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的齐梁文化风盛行，诗歌得益于各大民族的流动和接触，使得北方和南方各种文化相互交融并从中诞生了新的诗歌文体。在文化学术方面，更是推行博闻强记之风，文人墨客无不以引经据典为傲，而由此也导致了其文学创作引经据典太多，成为中国诗文化中一面鲜明旗帜。而南朝交游之风盛行，士人交游对象广泛，交游范围极大，交游之频繁密集远胜于各个朝代，而对于他们的交游对象只要细加研究，就可以看出南朝士人当时所处的社会形态、人们的价值取向。
齐梁士人的隶事游戏盛行，靠着引经据典就可以名扬天下
对于古代的文人墨客而言，高谈论阔、辨经论道的场所极其之多，田野、山涧、亭台、楼阁都是文人聚会的绝佳场所。而南朝恰是一个隶事之风盛行的朝代，这其中尤以齐梁时期的隶事发展达到顶峰，创作了大批隶事形式的文章和诗作。
隶事即为文人聚会时以故事来交谈，看谁引经据典更多的一种娱乐活动。简单来说，这就是一场比拼记忆力的游戏，看谁读的书多，记得书多，谁就可以成为最后的赢家。文人之间较量的仅仅是博学和记忆程度罢了。
隶事之风兴起于王俭，据《南齐书》所载，其幼年时就喜爱读书通常可以做到“专心笃学，手不释卷”，在其成年后，二十二岁就撰写了《七志》四十卷，献于朝廷后，做到了吏部尚书的位置。而他的记忆力好到“朝仪旧典, 晋、宋来施行故事,撰次谙忆,无遗漏者。所以当朝理事,断决如流。每博议引证,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无能异者”。而凭借着这一天赋，每次隶事游戏时往往都战无不胜，自然就喜爱隶事这样的游戏。
而当时非常有名气的“竟陵八友”，也是喜爱王俭常奔走于王俭门下，由此隶事之风一起，借助各大官员府邸的幕僚和宾客，扩散于广大士林之中。就连当时很有名气的梁武帝萧衍在尚未即位时就常常参与其中，在即位后更是对于隶事一事乐不思蜀。而从幕僚到官员再到帝王的隶事之风，也直接影响了文人雅士的聚会方式，由此隶事游戏之风越演越烈。
齐梁士人的学风与文化看似自由，实则还是掌权者手中的棋
如果说仅仅是觉得能够引经据典，就可以平步青云，那就痴心妄想了。事实上，在隶事之风盛行的背后依然有着明确的阶级文化制度，从前文中可知，隶事之风的兴起绝对不是文人墨客的主要功劳，最主要的还是官员的推行和当朝者的喜爱。
《南史·刘峻传》“武帝每集文士策经史事,时范云。沈约之徒皆引短推长, 帝乃悦,加其赏赉。会策锦被事,咸言已罄。帝试呼问峻。峻时贫悴冗散,忽请纸笔,疏十余事。”
萧衍的文化素养确实不低，但与范云和沈约相比，无论是学问还是文章都略有不及，心中多有遗憾。所以在其即位之后，又多次带领贵族骄子和其聚会，一争长短。而另外两人深知其心性，所以可以收放自如，博取欢心。而刘峻不懂深浅，御前争名，让皇帝丢了面子，自然招到厌恶，致使其纵身不能得志。
所以当隶事成为帝王的游戏时，就不再是简简单单的文人雅士之约，而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而在这场战斗中，文人墨客能够不漏痕迹的保持不胜就已经是小胜了。更何况，古代的文人墨客更是有着极高的文人风骨，很多文人只因偶尔的真情流露，才学展现过多，就遭受到各种刁难。
不过也正是因为文人遇到了萧衍这样一心喜爱文学才艺的君主，所以才会使得齐梁的博学之风盛行，而齐梁的隶事作为一种纯记忆力对抗的博学游戏也是历史上较为罕见的，而南朝士人推崇博学所带来的引经据典的文化成果，自然也非其他任何一个朝代所能相比。
齐梁士人的齐梁新体诗出现，引领时代潮流的同时也成为诗史上的一颗明珠
齐梁新体诗的出现离不开文人沈约的“八病”理论，也就是在作诗时对于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这八种弊病应该尽量避免。但是这八病的规定想要完全避免非常艰难，所以基本上很多律诗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违反。因这种律诗已经将声律和对偶进行了融合，所以也就成了具有格律的新体诗。而由于这种诗体诞生于齐武帝萧赜的永明年间，所以又称永明体。
