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目刻時光 （2020年1月30日）
1971年，語言學家諾阿姆·喬姆斯基和哲學家米歇爾·福柯被荷蘭哲學家、電視臺主持人方斯·厄爾德斯請到一起，完成了一次堪稱“世紀辯論”的辯論——有沒有一種獨立於經歷和外部影響的內在的人性？
他們的辯論在當代哲學家闡述各自哲學流派的辯論中是最刺激和最獨特的，不僅是這一點，這兩位高端知識分子共性之一是好辯論；這場辯論的核心是澄清兩人各自的學術理念，而這場辯論很快就拓展到了更寬泛的領域，涉及了歷史、行為學、創造力、自由、以及為政治正義所作的鬥爭。
以下為節選：
哲學家介紹：
- 諾阿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 世界著名的政治活動家、語言學家和分析學家，150種著作的作者。
- 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 世界著名哲學家、歷史學家。過去50年來對世界最有影響的思想家。他對權利、性行為和實施等的論述成為20世紀最有影響的著作。
- 方斯·厄爾德斯（Fons Elders） 荷蘭哲學家，自稱無政府主義者。
人性：公正與權力之辯人性（節選）
厄爾德斯：
女士們，先生們，歡迎參加國際哲學家項目的第三場辯論。今晚辯論的雙方是來自法蘭西學院的米歇爾•福柯先生和來自麻省理工學院的諾阿姆•喬姆斯基先生。兩位哲學家的觀點有同有異，要對他們進行比較，也許最好是把他們看作正在面對面地開挖同一座山，兩人所用的工具不同，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跟對方面對面地挖洞。
兩人的挖掘都富有創意，他們對哲學和政治懷有同樣的使命感，都在儘可能深入地挖掘。在我看來，這足以使我們期待這場關於哲學和政治學的辯論將是引人入勝的。
因此，我不再浪費時間，馬上以一個永恆的核心問題開場，那就是關於人性的問題。
從歷史到語言學和心理學，所有關於人的研究都面對這樣一個問題：歸根結底，我們是不是各種外在因素的產物，或者，我們儘管各不相同，但還是擁有可稱之為共同人性的東西，因為這一共同點，我們才能辨認出人和非人的區別。
如果是這樣的話，我想首先問您，喬姆斯基先生，因為您經常使用人性這一概念，在這種情況下，您甚至會使用“天賦思想”和“天賦結構”這樣的術語。您是基於語言學的什麼觀點，才會認為人性如此重要？
喬姆斯基：
好的，讓我以稍微專業一點的陳述開頭吧。
一個人如果對學習語言感興趣，那麼他會面對一個非常具體的經驗性問題。他面對的是一個有機體，一個成熟的說話者，就說是一個成年的說話者吧，他已經掌握了許多能力，表述什麼總可以達意，也能正確理解別人對他說的話，我想這可以恰當地稱之為具有高度的創造性……也就是說，一個人在與他人的日常交往中說的許多話都是新穎的，你聽到的話有許多是新穎的，與你的經驗沒有多少類似之處。顯然，這種新穎不是隨意的行為，在某種意義上，這種行為很難界定，要視具體情況而定。事實上，它具有的許多特徵我想可以稱為創造性。
那麼，一個人獲得了一系列複雜的、非常完整的、極為有效的能力——這一系列能力我們叫作通曉一門語言，這時，他要面對某一經驗。在其一生中，他要面對一定數量的信息，一定數量用語言表達的直接經驗。
我們可以研究此人得到的信息。之後，我們基本上都會面對一個清清楚楚的科學問題，即如何解釋這二者之間的差距，一個是孩子所掌握的信息，數量稀少、種類不多且質量退化，另一個是他從這些信息衍生出來的知識，它非常完整、高度系統化、極為有效。
而且我們發現，在某一語言中，不同的個體有不同的經驗，但所獲得的知識體系彼此卻非常一致。如兩個說英語的人基於截然不同的經驗，卻能獲得一致的知識體系，也就是說，一個說話，另一個絕大多數都能聽懂。
