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目前中国的教育体系和法律资质管理，律师不是，未来也不会是精英。
为何西方律师群体的精英感那么强？以美国为例，要成为一名律师，首先需要有本科学历，通常还会有一定的工作经历，接着得能拿出一大笔钱通过激烈竞争去读录取名额极少的法学院，拿下JD学位（少数几个州例外），才能去考Bar——美国的法律执业资格，最后才能正式执业、跨入律师群体。
这意味着，美国的律师通常已经过了“很好的本科学历与工作背景+比较有钱+名校科班研究生+资质考试”这些条件的筛选，能入围的本身就是一个小规模精英群体。而具有共同身份认识的法律俱乐部成员都致力于让小群体中的每个人都有一块更大的蛋糕：一方面通过架设并维持这么一个高门槛，使律师阶级的供给量受到限制，造成理想的供需局面，这是主要能谈的；另一方面，则是这个群体拥有能力和话语权来左右蛋糕的划分，可以把蛋糕做的足够大——美国的“人均律师”数量其实比中国高，但能分享到的资源量却远大于这个数量差，后面会提一下。
而在中国呢？法考改革前，一个三本甚至自考本科、来自任意专业、没有任何职业经历的应届生，都可以通过一次考试获得律师资质，然后经过一年挂职，就可以成为一名执业律师。
根据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即使这个职业真的有任何超出其他行业的回报，那么也会马上被蜂拥而至的人群填平——尤其在长久以来律师资质唯一实质门槛就是本科学历的情况下，从而供需形势改变，人均资源和回报水平被拉低，直到行业变得不再有吸引力回归平衡。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各地律协制订的旨在保护律师行业最低回报水平的指导收费标准，在大部分地方却根本无法执行。对一个地方小所的普通律师来说，别说想按标准来收咨询费，就是一张口提要收钱，马上就会有二十个愿意免费提供服务的律师把门给踏平，而司法界也没有力量来“救济”这种处境。
那么中国的律师有办法成为一个精英阶级吗？当然还是有的，但在目前这样一到春季成群结队背景各异的在校生手持法考漫天投简历，甚至还愿意倒贴钱去打小黑工的形势下，显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已完成的法考改革是第一步，把律师资质收归受过科班法学教育的人群，人为收窄供应端，提高门槛，缩小律师圈“自己人”的来源规模，就是这么一个思路。
接着是改变资质管理体制。中国历史上唯一真正存在过的精英考试，是2004-2014十年间的保荐代表人考试，因为较高的参与门槛以及严格受业务单数限制的注册管理，让这个群体在资质设立后只有几百到上千人，维持在签字资格对应的市场刚性需求线以下，导致保代资质被拍出天价。现在投行的小朋友可能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干着民工活儿被称为精英阶级，但经历过“几十万考试奖+百万注册费+百万签字费+每月大几万保代津贴+额外在会津贴”那个最疯狂时代的初代老保代才明白一纸考试财务自由的含义。
而为什么现在保代变得不那么值钱了？因为协会大大降低了参与考试门槛，加上一项目一协办制度下保代数量的自然增长累积，让供应量越过了平衡线。虽然目前注册保代总数只有4000人左右，相比其他职业依然可谓稀缺，但已足够应付市场每年的需求量，也就是说市场从客户抢保代的签字权（上市通道），变成了大量投行去竞争每一单业务，导致保代资质迅速贬值。如今券商投行界已经砍掉了大部分保代福利，能象征性每月给个两三万津贴的都是老牌投行脸面上最后的倔强了。
而香港的保荐代表人群体却通过设置高注册条件，用严格准入控制分蛋糕人的数量，维持了一个稳定的利益阶层。双方这么多年来的业务实质没什么改变，保代资质含金量的变化却已天差地别，就是最好的对比。
