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艾朗諾
錢鍾書先生1979年到美國去的時候，我見過他一面，我在哈佛大學的老師方誌彤教授，是錢先生在清華大學讀書時的好朋友。中國“文革”的時候，海外盛傳錢鍾書被鬥死了，錢先生見到方教授便引美國幽默小說家馬克·吐溫的名言笑說：“The reports of my death are greatly exaggerated.”（“報告我死亡的消息實在太誇張了。”）錢先生那天用優美典雅的英語和我們交談。他走後，方教授極力鼓勵我用英文翻譯出版不久的《管錐編》，我沒有全部翻譯，選譯了大約五分之一，1998年由哈佛大學出版。
翻開《管錐編》，我們起初會感到眼花繚亂，它的段落非常長，沒有小標題，除引述了中國各朝代各體裁的文章外，還大量引用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希臘文、拉丁文，以及英文的材料。可是心情稍微定下來，對它艱澀的文字稍微習慣後，就會感到眼前的文體似曾相識，為什麼呢？因為《管錐編》承襲了清代札記的傳統。我們可以說，《管錐編》的前身，包括顧炎武的《日知錄》、錢大昕的《十駕齋養新錄》、王念孫的《讀書雜誌》、俞正燮的《癸巳類稿》和陳澧的《東塾讀書記》，基本上同是中國古書的讀後記。《管錐編》裡的讀後記和這些清代札記裡的讀後記篇幅相若，作者學問淵博，圍繞著文本里某一句話或者某一個意象，隨意旁徵博引，申述自己對經書、文學、政治、思想史、制度史、文字學、社會風俗各方面的見解。
如果說《管錐編》承襲了清代札記的傳統，那麼除了引用東西方文獻外，它與清代札記有什麼分別呢？首先要問，這些讀後記所討論的文本是否一樣呢？我們發現《管錐編》討論的文本的範圍，有異於清代札記。
清代札記普遍的結構是，開始時順著傳統經史排列寫下來。後面則不依照文本，隨意專題發揮。錢先生的《管錐編》涵蓋了十種古書，大體說來從頭到尾都順著文本寫。選擇的文本，除了《周易》和《詩經》外都很特殊，不選《春秋》而選《左傳》，《尚書》、《禮記》、《周禮》一概不談，討論《史記》而不討論曾被不少人認為比《史記》優越的《漢書》；後一半專門討論《太平廣記》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我們知道《太平廣記》收集的是《太平御覽》沒有收入的志怪小說，不但不是經典，而且屬於下層社會，清代學者很少研討它，更不會把它與經書並排在一起；《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雖然收羅了不少名作，但內容龐雜，很少有清代學者把它當作一部著作研究。錢先生竟然把這部成於清代的集子逐篇研討，一方面是因為他關注的主要是文學和美學，另一方面體現了其獨特的思考方式。錢先生試圖在這些瑣屑的篇章內，找尋相關的思想與價值。他一向對經過系統化的思想存懷疑的態度，特別喜歡挖苦各種理論，這點大概是他和清代學者最大的差別之一。
很大程度上，《管錐編》可以說是錢先生和清代學者一場很長的對話，錢先生對清代學者的學問是折服的，但對他們很多做學問的方法不滿，認為他們常常文學和歷史不分，不明白文學的“真理”有異於歷史的客觀事實；他又覺得清代學者評估古人時，往往過於注重著作而不審視這人的整體言行，及當時的政治社會環境和同時代的人的評語，他主張所有的資料都要兼顧，資料本身互相矛盾時，也不能為方便起見自圓其說；錢先生還批評清代樸學提倡一個一個字推敲地讀經書，他認為逐字解釋有嚴重的侷限，尤其遇到有關情感的詞彙，聰明的讀者必須考慮到整個語境，才能明白作者的原意。這可以說是錢鍾書對清代樸學的一種補正。
錢先生與清代學者最大的不同，當然是他懂得看西方文字，熟悉西方的文學傳統。他談到古書某一句話、某一個意象，或某一種概念，可大量舉出西方文學中相似或相反的話語或概念，他不時用西方例子來反駁清代學者的論點，或引用來做佐證。一般來說，錢先生選定了要討論的段落某一個意念或意象後，便徵引中國文獻中相似或相反的例子，再徵引西方文獻中相似或相反的例子，最後做出結論。