而且，更令人稱奇的是，我們發現在相當多的語言種類中，實際上在被認真研究過的所有語言中，人們從大不相同的種種經驗中所獲得的知識體系，其種類非常有限。
對這一非同尋常的現象，可能的解釋只有一種——我只能大概加以說明——那就是這一假設，即對個體通過零散而有限的經驗所最終獲得的一般性示意結構，甚至具體知識，個體自己作出了許多貢獻，事實上是相當大的貢獻。
一個人如果通曉了一門語言，那他就掌握了這樣的知識體系，因為他是帶著非常清晰而詳細的圖式（schematism）開始學習語言的。這一圖式告訴他，他正在學習的是什麼樣的語言。大致說來，孩子的學習必定始於一種知識，這知識當然不是指他聽到的是英語、丹麥語、法語或別的什麼，而是指他一開始就知道自己聽到的是一種人類語言，這語言嚴密、清晰，所允許的變化範圍很小。因為他從這一結構非常清晰、限制非常嚴格的圖式開始，他才能夠從零散的、退化的信息一躍而獲得非常有序的知識體系。而且我要補充一點，我們經過一定的努力，我想要經過很大的努力，就可以呈現這一知識體系的特性。我把這一體系稱為天賦知識或本能知識，孩子能把它運用於語言的學習。而且，經過很多努力，我們可以描述在他掌握了這一知識體系後，這一體系是如何在他腦海裡呈現的。
這種來自本能的知識——如果您願意，也可叫圖式——使我們能夠基於非常片面的信息而獲得複雜的知識，我認為這是人性的一種基本品質。我認為是一種基本品質，因為語言起到的作用不僅僅體現在交流中，而且體現在人與人之間表達思想、互動中。我認為，在人類智性的其他領域裡，在人類認知和行為的其他領域裡，一定也存在著同樣的品質。
這種圖式的、天賦組合原則的聚合，這龐大的體系指導著我們的社會行為、智力行為和個體行為，這就是我說的人性的概念。
厄爾德斯：
福柯先生，我想起了您的《瘋狂史》（History of Madness）、《詞與物》(Words and Objects)等幾本書。我的印象是，您是在一個完全不同的層次上進行研究的，而且目的和目標也完全不同。與人性（human nature）相關，我想到圖式（schematism）這個詞，您或許在研究不同歷史階段的幾個圖式。對此您是怎麼看的？
福柯：
嗯，希望您不介意我用法語，我的英語太糟，不好意思講。
的確，我對人性這一概念是有一點懷疑，理由如下：我認為一門科學運用到的概念或觀念，其內涵並非都在同一程度上，一般而言，它們功能不同，在科學話語中的用途也不同。就拿生物學來說吧。大家知道有些概念起分類作用，有些概念起分化作用，有些概念起分析作用：其中有些能使我們描述物體的特性，如“組織”這個概念；有些能分離出要素，如“遺傳特徵”這一概念；有些能明確關係，如“反射作用”。同時有些概念是在科學話語中，在論證的內在規律中起作用。但也存在著“邊緣性的”概念，科學實踐以它們來界定自己，以區別於其他學科，劃定自己的目標範圍，明確自己未來的總體任務。在生物學發展的某一階段，生命這一概念在某種程度上起的就是這種作用。
在17和18世紀，“生命”這一概念很少用來研究自然，當時，自然存在的分類，不管有生命的、無生命的，都放到一個很大的等級模式裡。這個模式囊括了從礦石到人類的所有物體，而礦石跟植物或動物的區別並不清楚。從認識論上看，唯一重要的是以一種不容置疑的方式把它們永久地固定在這一模式中的某一位置上。
到18世紀末，人們使用更為完善的工具和最新的技術來描述、分析這些自然存在，描述了物體的完整領域、完整的聯繫和過程，這使我們能夠界定生物學的具體特徵。我們是否可以說，對生命的研究終於在生物學這門科學中建立起來了？是否可以說生命這一概念是生物學知識體系的主要內容？我認為不是。我的看法是，18世紀末生物學知識發生了嬗變，一方面表現為一系列新的概念運用在科學話語中，另一方面，新的概念如“生命”能夠使我們從其他事物中明確、界定、定位某一類科學話語。我認為生命這一概念不是一個科學概念，它一直是認識論的一個標誌，在科學論述中而不是在他們所說的領域中起著分類、界定和其他的作用。
