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的地方就有江湖”，有人在的地方同樣有歷史的存在。我們經常聽到這樣的話語——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等等，告訴我們歷史只是掌權者手中的玩物，沒有真實歷史可言。
在一定程度上，這種說法有理可循的，因為在“一切為政治服務”傳統影響下的中國，中國傳統史學中存在著為尊者諱這一問題，修史者們為尊者諱，即為了維護尊者的尊嚴，對其行為隱惡揚善，文過飾非，甚至不惜顛倒黑白，指鹿為馬。尊者，在舊中國主要是帝王將相，在沒有了皇帝的中國，則指那些稱呼不一的位尊權重者。這種傳統由來已久，孔夫子修訂的史書《春秋》，可算是古代在這方面的集大成者，稍後於《春秋》的《公羊傳》就說“《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朝代更迭，但這種現象始終一脈相承。
《公羊傳》書影
中國曆朝正史數千年皆儒家士大夫集團把持編修，勝者為王，須符合儒學意識形態單一標準取捨，多有曲筆或偏袒隱瞞，造成紂王“天下之惡皆歸焉 ”，因此正史也不一定就是真相，如苻堅涉嫌改史，唐太宗因玄武門之變而亦涉嫌改史。
何為“正史”？正史，即二十四史，是中國古代各朝撰寫的二十四部史書的總稱，是獲歷朝代納為正統的史書，記載逾四千年的中國歷史，上起傳說的黃帝，止於明朝崇禎十七年（1644年），計3213卷，約4000萬字，且統一使用分本紀、列傳的紀傳體編寫。“正史”這個名稱見於《隋書·經籍志》：“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為正史。”當乾隆帝欽定“二十四史”以後，“正史”一稱就由“二十四史”所專有，取得了正統史書的地位。
但1921年，中華民國大總統徐世昌下令將《新元史》列入正史，與“二十四史”合稱為“二十五史”，也有人將《清史稿》列為“二十五史”之一。如果將兩書都列入正史，則成“二十六史”。
“二十四史”
除二十四史外，戰國時期魏國的《竹書紀年》、東漢的《東觀漢記》和《漢紀》、北宋的《資治通鑑》、中華民國的《清史稿》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清史》亦為政府組織史官編寫的官修正史，範祖禹《唐鑑》、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柯劭忞《新元史》、章開沅《清通鑑》等雖系私修史書，但也像《三國志》《後漢書》《新五代史》一樣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認可而躋身正史之列。
中國及全球首部有系統地之史學理論專著——《史通》的作者劉知幾肯定設官修史的重要，但他揭露了官修史的五個主要弊病：一是史官眾多，互相觀望；二是史料缺乏，難以編撰；三是權貴幹涉，不敢直書；四是監修牽掣，無從下筆；五是缺乏制度，職責不明。在此基礎上，他要求史家有三長，才、識、學三長，缺一不可。史才是指編撰史書的才力，指駕馭史料的能力；史學是指指掌握豐富的歷史知識；史識是指對於歷史的看法觀點。劉氏認為史學家應具備史才、史學、史識，尤以史識為要。其後的章學誠在劉的基礎上提出了史家四長，在三長之外加入史德，係指史學家之心術，即修史者自身的道德觀念。而章學誠認為史德最為重要。
《史通》書影
文天祥在其作《正氣歌》裡提到“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並將其稱為“天地正氣”，可以用來佐證史德對於歷史記載的重要性。
在齊太史簡——《左傳》記載魯襄公二十五年齊國的太史直書『崔杼弒其君』，崔杼命令太史改過來，不要太直露，太史堅持不改，結果被殺死。又換其弟為太史，還是不肯改用曲筆，又被殺死。後來又換了一個弟弟為太史，還是不願意改，崔杼只得妥協。與此同時，南史氏正執簡前來， 準備冒死堅持，後來聽說已經寫上了，於是便從半途折回。
在晉董狐筆——晉靈公即為後，荒淫無道，想要殺死丞相趙盾。趙盾在護衛的保護下，逃了出來，還沒逃出晉國，就傳來趙盾的侄子已經把晉靈公殺了。趙盾趕回都城，擁立晉成公為君，而趙盾繼續做丞相。趙盾重新登上相位後，想知道史官怎麼記錄這件事，就把太史董狐叫來。董狐就把竹簡給趙盾看，上面寫著「秋七月，趙盾弒其君」，並且已經將其公之於眾。
除此之外，與正史相對應的“野史”，又稱稗史，是指正史上無紀錄，或者正史上紀錄為“傳聞”的史事，多是民間的街談巷說及遺聞佚事。但野史不一定虛假，《漢書·藝文志》引如淳之言，“細米為稗，街談巷說，甚細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里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餘嘉錫《小說家出於稗官說》認為“稗官者天子之士也”。野史在研究中國歷史挖掘真相上，頗具參考價值及貢獻，我們在閱讀歷史書籍的時候應該注意這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