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輝）3600年前的夏王朝，被中國各種文獻典籍記載於歷史文獻中，是中國華夏文明的起始。夏王朝470年的歷史與554年曆史的商王朝被明確記載於《史記》中，商王朝已經通過殷墟考古遺址的發掘、鄭州商城的考古發掘以及殷墟甲骨文的發現，得到了考古實證；但通過考古遺址對夏王朝的求證，至今仍一無所獲。
雖然黃河伊洛盆地的二里頭考古遺址，被少部分考古學家推定為夏商交替時期的夏王朝末期遺址，但更多的學者對此持否定態度。二里頭考古遺址，長期以來都徘徊在商代遺址、前夏後商時期遺址、夏末遺址的爭論中，三方各執一詞，難以達成統一結論。從考古遺址研究來說，如果完全否定二里頭考古遺址為夏末期遺址，那麼中國歷史上的夏王朝將無容身之地，夏王朝的存在將會被否決。中國考古學將面臨著自我否定自我歷史的窘境，成為誕生於中國夏商曆史研究，又被夏商曆史逼入困境的學科。中國考古學家也對夏文化研究，唯恐避之不及，無人敢輕言夏王朝的真實存在。
雖然在目前黃河流域的眾多考古遺址中，無法發現夏王朝的蹤跡，但也無法就此得出結論，夏王朝根本不存在的結論。即使在黃河流域發現不了夏文化，甚至在長江流域也無法發現與夏王朝時期對應的考古遺址，也不能得出中國夏王朝不存在的結論。在我國的黃河與長江之間，還有一個被中國考古學界與歷史學界所忽視的淮河流域，等著我們去探索、去研究、去考古。淮河流域的考古探索將是解困中國考古界的無盡寶藏。
主流學界認為，夏王朝與商王朝同是位於黃河中下游地區的王朝，甚至是同一地區二里頭考古遺址上的前後時期王朝。這一觀點已經成為將二里頭遺址定位為夏朝國都的基本思想與基礎。沒有這一觀點的影響力，就無法使二里頭考古遺址的從開始發現的商代遺址，發展為前夏後商遺址，到今天的二里頭遺址全部時期為夏代遺址的演變。只要認真細緻的研究中國典籍文獻，就會發現這一觀點的錯誤與荒謬，把整個中國歷史界與考古界引入夏商研究的死衚衕。
《史記•夏本記》“禹乃遂與益、后稷奉帝命”“令益予眾庶稻，可種卑溼。命后稷予眾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相給，以均諸侯”。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堯舜禹時期，大禹奉堯舜之命解救天下百姓，讓天下百姓種植水稻以恢復生產，以稻米調劑諸侯百姓。向我們展現了堯舜禹的天下百姓生活在氣候溫暖、河流湖泊眾多的南方地區。是原始時期南方熱帶地區水稻可以生長的地方，而南北交界的淮河沿線就是南方的最北端，北方的最南端，是原始自然環境下水稻種植的最北地區。
《史記•周本記》記載：“武王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當週武王在黃河北岸的朝歌滅掉商紂王時，賑濟商地百姓的只有商紂王儲藏的北方旱粟。
這些歷史記錄，實際上是向我們顯示，大禹建立的夏王朝是南方的水稻文明，而商湯建立的是北方黃河的旱地粟黍文明。夏王朝與商王朝在人民生產的農作物上的根本區別，展現了夏王朝是以淮河流域為基礎的南方水鄉文明；而商王朝是建立在北方旱季作物粟黍基礎上的北方文明。
夏王朝與商王朝在地域的不同，不僅體現在南北方農作物的稻與粟的區別，在禹建夏與周武王滅商建周時期，為天下解除禽獸之害上，面對的害蟲也顯示了南北地域，南方水鄉澤國與北方旱地山林環境的差別。
《孟子》中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者，武王烈！佑啟我後人，鹹以正無缺。』
大禹建立夏朝時，人民主要遭受的是生活於河流湖泊沼澤環境下的蛇與揚子鱷（土龍）；而周武王滅商在黃河商王朝地區，人民遭受的猛獸主要是生活于山地森林地區的虎、豹、犀、象等大型動物。商末期的虎、豹、犀、象等動物與大禹夏時期的蛇、揚子鱷等，顯然是兩種自然地理環境下的動物，顯示了夏王朝建立的地理環境與商王朝的地理環境明顯不同，夏王朝與商王朝是在不同地區、不同氣候環境下建立的王朝。
《史記》與《孟子》通過不同的植物、不同的動物所依賴的生活環境，向我們展現了夏王朝與商王朝是在不同地理環境下、不同氣候環境下的兩個政權主體。將二里頭遺址作為前夏後商的觀點，或者二里頭遺址的一、二、三、四期全部為夏文化遺址都是根本錯誤的。6公里外的偃師商城遺址決定了二里頭遺址為夏文化的可能性，同一緯度下、同一河流下、同一地理環境下的鄭州商城同樣否決了二里頭遺址的夏文化屬性。
因此，學術界一廂情願地把夏文化的中心定位在商王朝的中心區域去尋找、研究，導致的結果只能是不見夏王朝的蹤跡，要麼否定夏王朝的存在，要麼是中國考古學存在出現了根本錯誤，導致中國考古學在夏文化探索研究方面的束手無策。
夏王朝不是不存在，而是存在於黃河流域商文化不同地理、不同氣候下的淮河流域；夏王朝不是證明不了，而是中國考古界被矇蔽了雙眼，天真地認為商取代夏是在同一地理環境下的改朝換代。而事實是，北方黃河流域的牧農文明取代了南方淮河流域的漁農文明，危害淮河華夏先民生存的龍蛇，在歷史的演變中成為我們今天華夏民族文化的圖騰——揚子鱷（土龍）與蛇一體的中國龍形象。（作者：趙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