那麼在我看來，人性這個概念也同屬一類。語言學家發現輔音變化的規律，弗洛伊德發現析夢的方法，文化人類學家發現神話的結構，都不是通過研究人性才獲得的。在人類認知的歷史中，人性的主要作用是作為認識論的標誌，用以界定跟神學、生物學或歷史學相關或對立的某種話語。我覺得很難把它看作科學的概念。
喬姆斯基：
嗯，首先，比方說，如果我們能夠從神經網絡的角度來細化人的認知結構的特性，正是這種結構使得孩子能夠掌握複雜的知識體系，那麼我至少會毫不猶豫地把這些特性歸為人性的構成要素。也就是說，有些東西在生物上是先在的，不可改變的，不管它是什麼，它都是我們的智力發揮作用的基礎。
您把生命這一概念視為生物科學中的一個基本概念，並勾勒出其發展歷程，這我完全贊同，但想多講一點。
在我看來，我們可以就此例作進一步思考——既然我們談的是未來，而不是過去。人性這個概念，或叫作天賦的基本機制，或叫作固有的心智圖式或別的什麼，我覺得叫什麼沒有什麼大的區別，不過為方便起見，我們就叫人性吧。我們要問一問，既然我們已經比較令人滿意地回答了什麼是生命這一問題——也許這樣說有人會質疑，但至少生物學家心裡是這麼想的——那麼人性這一概念還會不會為生物學提供下一個需要攀登的高峰？
換句話說，準確而言，要描述孩子如何能夠掌握複雜的知識體系，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掌握這樣的知識體系後，他又如何能夠自由地、有創造性地、豐富多彩地運用這些知識，我們有可能給出生物學上的解釋或物理學上的解釋嗎？……從我們目前所掌握的物理學概念來解釋做得到嗎？
我們能不能從生物學角度，最終從物理學角度來解釋一個人先獲得知識，然後運用知識的這種特殊能力呢？我真的沒法相信我們能做到這一點。換句話說，這是科學家的一個信念，他們認為，既然科學能夠解釋很多其他的事情，當然也能解釋這一點。
也許我們可以以17、18世紀為例來更寬泛地闡述這一點。
喬姆斯基：
呃，首先，我想我不是以一個科學史家或哲學史家的身份來理解古典理性主義的，我這個身份大不相同，他有一定的科學知識，想知道在更早的時期，人們是怎樣逐步把握這些知識的，而他們有可能並不知道自己在朝著這些知識摸索。
因此，也許可以這樣說，我不是從古文物研究者的角度來看歷史的，古文物研究者感興趣的是發現和準確解釋17世紀的思想是怎樣的——我並不想貶低這一工作，只是說明這不是我的工作——這麼說吧，我是從一個藝術愛好者的角度來看歷史的。藝術愛好者看17世紀，是想知道其中有些東西具有某一價值，因為他從這一角度去看，就能夠部分地把握這些價值。
我想，在不反對其他方法的前提下，我的方法是有道理的，也就是說，基於我們當前的理解，我們完全有可能追溯到科學思想更早的階段，瞭解過去偉大的思想家在當時條件的限制下是如何在不知不覺中逐步形成這些概念和思想的。
例如，我想任何人都能對自己的思想進行這樣的思考。不去和過去偉大的思想家比較，任何人都可以……
厄爾德斯：
為什麼不呢？
喬姆斯基：
……看看……
厄爾德斯：
為什麼不呢？
喬姆斯基：
好吧（笑），任何人都可以想一想他現在知道的，問一問二十年前他知道什麼，就會明白二十年前他是以某種模糊的方式摸索著他到現在才明白的東西……如果他走運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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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與安全小編的TIPS：基於這場辯論，產生了一本書，名為《喬姆斯基、福柯論辯錄》。我們公號不做廣告，所以只廣播一下書名，偷偷地推薦給語言學愛好者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