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春秋戰國時期是我國曆史上第一次文化之間的激情碰撞、相互交融，思想激烈交流，最終匯成諸子百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將中國傳統思想精華傳承下來。“諸子百家”的燦爛，“稷下學宮”的繁榮，這一切都源自於西周禮樂制度的崩壞。這樣說來，西周禮樂是壓制了文化與思想的綻放嗎？並不是這樣，否則，孔老夫子也不會一生都致力於恢復“禮樂”。
周禮並不是憑空被創造出來的，它是西周統治者們繼承並改編殷禮得來的。所以，這根源還是在殷禮中。
一．周禮的起源：周因殷禮
無論是制度還是技術，都要經歷一個由簡到繁、由繁至簡的必經過程，這是一切事物的客觀發展規律，禮樂制度自然也是如此。
禮，從《說文解字》中來看，有著祿、福之意，也就是說，禮與祭祀之間的關係是十分密切的。從繁體來看，禮字的右半部分是一個“豐”字，而經過王國維先生的新解，“豐”作為一種鼓的名字已經得到了廣泛的認可，而鼓正是古代諸多禮儀活動中的代表物之一，由此可見，在古代，禮、樂是分不開的。
通過現代出土的諸多商周遺址中的出土文物來看，“樂”在禮之處佔據著某種重要的職能和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一件事，“禮就是以禮器和樂器相互配合以事神致福，這可能就是禮的原初含義。”也是因為如此，我們可以猜想到，“樂”在“禮”中能夠佔據如此重要的地位，並事實也正是如此。但是，為何“樂”會在這個以“禮”為基準構成的社會中佔據如此重要的地位呢？
在早期文明中，巫術主導著整個社會，由於沒有成熟文字的出現，使得聲音無論是作為交流媒介還是具體內容都十分的重要。而聲音本身又具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神秘色彩，所以對於古人來說，“聲音崇拜”是他們“萬物有靈”崇拜中十分重要的一環。聲音經過某種規律化的加工、定型後，就可以在某種特定的場合下作為特殊的工具使用，甚至可以放大為“通神”的媒介（最典型的對例子請參照薩滿）。賈湖出土的龜鈴、骨笛等都證實了上述的這些觀點，由此我們可以知道，至少在賈湖人的時代，“以樂通神”就已經成為了他們的主要祭祀活動。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會非常不自覺地、十分口語化地將“唱歌”和“跳舞”組合在一起，這並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特徵，而是自古以來的一種傳統。德國社會學家格羅塞在談論原始時代的聲樂與舞蹈時曾說過：“他們從來沒有歌而不舞的時候，也可以反過來說從來沒有舞而不歌的”。音樂和舞蹈從來都是“一個自然的整體”。所以，樂和舞蹈共同構成了禮，成為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並且隨著宗教的發展、社會的進步與完善，儀式成為人們生活中至關重要的一部分，禮樂的地位更加得到提升。
這種“以樂通神”的方式延續到商周時期，並且越在後期越是得到完善，並且被賦予了更深層次的含義。
禮樂從一種活動變成一種制度，宗法制和分封制的加持下，在“絕地天通”的外部環境條件下，經過商朝逐漸發展至完備的最後準備，直到西周時期，禮樂制度正式從“原始宗教”的禮儀轉變成社會階層的評判與決定作用的根本制度。
二．殷商禮樂的發展：祭祀盛行產生禮樂
殷商時期的文明已經發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各個方面都已經很是成熟，特別是祭祀這一環節。商代社會，祭祀活動是人們生活中的核心，最重要的自然是祭祖，但對於自然萬物的祭祀也是必不可少的。這些大型祭祀活動主要是貴族，平民的生活同樣被祭祀填滿，只是規模上的不同。在進行祭祖時，輪番的“周祭制度”使得環節冗長，儀式複雜，且十分頻繁，名目眾多。這樣大規模的、群體性質的祭祀在整個人類發展進程上都是難得一見的。
而殷商時期祭祀之興盛，與社會階層的構造是分不開的。官制、嫡長子、婚葬等等各種制度，都成為禮制的一部分牢牢被祭祀所掌控，這也使得禮制在殷商就已經發展至幾近完備。
商朝時期的觀念與西周之後的十分不同。我們傳統認知中，對於新的統治者的基本評判標準分為兩大部分，一部分是德行，還有一部分是智慧與能力。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評價人的時候，前者所造成的的影響往往大於後者，甚至隨著社會發展越來越成熟，前者所佔的比重也越來越多，人們也總是推崇“賢德之人”，特別是君王的更迭上。但是殷商時期並不是如此。殷商時期帝位的繼承無關乎個人的德行、智慧，而是神權的授予，也就是西方國家所經歷的“君權神授”。商人對於鬼神的信奉與狂熱是遠超現代人的想象的，“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簡簡單單一句話，將商朝神權賦予王權之間的邏輯關係與地位理清的明明白白。所以，上至君主，下至平民，人們生活中的一切都需要經過祭祀、占卜出結果後再做出決定與具體行動。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禮樂飛速發展。
