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快車謀殺案》劇照：導演肯尼思·布拉納在劇中飾演偵探波洛。
《東方快車謀殺案》
穿越銀屏的時空之旅
本刊記者/劉遠航
本文首發於總第828期《中國新聞週刊》
1928年末，38歲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乘坐著名的東方快車，經由當時的君士坦丁堡，到達了她從未踏足過的神秘土地。這位性格天真的偵探小說家剛剛結束了14年的婚姻，仍在努力地從失敗的陰影中走出來。就在同一年，她的作品第一次被改編成默片電影，但寫作事業的初步成功並沒有給她的個人幸福增添砝碼，反而為兩人關係的失衡埋下了伏筆。兩年前，為了引起丈夫的重視，阿加莎甚至為自己策劃了一場離奇的失蹤案，消失了11天之久，讓當時仍然在世的柯南·道爾也加入了搜尋這位克里斯蒂太太的行列。
這一次，英國的莊園生活讓阿加莎感到厭倦，她決定獨自登上旅行的洲際列車離開，同時也是為了與那個痛苦的過去告別，試圖在陌生的異域找尋一個全新的自我。她原本想要去加勒比海附近的西印度群島，卻在臨行前聽從了別人的建議，決定去往中東，並將在那裡遇到比她小14歲的第二任丈夫。而在6年之後出版的《東方快車謀殺案》中，比利時偵探波洛同樣在老朋友的提議下，從敘利亞上車，登上了與阿加莎方向相反的旅程，並在快車上遇到了一件棘手的謀殺事件。
美國偵探、意大利司機、俄羅斯公主、德國侍女、瑞典婦女……看似不搭界的12名乘客被捲入了這起離奇的富商死亡事件中。實際上，魚龍混雜的人物身份、旅程沿途的異國情調，如同虛構的天然土壤，裝載著奇遇和歷險、謀殺與逃亡，也曾吸引過海明威和格林厄姆·格林等小說家。而在阿加莎的這部作品中，層層剝繭之後展露出的不僅是一個精心策劃的復仇故事，還有法理困境中的複雜人性。
1974年，《東方快車謀殺案》被第一次改編成電影，飾演波洛的阿爾伯特·芬尼當時年僅38歲，每次拍攝都需要化妝成60歲的樣子，這部影片卻被當時仍然在世的阿加莎看作是她非常滿意的一次改編。此後的四十年裡，這部小說又數次被搬上銀屏和舞臺，在不同的文化和時代背景中穿行，不斷變換和重生。
在2010年的電視版本里，“偵探專業戶”大衛·蘇切特向觀眾罕見地展現出了波洛內心的掙扎與妥協。在2001年的美國電影版本中，案件的背景被挪到了21世紀，偵探波洛看起來只有四十歲左右，甚至在中東地區與一位年輕女郎有著情感的糾纏。而在改編於2010年的日本版中，搭載各行各業乘客的那輛快車被劇中角色形容為現代日本的縮影。2017年，最新版本的“東方快車”又一次上路。“跟哈姆雷特一樣，波洛的形象在不同演員的扮演中得到了新的闡釋。”即將上映的最新版《東方快車謀殺案》導演肯尼思·布拉納對《中國新聞週刊》這樣說道，他也是電影中偵探波洛的扮演者。
“兇手就在我們中間”
“現在，我要搞清楚，自己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是否做任何事都得依靠別人。”阿加莎在自傳中這樣寫道。她為自己訂了一個東方快車的二等臥鋪車廂，車廂裡的另一位乘客是一名經驗豐富的遊客，堅持要為阿加莎制訂一個精確的旅行計劃，但阿加莎婉拒了這位遊客的提議。她已經在一個封閉的生活中待了太久，剛剛與第一任丈夫離婚，急需的是一切未知的歷險，而不是一場事先安排好的旅行。火車經過的裡雅斯特、南斯拉夫和巴爾幹半島，幾個小時後，便進入到了一個她完全陌生的世界。
一開始，阿加莎感到特別興奮。“那是一種難以置信的美，終生難忘。”她在自傳裡這樣回憶道。但很快她就見識到了這個世界的另一面。“那些蚊子使勁地叮咬我，胳膊上，脖子後面，腳踝和膝蓋上，無孔不入。”她出現了發燒和頭痛等症狀，開始覺得這次旅行是一個錯誤。
但正是旅行讓阿加莎從失敗的婚姻中解脫了出來，她覺得自己的生活得以重啟。也正是因為旅行，她遇到了第二任丈夫。兩人在1930年結婚，並再一次乘坐東方快車，度過了他們的蜜月旅行。此前，她一度對寫作本身產生了強烈的焦慮感。而在此之後，她才真正走上了職業化寫作的道路，在1929到1932年間，接連寫出了多部代表作品，並開啟了新的篇章。1930年，小說《寓所疑案》出版，馬普爾小姐開始出場，和波洛共同構成了阿加莎偵探王國中最著名的兩位偵探形象。一個是居住在鄉下、作風老派的小老太太，一個是身形矮胖、年過六旬的比利時私人偵探，卻都有著常人難以想象的破案能力。
