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礪鋒先生在《論杜甫的文化意義》中說：“由於仕途顯達的人只能是極少數，所以如果以他們為楷模，讓一般人去仿效的可操作性是不大的……杜甫在仕途上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失敗者，在人生道路上也可算是一個命途多舛者。杜甫的命運正是一般人所容易遭遇的，既然杜甫能夠在如此的平凡人生中完成儒家理想人格的建樹，那麼當然會使人產生‘有為者亦若是’的聯想，從而增加修行進德的信心。”
杜甫這一生“奉儒守官”，有著以“仁”為核心的愛國濟民思想，當然也有濟世的抱負。但他確實未能在廟堂有所作為、在政壇有一席之地。說起來，杜甫的性格也並不適合投身政治，他有強大的共情能力，溫和敦厚，而政治是多方博弈和取捨，就此而言，他太柔軟。
為什麼說柔軟呢？
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
不圍困窮寧由此？只緣恐懼轉須親。
即防遠客雖多事，便插疏籬卻甚真。
已訴徵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
（《又呈吳郎》）
他勸吳郎：你不要築起籬笆，這樣西鄰婦人就沒辦法來打棗了，如果不是因為窮困到極致，誰又願意跑來偷棗呢？
更別提“三吏”“三別”中以泣血的文字勾勒出飽受戰爭摧殘的百姓群像：
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腸。
誓欲隨君去，形勢反蒼黃。
（《新婚別》）
老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
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
（《垂老別》）
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
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
（《石壕吏》）
當權者往往需要明白，利益衝突，特別是涉及生存資源的利益衝突，是無法調和、兩全的，只能權衡，兩權相害取其輕，勢必有犧牲、流血，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而如此深刻體會著黎民之痛的杜甫，沒有辦法將自身情感與之阻隔，也就無法抽離。
除了柔軟，杜甫也聰敏而清醒，比較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飲中八仙歌》。杜甫形象地描繪了八位酒徒的形象，他們放縱不羈的行為躍然紙上，但程千帆先生在《一個醒的和八個醉的——杜甫，札記》一文中已經指出：“這群被認為是‘不受世情俗務拘束，憧憬個性解放’之徒，正是由於曾經欲有所作為，終於被迫無所作為，從而屈從於世情俗務拘束之威力，才逃入醉鄉，以發洩其苦悶的。”換句話說，這被認為與魏晉率真、任誕、清雋、通脫相一致的氣度，另一面，未嘗不是被主流權力階層拋棄後而產生的對內心苦悶的消遣——是我不想被俗務所累。
“杜甫在某一天猛省從過去到當前那些酒徒之可哀，而從他們當中遊離出來，變成當時一個先行的獨特存在。”
仕途和主流圈不接納他，但他的理想和抱負還在。他接納了現實和痛苦，依然關心著民生疾苦，用自己的微薄力量，體察、感知著黎民之苦，踐行自己信仰的“仁”。這份文人的悲憫之心，隨著時間流逝，消弭了戰爭、政治、磨難帶來的冰冷和堅硬。他的作品向我們展示了官修正史不會提及的民眾，讓我們清晰地看到普通人的生活，某種程度上，這是一種“見天地，見眾生”。從這點上看，杜甫又是強大的。
“綿延五千多年的中華文化雖然博大精深，在物質形態與精神形態上都使人有觀海難言之感，但是她最重要的積澱則體現在中華民族的文化性格上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