三．周禮對殷禮的繼承改造：君、神、人關係的重塑
到了西周時期，禮樂制度隨著改朝換代也被更改，但是毫無疑問的是，其地位隨著西周王室王權的確立水漲船高，最終成為了構成整個社會的基本制度。
西周時期的禮樂制度與殷商時期最大的不同就是君、神、人之間關係的轉變。殷商時期，禮樂作為一種輔助用具，是君與神之間溝通的媒介，它的存在沒有那麼絕對的必要性。
而到了西周，禮樂成為了一種標準，一種德行的體現，起到了價值尺度的作用，地位自然非常崇高。1.宗法繼承製
禮樂制度的核心之一就是宗法繼承製，而宗法繼承製的核心其實就是嫡長子繼承製。嫡長子繼承製在商代時就已經出現，但是並沒有作為一種標準被確立下來，是到了西周時期才成為一種公認的制度的。西周初期，改朝換代尚未完全完成，西周統治者們需要推出一套與商朝不同的、全新的標準，來穩定整個社會。
在周初天下剛剛平定下來，禮樂草創、制度尚未完善的時候，周公功成身退，擔任攝政王治理好河山後還政成王，通過自身的實際行動，將“立嫡”這一原則真真切切的確立了下來。《公羊傳·隱公元年》曰：“立子以貴不以長，立嫡以長不以賢”，這樣的制度確立下來，無論是王室傳位還是貴族、百姓的家業繼承都有了一個實實在在的秩序，所以比起確立家傳、世襲，早期嫡長子繼承製的確立對於整個社會的穩定、防止動亂暴亂都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2.分封制
分封制則是在宗法血緣制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周天子依照“親親”“尊尊”的原則，將偌大的疆土逐一分封給諸侯王，諸侯王又會將自己的領土分給大夫，大夫也會分給自己的家臣，血緣關係則是大部分情況下施行順位分封和繼承的最大憑據。一系列的分封配合上相對嚴謹的朝聘制度，這就形成了一個以姬姓王室為核心、諸侯國屏藩周室的政治格局，事實上也確實是分封制使得早期西周政治格局穩定下來，並且在之後兩百多年間，分封制使得周天子對於各諸侯國之間的約束力和控制力都是極強的。
這種分封制對於各諸侯國之間的強大支配力，更主要的原因是血緣關係所鑄造一張網。依靠血緣關係所劃分的嚴謹的等級關係，政治關係與人倫關係緊密結合，使得整個西周社會等級森嚴但又親情柔和，人們對自己的身份地位有著明確的認知與界限，但彼此之間相互尊敬、謙卑有禮，這也就無怪乎孔老夫子終生試圖恢復西周時期對的禮樂制度。
3.民神關係的重新定義及“德”的確立
西周時期的禮儀制度與商朝最大的不同就是對於“德行”的認知與看重程度。殷商時期，德作為一種新興出現的標準，並不列入嚴格的考量標準，人與神之間也是具有十分嚴格的界限。商朝並沒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認知，恰恰相反，商朝是一個十足的神權社會，帝王只是神在人間的代言人，帝王的更改全部聽憑神明的旨意，百姓更是神的子民，一切都需聽從神明的安排。所以在殷商時期，帝王就是一個工具人，神才是真正主導一切的存在。
西周時期，由於思想的變更和制度的重新確立，“神、王、人”三者之間的關係被重新定義。神依舊是人們生活中十分重要的存在，但是其實際地位已經從實際的、虛無的領導者變成了一種吉祥物一樣的存在，而這根源則是源自於“德”的確立。人們憑照“德行”選出合適的領導者，“德”成為最重要的衡量標準，虛無縹緲的“神的旨意”僅作為一種參考，不再起著決定性作用。也是從這時開始，人的性質與地位逐漸被重新定義。
4.對官職體系的改造
西周所繼承殷商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官制的繼承，並且以殷商的官職體系做基礎，西周重新改造後的官制體系更加的系統且全面。而這個新的體系，則是完全依附於禮樂制度之下，這種制度實行起來，主要的內容就是各種禮儀規範，以祭祀為核心。
四．結語
對於周人來說，禮樂制度是他們生活的依存、憑證與核心，上至天子下至奴隸，所有人都被嚴格的限制在禮樂制度之內，並且將這種制度滲入思想道德教化的過程中，培養出了“自省”、“謙卑”等諸多美德。
但是同樣也是因為禮樂制度的存在，禁錮了人們思維，秩序變成循規蹈矩，人們的思想被固定，沒有創新，沒有突破。
參考書目：
[1]陳戍國：《從“周因殷禮”到“周文鬱郁”》，湖南大學學報，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