而新体诗所要求的声律和用韵已经非常考究，所以对于晋宋文人所做的过于艰难繁涩的诗的语言进行了规整。所以诗的篇幅进行了大幅度缩短，句式也趋向于定型，五言诗渐渐成为主流。在加上当时所追求的博学之风，使得当时的律句中出现大量的典故。整体诗风从沉重呆板转变成圆润易懂。在创作上，要求更高，整体构思巧妙，诗的意境得到极大发展。
而诗体的创制成功后，如何进行推广也是一大难题。而沈约却刚好有这个能力，毕竟沈约旁边的好友都是诗作大家，再加上萧衍的诗作和诗才广为流传，所以在他们的带动下，新体诗得到了大量的相应和使用，虽然八病的毛病无法完全规避，但大量的集体赋诗，即推动了新体诗的流传也使得齐梁诗作得到了补充和发展。
齐梁时期交游之风盛行，皇室文化的体现——宫体诗
齐梁时期的代表性人物“竟陵八友”就非常喜爱交游，在选择上上到皇亲贵族下到中下层小士族均有交往，总体交游呈现出广泛性和阶级性。在八游的交游中，皇室所占比重超过30%，这个数据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南宋以来士族特权的逐步下降和皇室贵族对文化的重视，而且从侧面说明了中下层士族在为官一道上对皇室成员有天生的依赖性。这个时期的皇家同时拥有着政权和文化代表的双重身份，这也是竟陵八友选择与其交游的重要因素之一。
自南齐起，皇室成员皆爱好文学同时具有很好的文学修养，同时有大量宫体诗流传。萧道成有《群鹤咏》“八风儛遥翮,九野弄清音。一摧云间志,为君苑中禽。”，借群鹤本应飞行万里声传九野来暗喻自己也如这苑中所养的群鹤一般苦恼，寄托自己渴望挣脱朝廷之束缚，却因身不由己受到召回而不得不做起了“苑中禽”。
但是这只是诗人所想，在历史上，萧道成在《南史·齐本纪》被称为“喜怒不形于色，深沉静默，常有四海之心”，所以想要真正了解一个人，还是需要多加分析才能知其全貌。而萧道成的儿孙们也是满腹经纶，儿子萧赜有《估客乐》诗，孙子箫子良有集四十卷；箫子隆有集七卷；萧长懋有集十一卷。皇室对于文化的偏爱即促进了文学方面的进步，也加速了皇室与士族之间的交游。
而在诗歌方面，宫体诗可以说是齐梁皇室文化的成果展现。宫体诗是在永明体诗歌的基础上进行演化而出现的一种新面貌诗体。宫体诗的内容以艳情和咏物为主，在形式上更为精巧华美，其诗用词华丽情调缠绵，追求一种文学之美。而宫体虽是因萧纲为东宫太子时所提倡而放大，但创始人则是他的老师徐摛。
宫体诗在分类上大致分为两类：描绘和表现。描绘一般刻画的多是女子在体貌、着装、歌舞之姿方面的美，而表现则多是集中于写人物在喜怒哀乐方面的情感，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
总的来说，文人交游，以文会友在那个朝代都有所体现，交游本身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就好像赵翼《瓯北诗话》所言：“士当穷困时，急于求进，干谒贵人,固所不免。”这就很好的反应了当时齐梁交游之风的问题，大多为“利”交，为势交。虽说“天下熙攘，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但交游者一旦皆“利”而交游，那么当权势变化时，文学创作的局限性就一览无遗了。
齐梁时期上层统治者对文学的偏重与钟爱，使得士人借助交游这个平台，就可以进入皇室和当权者的视线中，很多士人都凭着才学而获得了名望和提携，为士人交游提供了上升渠道，这也是南朝士人交游兴盛的外在条件。但交游本身应该是士人内在心理寻求自我需求的一种体现，在阶级的干扰下，士人交游的目的变得过于功利性，也使得原来的门阀士族制度在不断衰亡，新的皇权政治不断得到加强，不过这也使得整个朝廷多是同道中人，而非各抒己见，各大官员对于非同道中人多采取打压政策，发展性不足。
参考文献：
《南史》
《瓯北诗话》
《南齐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