1933年，在如今的伊拉克地區陪同丈夫進行考古挖掘工作的時候，阿加莎開始寫作《東方快車謀殺案》。
這次虛構中的謀殺案起因則是來源於另一起真實的綁架案。1932年，曾駕駛飛機橫渡大西洋的著名飛行員林白在自家的窗臺上發現了一張字條，僅有20個月大的兒子被人擄走，留下了五萬美元的贖金要求。綁架的消息震驚了整個美國。當林白終於湊足贖金，等來的卻是孩子的屍體。虛構的閥門由此打開。在阿加莎的小說中，綁架案成為了促成謀殺的直接動因。沒有得到應有懲罰的綁匪逃離美國，改名換姓，成為了富豪。被綁架幼童的父母等數人，則因自殺或難產，而接連死去。與這個案件相關的12個人對法律失去了信任，決定組成“陪審團”，親自將逃逸的綁匪繩之以法。
在開始寫作《東方快車謀殺案》之前，阿加莎已經數次搭乘這趟列車，來往於歐洲與中東之間。1929年，東方快車曾因暴風雪的突然降臨，而在土耳其境內停留了六天。1931年12月，阿加莎在乘坐東方快車的途中，也曾遭遇過一次洪水和滑坡，不得不停留了24個小時。這些見聞和經歷變成了小說中暴雪天氣和旅程中斷的靈感來源。
正是這樣的意外讓穿行的列車在荒無人煙的中途停下來，變成了“密室推理”的現場 。沒有警察和法官，也沒有闖入行兇的外來者，阿加莎屢試不爽的這種敘述模式，暗示著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兇手就在我們中間”。往往就在此時，原本不被人注意的波洛便開始了他的推理分析。不同於形象完美的福爾摩斯，其貌不揚的波洛出現在各個角落，往往能觀察到別人都可能忽略的細節。
《東方快車謀殺案》劇照：米歇爾·菲佛飾演赫伯德夫人、約翰尼·德普飾演愛德華·雷切特。
陌生電話
1973年初，已經是“推理小說女王”的阿加莎忽然接到了一個陌生電話。“我叫約翰·布拉伯恩，我想把《東方快車謀殺案》改編成電影。”電話那頭這樣說道。阿加莎有些詫異，她已經八十三歲，大部分時間都住在沃靈福德，距離倫敦40英里，改編的事宜都是交由經紀人打理。儘管此前《控方證人》和《無人生還》兩部小說的改編已經取得了成功，但之後米高梅公司對她多部作品的改編讓阿加莎本人非常失望，甚至感到憤怒。這時候跟阿加莎提議改編她的小說，幾乎不可能讓這位聲名顯赫的偵探小說家同意，更何況要改編的還是阿加莎最著名的作品。
為什麼想要將這部作品搬上銀幕呢？阿加莎沒有直接拒絕，這樣問道。經紀人跟她提到過，說有個倫敦的製片人想要改編《東方快車謀殺案》，是她的一位朋友的兒子。“因為我特別喜歡火車。”布拉伯恩直率地給出了回答。這個答案讓阿加莎對這個莽撞的年輕人有了一絲親切感。“
火車一直是我最喜歡的幾種事物之一。但難過的是，現在已經不再有人把火車看得跟朋友一樣親密了。”她曾在自傳中這樣寫道。在她年輕的時候，火車曾帶她離開了原先封閉的生活，去到了一個新的世界。於是，阿加莎提議當面細聊，可以約一個時間，一起吃個午飯。“今天可以嗎？”電話那頭追問道。阿加莎便只好解釋道，自己的住處距離倫敦很遠，有四十英里呢。“我不在倫敦，就在您家樓下的電話亭這兒呢！”布拉伯恩說道。不久之後，電影正式開拍，多位影星的加盟讓這次改編吸引了廣泛的關注。執鏡的是《十二怒漢》的導演西德尼·呂美特，英格麗·褒曼飾演其中的瑞典女傳教士，除此之外，還有馬丁·鮑爾薩姆等一線明星。影片極大地保留了原著的情節和語言特色，臺詞也很少有改動，被很多人認為是最貼近原著的一次改編。阿爾伯特·芬尼帶著非常生硬的口音，但在揭示那些線索的時候，他的聲音裡有種孩子氣的幽默。儘管有批評者認為節奏有些緩慢，但整體看來，完成度已經很高。
在倫敦的電影首映禮上，阿加莎坐著輪椅出現在了現場，雖然已經八十四歲，看起來仍然精神矍鑠。這是她最後一次出現在公共場合，一年之後，她便離開了人世。
《東方快車謀殺案》上映後，在票房和口碑上取得了極大的成功，獲得了多項奧斯卡獎和英國電影學院獎提名。已經59歲的英格麗·褒曼最終憑藉出色的演出贏得了最佳女配角獎，這是她演藝生涯中的第三座奧斯卡獎盃。
“波洛專業戶”
