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道》《師說》以及“文以明道說”構成了一整套的世界觀，成為新興的庶族地主階級安身立命的依據。這一思想體系，在中唐時代由韓愈初步綜合完成，然後在庶族地主階級全面崛起的北宋時代，在文化上達到了最輝煌的階段。以下，即以歐陽修和蘇軾為例，說明這一思想體系所造就的最高人格。
作為北宋文壇第一位名副其實的領袖，歐陽修的精神在兩方面的表現最為突出。首先，他努力成為道德楷模，凡是義之所在，他總是不顧個人的居處進退，奮不顧身地行其所當行。仁宗景祐元年，二十八歲時，他入朝任館閣校勘，這是他中進士、至西京充留守推官四年以後第一次入朝為官，宦途可謂順利。景祐三年，范仲淹忤宰相呂夷簡，被貶，歐陽修不在諫職，本可置身事外，但他卻貽書切責司諫高若訥，因此被貶為夷陵令。再經過四年，他才又重回京師任館閣校勘。慶曆新政失敗時，歐陽修又因范仲淹、杜衍、富弼相繼罷職，上書切諫，而被貶為滁州刺史。在他仕途的前半，他始終支持范仲淹的改革主張，受盡挫折，始終無悔。王安石在《祭歐陽文忠公文》裡說他：
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邅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於世，果感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
可謂形容精當。貶夷陵令時，歐陽修在寫信給同時被貶的友人尹洙時，如此說道：
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謝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慼慼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慼慼之文。
他跟尹洙提起這事，不只與餘靖（字安道）共勉，實際上也希望尹洙如此。他自從讀過殘本韓愈文集，就一直推崇韓愈（見《書舊本韓文後》），但他也瞭解韓愈人格上的缺點。他以韓愈為楷模，並要求自己達到更高的境界。這樣的人生目標，他是非常有意地去追求的。
歐陽修的第二個突出表現是，也如韓愈一般，他總是盡其所能地獎掖後進。唐宋八大家中屬宋代的六家，除他自己外，有三個人是他的門生（曾鞏、蘇軾、蘇轍），有兩個人（蘇洵與王安石）得到他的提拔或讚揚，其他的例子就不用再多說。提拔人才，是另一種形式的“聚其徒”，加上他的道德形象，使他成為一代之“師”。
仇英《醉翁亭圖卷》
歐陽修最著名的門生蘇軾，在獎拔人才與砥礪節操兩方面都以其師為模範。蘇門六君子之一的李薦，曾在《師友談記》中記錄了蘇軾的一些言談，其中有云：
東坡嘗言：文章之任，亦在名世之士，相與主盟，則其道不墜。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輩出，要使一時之文有所宗主。昔歐陽文忠常以是任付與某，故不敢不勉。異時文章盟主，責在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
可見蘇軾極有意識地效法歐陽修，當仁不讓地自任文章宗主，並期望後輩也能傳承下去。這種精神，即是韓愈《師說》“傳道”事業的具體表現。
關於蘇軾在仕宦場中所表現出來的節概，曾經是他的政敵的劉安世（朔黨領袖之一）晚年時曾如此評論：
士大夫只看立朝大節如何。若大節一虧，則雖有細行，不足贖也。東坡立朝大節極可觀，才高意廣，惟己之是信。在元豐則不容於元豐，人慾殺之；在元祐則雖與老先生（按，指司馬光）議論，亦有不合處，非隨時上下人也。
己身若以為是，決然行之，絕不退縮，這一點蘇軾和歐陽修也是完全一致的。
蘇軾不幸遭逢新、舊黨爭極為激烈的時代，因此，他的挫折當然比歐陽修來得大，貶謫時間比歐陽修來得長，其磨難也比當時的任何政治人物都來得重。因烏臺詩案謫居黃州後，他如此回覆友人李常的慰問：
