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生奕轩
不分家是指二者联系紧密，不能分割，而不是完全可以当作一回事。文学侧重于表达思想，史学侧重于记录事实。
古代史官写史书往往有高超的文笔，二十四史都是纪传体。给一个人立传也是一种创作，需要兼顾叙述的流畅和文字的严谨。否则如果跟流水账一样，看书的人就失去了兴趣。
至于文学，在读古诗，散文，小说时，如果对作者的历史背景没有了解，对很多历史典故不熟悉，阅读过程中会难以理解文字细节里的一些暗喻，更主要的是无法根据时代特征领会文学作品的主旨。
巽芳公子
因为它不能分家，所以说不分家。
从文必知史，治史必用文，这两者本就是不可侵害的。
有人写史写得乱七八糟，不堪卒读，那是因为不识文，缺乏基本的文字表现技巧。有人写诗作文轻飘飘的，那是因为不知史，缺乏文化厚重感。
古代治史，按春秋笔法，具体的事，该怎么写就怎么写，不可变通。比如春秋时齐国大夫崔杼杀了齐庄公，拥立齐景公，太史记录此事，写“某年月日，崔杼弑齐君”。根据春秋笔法，上杀下称杀或斩，顺杀逆称诛，下犯上则称弑，所有臣杀君、子杀父，都叫弑。可是崔杼势大，要改春秋笔法，不让太史这样，太史不从，把太史杀了，让太史的大儿子接着写，可写的依然是“崔杼弑齐君”，他又把太史的大儿子杀了，让太史的二儿子接着写，太史的二子仍然写“崔杼弑齐君”，崔杼也许是钉得手软了，历史就这样写成。南史公听得崔杼不让太史一家按春秋笔法写史，已杀两人，拿起笔和竹简就赶往朝堂，说“太史一家杀完了，还有我南史家，不信写不成史。”
中国历史从春秋笔法纪年记事，到司马迁改由本传记写史，都有一定章法，是需要文字功底的，《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文学价值不弱于史学价值。即便郦道元作《水经注》，也因其言辞之优美，才显山河之壮丽。文是一切客观事物之载体，无文则无文明，谁能把它与史侵害开来？
而为文之道，在于知史，知史则能熔古今思想于一炉，义理圆通，发人深省。那些无史之文，本无灵魂，不过是些插科打浑，编一段故事，博人一笑。不知史则无唐宋八大家，不知史则无唐宋诗篇，吟风弄月，春悲秋愁，终难撑大局。
如今网络文学泛滥，网络小说泛滥，终不成气候，全因其凭空臆造，没有厚重感，读了不长知识，不过是看别人编的天花乱坠的故事，和过去那些动辄几千万读者的小说作品比较起来不是一个档次。不是现代人文采不行，而是历史文化含量太少，几乎没有人类的元素。
不知文写不出好历史，不知史读不懂好文字，因此两者密不可分，文史文史，无史则无文，无文必无史。
深圳郑海洲
为什么说文史不分家？因为文以史而详，史以文而生，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依赖，方能共荣。
文史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派系，但却一如血肉相连的共同体。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文与史是以不同的形式把社会精神面貌，人的思想感情，作了详实的记载和叙述。所以说，文史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共同体。
一，文学的属性和种类。
文学是以语言的形式，反映社会精神面貌，人的思想感情的一种艺术载体。其种类有：诗歌、小说、散文、剧本、童话、寓言故事等。
文学在创作的过程中，对现实和历史即可以夸张扩大，也可以浓缩截取，皆因诗人或作家的思想感情和阶级立场所决定。
文学的现实作用，是以有文采，有神韵的语言形式，艺术性地再现现实生活以及相关联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是读者从中受到教育、感化和悟彻。
文学作品在反映现实生活的同时，或多或少地都会有历史的痕迹，或受历史的影响，因为远古的诗人、作家在历史的尘烟中忽隐忽显，一直影响着继往而来的后辈。
二，历史的属性和种类。
“历”是经历，“史”是过去的事情，也就是人类经历过的事情，在时间的过程中，也就变成了历史。
历史按概念分史实和史论两大类。史实以事件本身类型可分为：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文献、物品、遗迹等，它详实地记录和见证了历史事实；史论则是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论述。
历史是以语言文字的形式所记述的，而语言的演变，本身就是一部历史。史学家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底蕴，是不可能写好一部史书的。
三，是文学，赋予了史学更加苍茫的厚重感。
文学和史学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两者又着紧密相连，文学可以为史学提供史料与观念，史学成果可以作为文学的素材。文学和史学在语言、思维、借鉴上相互影响，相互引证，相互作用，文以史而彰显其魅力，史以文而增加其厚重感。如司马迁的《史记》，史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之称，盖因其文采之飞扬之故。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书写者。历史记录了他们生产生活的过程，文学书写了他们在生产生活中的快乐与忧伤。
“知人论世，顾及背景”，全面诠释了文史不分家的内涵。文学家不知史，不能发扬其传统；史学家不修文，则无从书写历史，这是两者相互影响的必然结果，是很难分割的一种文化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