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奧喬·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 ），意大利哲學家、政治思想家，以對例外狀態（stato d’eccezione）和牲人（Homo sacer）等概念的討論而聞名，對本雅明、海德格爾、施密特和瓦爾堡等人的思想亦有深入研究。阿甘本在方法論上偏重概念史，尤其是對法律與神學概念的譜系學考察。
阿甘本於2月25日在《宣言報》（Il Manifesto）上刊發社論《由無端的緊急情況帶來的例外狀態》（Lo stato d’eccezione provocato da un’emergenza immotivata），同時以“流行病的發明”（L’invenzione di un’epidemia）為標題將該文發表在任意（Quodlibet）出版社的博客上，引起各方爭議；3月11日，隨著疫情惡化，他在該博客上發表
《論感染》（Contagio）一文；3月17日，針對記者保羅·達爾卡伊斯的批評文章《哲學與病毒：吉奧喬·阿甘本的幻覺》（Filosofia e virus: le farneticazioni di Giorgio Agamben），他又在該博客上發佈了《聲明》（Chiarimenti）一文；3月27日，他再次在該博客上發表社論《反思瘟疫》（Riflessioni sulla peste）；4月6日，他發表《保持社交距離》（Distanziamento sociale）一文；4月14日，他發表《一個疑問》（Una domanda）一文。保持社交距離
我們不知道死亡在何處等待著我們，我們隨處都在等待死亡。對死亡的預謀就是對自由的預謀。學會死亡的人便忘記了奴役。知道如何死亡，就可以從屈服與束縛中解放出來。
——米歇爾·德·蒙田，《隨筆》，第一卷第二十章
歷史教導我們，每個社會現象都有或可能有政治含義，因此需要適時地關注一個已經進入西方政治詞彙中的新概念：“保持社交距離”（distanziamento sociale）。儘管在一開始，這個表達可能只是為了修飾此前使用的“禁閉”（confinamento）一詞的殘酷意味才提出的委婉用語，但是我們仍然需要自問，建立在這之上的可能是怎樣一種政治管理體系（ordinamento politico）。如果正如不少人開始談論的那樣，當前的緊急衛生事態可以被視作一間實驗室，用以研究施加於人類的新型政治與社會規劃模式，那麼上述問題就顯得愈發迫切，因為這已經不僅僅是純粹理論上的設想。
儘管和任何時候一樣，現在也有一些愚笨的人覺得這樣的情況無疑是有積極作用的，而新興數字技術早就允許人們隔著遙遠的距離也能安然交流，但是我不認為基於“保持社交距離”的共同體（comunità）在人性和政治層面是可生活的（vivibile）。不論如何，不管採取什麼樣的視角，我認為這就是我們需要反思的問題。
首先考慮到，“保持社交距離”的措施產生了一種相當特殊的現象。埃利亞斯·卡內蒂（Elias Canetti）在其著作《群眾與權力》（Masse und Macht）[1]中，通過反轉人們對觸碰的恐懼來定義權力建立的基礎——群眾（massa）。通常，人們懼怕被陌生人觸碰，也是出於這樣的擔憂才在自身周圍設置了種種距離，而群眾卻是唯一一種能使這樣的恐懼倒轉為另一種極端的情況：
只有在群眾中，人才能免於對觸碰的這種恐懼心理［……］一旦人們把自己交付給群眾，他就不會對群眾的觸碰感到恐懼［……］誰在推擠我們，都彷彿是我們自己在推擠自己，我們覺得那人和我們是一樣的。突然，一切都變得好像是發生在同一個身體上［……］對觸碰的恐懼心理由此倒轉過來，這是群眾的特點。這種在群眾中傳播開來的輕鬆情緒［……］在密度越大的地方就越為顯著。（第2頁）
我不知道對於我們現在面對的新型群眾現象學，卡內蒂會有什麼樣的看法。無疑，保持社交距離的措施和恐慌產生出來的就是群眾——但應該說是一種反轉的群眾，因為現在每個人都不惜一切代價保持彼此之間的距離。因此，這樣的群眾密度並不大，而是稀釋了的。但如果我們接受卡內蒂很快在後文給出的解釋，那麼這仍然是群眾：群眾由緊緻性（compattezza）和被動性（passività）來定義，它“不可能真正自由地運動［……］它在等待，等待出現在它面前的領導者” （第17頁）。
之後，卡內蒂又描述了通過禁令（divieto）形成的群眾：
許多人聚集在一起，不想再做他們以前分散各地各人一直所做的事情。禁令是突然的，是人們自己施加於自己的［……］不論如何，禁令都會以極大的力量在群眾中發揮作用。它像命令一樣具有絕對性，但重要的則是其否定特徵。（第33頁）
重要的是，我們不能天真地認為基於保持社交距離的共同體和極端形態的個人主義有任何關係。事實恰恰相反：正如我們如今所目睹的，這樣的共同體是建立於禁令之上的稀釋群眾，也因此尤為緊緻而被動。[2]
譯註：
[1]中譯參考埃利亞斯·卡內提，《群眾與權力》，馮文光、劉敏、張毅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引文頁碼均為此中譯本頁碼。譯文有所改動。
[2]作者稱群眾同時是稀釋而緊緻的，可能採用了兩種不同的維度：“稀釋”指的是空間密度，“緊緻”則是組織運動層面上的（想象有一堆球，每個球之間存在長距離的斥力，如此“緊緻”地聚集在一起）。
一個疑問
瘟疫還給城邦帶來了其他更嚴重的違法失序（ἀνομία）［……］不再有人有意堅持曾經認為的善（καλός），因為不清楚自己是否會在此之前就死去。
——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二卷第五十三章