某啟。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本以鐵心石腸待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於邑，則與不學道者大不相遠矣。兄造道深，中必不爾，出於相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義，專務規諫，輒以狂言廣兄之意爾。兄雖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為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僕豈發此！看訖，便火之，不知者以為詬病也。
這同歐陽修貶夷陵時與餘靖、尹洙相勸勉一樣，但語意更為嚴峻——義凜然，直可為之生、為之死。
謫居海南時，當他看到秦觀的《千秋歲》，就和了下面這一首詞：
島邊天外，未老身先退。珠淚濺，丹衷碎。聲搖蒼玉佩，色重黃金帶。一萬里，斜陽正與長安對。
道遠誰雲會？罪大天能蓋。君命重，臣節在。新恩猶可覬，舊學終難改。吾已矣，乘桴且恁浮於海。
“舊學終難改”，就是堅持自己所選擇的“道”，包括他對儒學的認識、他為人的原則、他對現實的認識，以及他的政治立場。“君命重，臣節在”，表示他仍尊重儒家所立下的社會規範，不會因為自己的挫折就怨天尤人。當他的“道”和“君命”相沖突時，他接受懲罰，但不承認錯誤。對於這樣的嚴酷現實，他只能像先師孔子一樣，“乘桴浮於海”。他一生“行道”的事業表面上也許失敗了，但他的失敗正是他堅持“道”的必然結果，是他“道德自我”的完成。所以，晚年總結自己的一生時，蘇軾寫道：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功業表現在貶謫時，因為這是他堅持守“道”的結果。這樣，個人一生的成敗就不繫於“行道”的成功，而在於“守道”“傳道”，並確立了“道”的至高無上。我覺得，在這個層次上，蘇軾已克服了君權對個人的束縛（但這並不表示他不忠君），而把更高的準則放在“道”上，達到了封建王朝道德的極限，因此為自己的生命找到了最後的依託。
蘇軾行書《黃州寒食詩貼》（局部）
蘇軾完成自己一生的方式，他最忠實的門生都瞭解其意義——這為他們在一生“行道”的挫敗中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典型。所以，黃庭堅如此地描寫他的老師：
子瞻謫嶺南，時宰欲殺之。
飽吃惠州飯，細和淵明詩。
彭澤千載人，東坡百世士。
出處雖不同，風味乃相似。
借用蘇軾形容自己文章的話，這樣的一生真是“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既有莊子的隨遇而安，又堅持孔夫子之道。根據黃庭堅《年譜》，黃庭堅自寫此詩，有石刻真跡流傳，題雲：
建中靖國元年四月在荊州承天寺觀此詩卷，嘆息彌日，作小詩題其後。
可見蘇軾晚年的風範，在黃庭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蘇軾去世後，黃庭堅在一封信裡說：
東坡先生遂捐館舍，豈獨賢士大夫悲痛不能已，“人之雲亡，邦國殄瘁”者也，可惜可惜！立朝堂堂，危言讜論，切於事理，豈復有之？然有自常州來，雲東坡病亟時，索沐浴，改朝衣，談笑而化，其胸中固無憾矣。
信中除了談到蘇軾的立朝大節外，還特別提及他的安然而死。由此可見，蘇軾面對貶謫的惡劣處境，以及面對死亡的寧靜，都對黃庭堅有所影響。對這樣的蘇軾，黃庭堅不論在生前還是死後，都一直以師禮侍之：
趙肯堂親見魯直晚年懸東坡像於室中，每蚤作衣冠薦香，肅揖甚敬。或以同時聲實相上下為問，則離席驚避曰：“庭堅望東坡，門弟子耳，安敢失其序哉？”
蘇軾的“典型”，在黃庭堅臨死前的兩個形象中即可找到迴響：