所以律师想要成为精英阶级，首先需要律协能把法考（或单独剥离一个律师执业考试）变成一个很难去考、考过了也很难注册成为律师的槛，从而限制野蛮增长的供应量。比如：法学本科毕业+3年业界工作经历或者法学硕士才能参加考试，考试合格后需要参与承办X个中院以上案例或一定规模以上非诉业务才能申请注册成为律师，而申请需要提交全国律协核准，核准通过注册后才有类似于签字权的通道资源——能控制新增律师人口节奏才有可能维持整个阶级的人均资源与回报水平。
至于考试本身，想要通过应试难度来限制中国考生恐怕很难，毕竟没有哪个职业考试比我们未成年时参加的高考需要投入更多精力、智力了。但可以从考试制度下手限制每年通过资质考试的人数：
比如像CPA分6科加综合考试行不行？现在一级市场学生人手法考比CPA还普遍，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考试时间跨度。新法考主客观分卷有那个味儿了，但最好不能同一年参加，然后客观也为分刑法刑诉/民法民诉/行政法/理论法/民商法等多科，最后加一门可以主观把控的综合申论，避免随便一个学生就能花几个月功夫一下通过门槛考试，从而使法考资质受到大量突击备考者冲击贬值。
又比如像CFA一样，大大提高收费、逐级提高需要实务参与的深度行不行？每级报名费一万元起，最后一级均设为业界制度深入讨论、实务操作题，如此能吓退相当部分一时兴起考个证凑热闹的外行，并将资质考试拖入需要一定资历的职业阶段，以筛选应试人群。或者不把从业门槛抬得太高但将如破产重整管理人、上市公司核心业务法律意见这样的大蛋糕拿出来作为“高级从业者”的奖励，构造一个稳定行业利益分配体系的同时解决动力问题，一举两得。
更理想的是和教育接轨，像美国那样用高收费、少录取量的JD学位代替目前国内大量存在的各类法本、学硕、专硕、非法硕等，以一个法律学硕和博士之间的新学位作为法考的门槛学历。至于社会上其他需要一般法务知识或法学理论研究的岗位，可以像美国那样通过区分LLM、JD、JSD达到——这也是最本质的方法，毕竟在美国珍贵的不是律师和医生，而是JD和MD学位。
不过换个角度，真的那么做了，中国的律师就能形成美国那样一个稳定的精英阶层吗？恐怕也难。
获取远高于其他行业的收入
正如我开篇说到的，美国“律师阶级”更强在做大蛋糕的能力，从而让一个相对大的“自己人”圈子能够尽享便宜。美国的律师不仅仅是从律师助理到管理合伙人在内的律所从业人员这个垂直群体，也是地方检察官（DA）、法官、理论界乃至参与立法的议员、制定规则的高级联邦官员的基础——从林肯、罗斯福到近年克林顿、奥巴马在内的多位总统都是由律师起步，律师出身的Bar群体在国家司法与行政核心系统里循环流动，所以能够形成一个紧密的团体，左右影响规则，共同摊好一张大饼。
但在中国，首先职业律师和体制内的公检法系统就是割裂的，学术界与二者都有联系却又互不搭噶；而整个司法体系的核心权力、资源通道却在政法委，从属于不相干的行政体系，连有基层法院、检察院工作经历的政法委书记都很少，更别说这些司法界执掌者会和律师群体有什么别样关系；至于立法和行政规章的制订，更是律师界难以影响左右的。如果知乎上“法官眼红办案律师的收入”这种热闹讨论在现实中存在，又怎么能指望一个统一的法律阶层合理对外把行业回报标准、可诉标的金额与律师能涉入的范围及份额等等条项维持在一个足以保证大家都成为“精英”的高水准呢……
所以，某种程度上说，中国连形成具有共同利益诉求的“法律阶级”的土壤都没有，遑论从中生长出一个稳定的精英阶层。
当然，如果有一天这幅图景真的实现，恐怕绝大部分中国的法律从业者，也要被排除在这个群体之外了，只有少数既得利益者会拍手叫好——这其实就是西方律师“精英阶级”背后的现实。所以我国通过强有力的制度统筹，让大部分人都有机会去追求律师职业，也使得寻常百姓都能负担得起法律事务费用、相对平等地享受到司法救济，不是更为开明、进步的表现吗？又何必去追求百年积弊出的通过资质垄断制造阶级隔层那一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