我想在這裡和有意願的人分享一個疑問。一個多月來，我一直在反思這個問題：面對這場疾病，為什麼整個國家都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在倫理和政治上崩潰？寫下這個問句之前，我謹慎地推敲了其中每一個詞。人們在何種程度上主動放棄了自己的倫理與政治原則，其實非常簡單：只需要自問退讓的底線在何處即可。我想，只要讀者思考下文討論的幾點，就很難不認為我們已經在無意識中——或裝作毫無察覺地——邁過了人性與野蠻之間的分界線。
第一點，可能也是最嚴重的一點，關乎死者的身體。我們為什麼會僅僅因為一種不可能精確評估的風險，就允許我們親近的人，還有其他所有最普遍意義上的“人類”，不單是孤獨地死去，而且都無法擁有一場葬禮，就要被燒成灰燼？從安提戈涅到今天，這樣的事在我們的歷史上前所未有。
其次，同樣是因為這種無法精確評估的風險，我們相當輕易地接受了限制通行自由的種種措施。在我們國家，這些措施之嚴格史無前例，即便是兩次世界大戰期間也未能企及（當時的宵禁只有固定的幾個小時）。我們還因為這種無法精確評估的風險，暫時斷絕了友誼與愛情關係，因為鄰人（prossimo）已經變成可能的感染源。
最後一點，也是整個現象的根源。我想，這一切之所以會發生，是因為生命經驗（esperienza vitale）的統一性已然分裂。本來，生命經驗的身體與精神兩面不可分割；而現在，純粹的生物實體和情慾的、文化的生活則完全分離。大衛·凱利前不久又提及伊萬·伊利奇的觀點[1]，即現代醫學應該為這種分裂承擔責任。它看似理所當然，卻是最為徹底的抽象。我很清楚，現代科學通過重症監護裝置（dispositivo）實現了這種抽象，能在純粹維生狀態下一直維持一個身體。
但如果像如今人們嘗試的那樣，把這種條件（condizione）擴張到其時間與空間限制之外，轉而變為一種社會行為原則，那我們就會陷入沒有出口的矛盾中。
我知道有人會急於回應，稱這種條件只限制在一段時間之內，之後就能回到從前那樣。如果不是出於惡意，那麼反覆重申這種說法的人真的是很有意思。事實上，宣佈緊急狀態的官方自己就一直在告訴我們，在渡過緊急狀態之後，依然需要遵守同樣的規範，而“保持社交距離”（distanziamento sociale）這個意味深長的委婉用語[2]所指的那一套，將是新的社會組織規範。而不論如何，不論是出於善意還是惡意，我們一旦決定接受，就不能再挽回了。
由於我在這裡控訴了我們中的每一個人，就不得不提及本應該守衛人類尊嚴的那些人，他們要負擔更加沉重的責任。首先是教會，放棄了其最核心的原則，已淪為科學的家僕，而科學則變為我們時代真正的宗教。方濟各主教的帶領下的教會忘記了，當年擁抱麻風病人的，同樣也是一位方濟各[3]；他們忘記了慈愛（misericordia）正要求看望病人；他們忘記了殉道者的教導，忘記了應該犧牲生命而非信仰，也忘記了放棄自己的鄰人正意味著放棄信仰。
另一群沒有完成自己的使命的人，是法律人。很長時間以來，我們都習慣了未加考慮就施行緊急法令，由此，執行權實際上已經取代了立法權，廢棄了權力分立（separazione dei poteri）這一民主基本原則。而在疫情中我們則超越了所有限制。人們開始產生一種印象，用對元首（Führer）的形容來說，就是總理和民政部長的話說出口就立刻有法律效力。我們也不清楚在緊急法令生效的時間過後，如何才像官方聲明的那樣，繼續限制人們的自由。通過何種法制裝置（dispositivi giuridici）？會是永久例外狀態嗎？法律人有義務保證憲政原則得到遵守，但他們卻默不作聲 。法律人，你們怎麼對分內的事保持沉默？（Quare siletis juristae in munere vestro?）[4]
我知道，肯定不乏有人回應，稱最嚴重的這些犧牲是出於道德原則的犧牲。我想提醒他們一件事：阿道夫·艾希曼曾表面上充滿善意地不斷重複說，他是出於自己的良知、遵循他認為的康德式道德準則才做了那些事。通過放棄善來保護善，以及通過強制放棄自由來保護自由，這兩種規則同樣虛假而矛盾。
譯註：
[1]大衛·凱利（David Cayley），加拿大作家、播音員，伊萬·伊利奇的舊友。伊萬·伊利奇（Ivan Illich，1926—2002），奧地利作家、歷史學家、教育學家、哲學家。此前，阿甘本在博客上刊登了大衛·凱利的社論《從伊萬·伊利奇的視角看待新冠流行病的幾點問題》（Questions about the current pandemic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Ivan Illich）。
[2]見作者的上一篇文章《保持社交距離》。
[3]指亞西西的方濟各（San Francesco d’Assisi，1182—1226）。
[4]改寫自意大利法學家阿爾貝里科·真蒂利（Alberico Gentili，1552—1608）的警句：“神學家，請對非分之事保持沉默。”（Silete theologi in munere alieno.）該句同樣出現在作者《例外狀態》（Stato d’eccezione）一書的扉頁上。
編按：
“因為這種無法精確評估的風險”？關於“風險”，推薦大家閱讀我們的新書《風險社會學》（尼克拉斯·盧曼）。在這方面，阿甘本搞不定的，就交給盧曼吧。
三個小道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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