我們把錢先生引述的外文著作和中文著作相比較，會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他援引的外文著作古代當代的都有，而中文則不提“五四”以後的理論或例子，當代的更是一個也沒有。
我們知道錢先生著手寫《管錐編》，是1971年開始的，那時“文革”還沒有結束。我們要問，他決定寫《管錐編》，決定怎樣寫，和“文革”有沒有關聯？
錢先生在1942年寫《談藝錄》的序時，提及當時的中日戰爭，說“談藝錄一卷，雖賞析之作，而實憂患之書也”。接著說：
既而海水群飛，淞濱魚爛。予侍親率眷，兵罅偷生。如危幕之燕巢，同枯槐之蟻聚。憂天將壓，避地無之，雖欲出門西向笑而不敢也。銷愁舒憤，述往思來。託無能之詞，遣有涯之日。以匡鼎之說詩解頤，為趙岐之亂思系志。
匡鼎是前漢一位學者，據說他講《詩經》會令人開心地笑；趙岐為躲避敵人有三年在朋友家生活，有人說他的《孟子注》就是那個時候寫的。錢先生在戰亂的時候寫《談藝錄》是要學匡鼎和趙岐。
恰恰30年後錢先生《管錐編》的序怎麼寫呢？這序非常短，以下是全文：
瞥觀疏記，識小積多。學焉未能，老之已至！遂料簡其較易理董者，錐指管窺，先成一輯。假吾歲月，尚欲賡揚。又於西方典籍，褚小有懷，綆短試汲，頗嘗評泊考鏡，原以西文屬草，亦思寫定，聊當外篇。敝帚之享，野芹之獻，其資於用也，能如豕苓桔梗乎哉? 或庶幾比木屑竹頭爾。命筆之時，數請益於周君振甫，小叩輒發大鳴，實歸不負虛往，良朋嘉惠，並志簡端。
一九七二年八月
全文無論對外在的環境或他自身的光景都一字不提，只曲折地表示時局不好，因為“豕苓”“桔梗”都是用來醫病的。雖然他以敝帚野芹代表自己的文章，說對時勢完全無補，可是有心人若仔細查一查，就發現所謂“木屑”“竹頭”並不像乍看下那麼沒有用，因為典出自《晉書》陶侃的傳。陶侃監督造船的時候吩咐所有的木屑和竹頭都不準丟，保存下來，別人多年後才明白陶侃的苦心，有一次舉行朝廷大典時地上全是正融化的雪，木屑正可派上用場，竹頭則在建造另一些船的時候當釘子用了。
錢先生寫《管錐編》時候心情如何，他在1993年另一篇序裡才透露。這篇序雖然用中文寫，國內也許很少人看到。德國女學者Monika Motsch要出一本討論《管錐編》與杜甫的書，請錢先生替她寫序，錢先生的序是這樣寫的：
在中國，交通工具日漸發達，旅遊事業就愈來愈興旺，所謂“比較文學”也幾乎變成了它的副產品。語言文字的挑釁性的障礙彷彿隨著山川陵谷的阻隔一起消失了。
“三十年為一世”，四十多年前真如隔了幾世。那時候，對比較文學有些興趣的人屬於蘇聯日旦諾夫欽定的範疇：“沒有國籍護照的文化流浪漢”。他們至多隻能做些地下工作，缺乏研究的工具和方便。《管錐編》就是一種“私貨”，它採用了典雅的文言，也正是迂迴隱晦的“伊索式語言”。這個用意逃不出莫芝博士的慧眼。
這裡，錢先生直爽地說到他用典雅的語言，迂迴隱晦的方式，是故意要讓一般人看不懂，因為這東西是“私貨”。他說的“日旦諾夫”今譯為日丹諾夫，是蘇聯斯大林手下專門對抗知識分子的高官。錢先生這裡把《管錐編》定位為比較文學。1948年，蘇聯作家協會會長亞歷山大·法捷耶夫，在日丹諾夫的指導下批鬥剛出版《普希金與世界文學》的猶太裔作者Isaac Nusinov為“沒有國籍護照的流浪漢”。因為Nusinov竟敢搞比較文學，把普希金的作品和其他國家的文學作品相提並論。後來蘇聯的領導人常常用這句話批評對中央政府不夠“忠實”的知識分子。
我們要問，錢先生在《管錐編》裡，有沒有批評“文革”呢？直接批評當然沒有。但他在第二集討論老子那一章裡，批評老子刻意扭曲文字的意義，又反對老子的愚民政策，讓我們不禁聯想到當時“文革”的各種現象。
當然，《管錐編》還有與當時的政治運動完全無關的種種方面。它用新觀念解釋古經書，補正清代學者的缺點，還對比較文學、比較美學、比較思想史有豐富的貢獻。
艾朗諾，Ronald Egan，1948年生，美國人。美國斯坦福大學東亞語言文化系主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古典文獻學、宋代思想史、美學以及文人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