崇寧三年十一月，餘謫處宜州半歲矣。官司謂餘不當居關城中，乃以是月甲戌，抱被入宿子城南予所僦舍喧寂齋。雖上雨傍風，無有蓋障，市聲喧憒，人以為不堪其憂，餘以為家本農耕，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可不堪其憂耶？既設臥榻，焚香而坐，與西鄰屠牛之機相直。為資深（按，黃庭堅友人李資深）書此卷， 實用三錢買雞毛筆書。（黃庭堅《題自書卷後》）
範寥言：魯直至宜州，州無亭驛，又無民居可僦，止一僧舍可寓，而適為崇寧萬壽寺，法所不許，乃居一城樓上，亦極湫隘，秋暑方熾，幾不可過。一日忽小雨，魯直飲薄醉，坐胡床，自欄楯間伸足出外以受雨，顧謂寥曰：“信中，吾平生無此快也。”未幾而卒。（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三）
如此安然地面對極端惡劣的貶謫環境，充分顯示了他對自我生命的自信，幾乎就是蘇軾的翻版。我覺得蘇軾的人格對蘇門士子的影響是非常重要的，蘇軾去世後，他的門生和友人所表現的深切的懷念之情，以及在黨禁之後嚴酷的政治環境下，他們的長期堅忍自守、不失節操，都可以作為例證。
蘇軾生活的年代，二程兄弟的道學也日漸形成，南宋時又為朱熹所繼承併發揚光大。程朱之學也重視“師道”，流俗所傳的“程門立雪”的故事可反映其精神。蘇軾非常厭惡程顥，絲毫不假辭色，以致後代的程朱門徒對蘇軾都有微詞（朱熹對蘇軾的愛、惡交雜可為例證）。程朱之學後來成為官學，可以說明他們所提倡的倫理秩序更合乎統治者的需要；而以蘇軾為典型的師道，則更為活潑，師生之間的言談更為自由而富有趣味。邵博記載了下面這件事：
劉器之與東坡元祐初同朝，東坡勇於為義，或失之過，則器之必約以典故。東坡至發怒曰：“何處把上（原注：把去聲，農人乘以事田之具）曳得一‘劉正言’來，知得許多典故。”或以告器之，則曰：“子瞻固所畏也。若恃其才，欲變亂典常，則不可。”
“恃其才，欲變亂典常”，正說明蘇軾對“典常”不是很尊重，而司馬光（劉安世之師）、程顥則更重“典常”。對封建秩序而言，程朱之學更為適合，其理就在這裡。邵博又說：
東坡中制科，王荊公問呂申公：“見蘇軾制策否？”申公稱之。荊公曰：“全類戰國文章，若安石為考官，必黜之。”故荊公後修《英宗實錄》，謂蘇明允有戰國縱橫之學雲。
後來朱熹承襲了這種批評，說蘇氏之學不純。就是因為不是“純儒”，所以才具有另一種生命力。都要像程朱那樣講的話，純而又純，恐怕就很難避免虛偽之氣了（即所謂“假道學”）。
後代把道學視為宋學的根本，這是值得斟酌的。宋代士大夫的精神面貌本是多元的（除了蘇學、程學，還有王學等）， 只是在程朱成為官學之後才被窄化。“師道”後來流傳成程門那種極嚴肅、上下關係極刻板的形式，其實也是師道的窄化（因此也就形成“天地君親師”這種封建道德），這是很不幸的。同時也說明，宋以後的庶族地主階級比不上宋代，宋代更具有活力。宋以後士大夫文學日漸沒落，也是這種情勢的反映。
以上的討論集中於個人較為熟悉的歐陽修與蘇軾。其實，不論政治立場與思想傾向如何，就直道而行而不顧己身安危這一點而論，北宋士大夫讓人敬重的實在太多了（包括支持王安石變法的一些人，如陸佃），即使被認為過度迂腐的程顥，仍然是一位君子。因為他們共同宗仰儒家的“道”，“達則行道，窮則傳道”。即使在政治上挫敗，他們仍然有“道”可傳，人生還是有積極的意義。對於前引葛曉音的評語，如果這樣擴大解釋的話，就可以更清楚地顯示“師者，傳道、受業、解惑也”的想法是如何變成一種思想、行為的整體風格，普遍深入北宋士大夫的深心之中，成為他們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思想深度而言，韓愈公認不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但是，能夠在《原道》和《師說》等文章中表達出一種思想傾向，被宋以後的士大夫所普遍接受，並沿襲了一千多年之久（直至新文化運動大力批判儒家），這樣的韓愈，絕對是中國文化史上一位極其偉大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