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豐七年（1857）二月四日，時為兵部右侍郎、湘軍首領的曾國藩父親去世。十一日，消息傳至江西瑞州湘軍大營。十六日，曾國藩給朝廷發去了一封陳請開缺的奏摺，後把軍務交給他人，不待皇帝批覆，便於二十一日回老家去了。
按照清朝的制度，朝廷官員父母去世，則應離職回籍，居喪三年，時稱“丁憂”。但督、撫、司、道等重要官員，或者軍務在身的官員，應在請示朝旨後再行定奪。如果欽命不準離職奔喪而令在職守制，則稱為奪情。曾國藩自然屬於須向朝廷請假獲准後才能回原籍奔喪的高級官員，可是他竟置江西軍務於不顧，不待准假，便遽行回鄉。這當然是一種任性、衝動的負氣之舉。
曾國藩知道自己的做法會引起同僚、下屬、朋友們的不同反應，便在給皇帝打報告的同時，知會在湖南籌措軍餉的左宗棠。曾國藩說了三個理由。一是奔喪守制，以盡人子之道；二是“臨戎以來，過多功寡，不可以古之饒幹濟者自比”；三是“大局較前為佳，己可不出”。左宗棠看過之後，不以為然，立即給曾國藩寫了一封措辭嚴厲的信，大義凜然地對他進行了批評。
左宗棠先把大儒朱熹《資治通鑑綱目》關於“奪情”的論述端出來，用“金革之事無闢”駁回了曾國藩孝子奔喪的冠冕堂皇的理由。這當然是正確的。但接下來，左宗棠的話就離譜了。
左宗棠說，說什麼你“過多功寡”，不宜比照“饒幹濟者”實行奪情，其實，你還真就是個“過多功寡”的人。但是“過多功寡”沒關係，只要你盡心竭力，朝廷與天下之人未嘗不會諒解你。可是你竟然擅自委軍奔喪，這樣一來，你是否忠心國事都值得懷疑了。我不知道你是否會聽我的勸告重新出山；我也不知道你重新出山，憑你的本事，對國家大局能否有所幫助……
這等於摑曾國藩耳刮子。曾國藩哪裡受過這氣，故而左宗棠的信發出後，曾國藩就沒給他回信。
說實在的，雖然曾國藩的做法有問題，但他確實有難言之隱。由於皇帝沒有給曾國藩督撫職務，他手中沒有行政權力，致使孤懸江西終日與太平軍苦戰的湘軍，被江西視為額外負擔。還有朝中官員們的排擠和刁難，可謂步步荊棘，處處碰壁。正在這進退維谷之際，父親不幸去世了。壞事變好事，這反倒給了曾國藩並以“丁憂”為藉口離開軍伍，要挾皇帝給予支持的一根救命稻草。但是，這時的曾國藩畢竟還是嫩了些。所以，此舉並沒有得到他期望的結果，反被皇帝順水推舟，解除了兵權。這當然令曾國藩失望。而左宗棠的批評，不啻雪上加上霜，進一步把曾國藩傷到骨髓深處。
正因如此，曾國藩對左宗棠的這封信“見怪”、“不予回覆”，也在情理之中。左宗棠沒接到回信，捫心自思，也感覺自己話說得有些過分。在給王鑫的信中，左宗棠做了一點自我批評：
“滌帥（曾國藩字滌生，所以湘軍將領都稱呼他為滌帥）自前書牴牾後，即彼此不通音問。蓋滌以吾言過亢故也。忠告而不善道，其咎不盡在滌矣。”
所謂“忠告而不善道”，就是能剛不能柔，只能曉之以理，不能動之以情。誠然，左宗棠確實是為了曾國藩好，但不講方式方法也確實是起不到好作用。如果遇到氣量狹窄之人，很可能會造成積怨，不僅不能有益於對方，甚至以兩敗俱傷收場。不過，左宗棠還是碰到“貴人”了。儘管曾國藩負一時之氣，不能即刻原諒左宗棠的“不善道”，但是，經過在家一年多的守墓“讀禮”後，曾國藩的境界、度量陡然提升。咸豐八年六月，曾國藩奉旨援浙經過長沙，與左宗棠在一週之內數次深談，集“敬勝怠，義勝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為一聯，請精於篆書的左宗棠書寫，遂“交歡如初，不念舊惡”。
忠告還要善道，應該是我們真誠相處、和諧相處的一條法寶。
（作者：宋宗祧）
（宋正懷薦自《鄭州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