希望中國在建設現代化過程中得到美國的幫助。
美國對華政策留下的遺產，現在還存在嗎？我的觀察是，不論是在美國還是在中國，這份遺產正在消耗殆盡，特別是美國可能不會再抱有要“扶植”中國、通過美國力量改造中國的幻想。這一趨勢從新一代中國通就可以看出，新一代的中國通幾乎沒有像費正清和斯卡拉皮諾等老一代那樣對中國的特殊情感，他們是在中國逐漸崛起的過程中成長起來的，在他們的眼中，中國是美國的競爭者和對手，不僅不再是一個貧弱的國家，相反，已經成為強國，並正在挑戰美國的利益和地位，是美國必須加以對付和防範的對象。最近美國的多位高官發表講話，提出通過接觸改變中國的戰略已經徹底失敗，美國必須改弦易轍，把中國視為戰略競爭者和對手。而中國日益增強的自信和高昂的民族主義以及美國民主的劣質化和世界範圍的“民主衰退”也使美國的“燈塔”形象大為暗淡，中國人的“美國情結”似乎也不復存在。
責任編輯：彭珊珊
校對：丁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