當後來的《大偵探波洛》製片人問起是否對阿加莎感興趣時，大衛·蘇切特坦率地承認自己一本也沒有讀過。那還是1987年。蘇切特更熟悉的是傳統文學譜系中的作家，從小便接受了身為婦科學家的父親的教導，“讀那些偉大的作家和作品，永遠不要忘了莎士比亞。”此後，蘇切特在劇院工作，曾扮演過奧賽羅和夏洛克。
兩年前，蘇切特為了賺錢養家，曾參演過偵探劇《人性記錄》，在其中扮演波洛的好友賈普探長。蘇切特覺得，那可能是他這輩子最糟糕的一次參演經歷。但他沒有想到的是，後來的二十多年裡，偵探劇將佔據他演藝生涯的大部分時間，自己也將成為有史以來最著名的“波洛專業戶”。在《人性記錄》裡扮演偵探波洛的則是影星彼得·烏斯蒂諾夫，他曾出演過多部根據阿加莎作品改編的電影，包括《尼羅河上的慘案》和《陽光下的罪惡》等，以扮演波洛而聞名。就這樣，兩代波洛以一種有趣的方式完成了“交接”。
對於如何刻畫波洛，蘇切特卻有不同於以往的理解。他拿到了製片人寄來的阿加莎作品，開始細讀。他讀到的並不是那個有些滑稽的比利時人，或者說，他那好笑的口音和鬍子，以及癖好，這些喜劇元素和幽默成分遠不是這個偵探的全部。阿爾伯特·芬尼在1974年電影版《東方列車謀殺案》中的表演已經足夠精彩，但蘇切特覺得自己可以演出不一樣的波洛，一個更具有人性深度的偵探。
1988年，系列電視劇《大偵探波洛》開始籌拍，並在次年與觀眾見面。第一季由10個探案故事組成，每一集都在1個小時以內。從1920年出版的第一部小說開始，阿加莎以波洛為主角，一共寫了33部長篇小說，五十多篇短篇故事和一部戲劇。而大衛·蘇切特則從1989年開始，到2013年，將25年的時間都投入到了這一個角色的扮演之中。
2012年，《大偵探波洛》第十二季開播，第四集便是《東方快車謀殺案》。在這一集裡，蘇切特貢獻了有史以來最為複雜的波洛，也引起了極大的爭議。“我記得自己在拍攝的過程中一次也沒笑過。”蘇切特後來在自傳《波洛與我》中這樣寫道。在這一集的結尾，波洛經歷了一番艱難的內心掙扎，甚至對為了復仇而精心策劃謀殺案的12名乘客進行了直言不諱的批評。他不再是那個總是能輕鬆破案的偵探，在進退兩難之間，他表現出了十足的憤怒，最終卻不得不妥協。但即便如此，蘇切特依然認為，波洛本人對於以暴制暴是不認同的，無論殺人動機看起來多麼正義，暴力的復仇方式都無法獲得真正的合理性。而作為一名虔誠的天主教徒，他信奉的是，任何暴力都必須受到應有的懲罰。
2013年，《大偵探波洛》到了第十三季，也終於來到了尾聲，波洛在最後一集《帷幕》中去世。拍攝這一幕的時候，還是2012年11月的一個下午。扮演了那麼多年的偵探之後，大衛·蘇切特感覺自己終於成為了波洛。在這位虛構的角色去世的時候，蘇切特覺得自己的一部分也因為他的離世而消亡了。
沒有盡頭的旅程
2016年，當肯尼思·布拉納決定將再次翻拍《東方列車謀殺案》的時候，不僅阿加莎的偵探小說已經成為英國文化和文學的一部分，就連很多根據原著改編的影視作品也已經成為經典。阿加莎作品的受眾依舊廣泛，影響深遠。“她用有數的條件，結構出大量的謀殺，線索錯綜複雜，就像編織活兒和挑繃上美妙的經緯組織。這些線條和結構，都是以日常生活作材料。”作家王安憶在一篇文章中對阿加莎的寫作這樣評價道。
當然，不喜歡阿加莎偵探小說的也大有人在。閱讀阿加莎曾是一種流行的風潮，但也有人認為她有些老派和保守，已經過時了，而且她寫得太多了，難免有失敗的作品。“就像莎士比亞也會遇到這種事情一樣，不過，阿加莎對此是有清醒的認識的，有些作品她自己也不太喜歡。”面對媒體的提問，2017年新版《東方快車謀殺案》的導演布拉納這樣說道。
對於波洛，阿加莎本人也有著複雜的態度。大多數時候，她都很喜歡自己筆下的這位著名偵探，但有時候她也會寫到波洛的過於自信，甚至有些驕傲。但隨著年紀的增加，阿加莎和她筆下的兩位偵探形象一同經歷著衰老。《紐約時報》在1975年8月發佈了一封特別的訃告，宣佈了波洛去世的消息。“他常常坐在輪椅上，被人從臥室帶到療養院大廳。他仍然帶著假髮和假鬍子，以此來遮掩住歲月留下的痕跡。衰老本身便是對他的一種冒犯。”訃告這樣寫道。四個月後，阿加莎本人也離開了人世。在多病的晚年，她也像自己筆下的人物一樣，總是坐在輪椅上，被人攙扶著從床邊緩慢地走向客廳。
此後的四十多年間，虛構世界裡的東方快車仍然穿行在不同的地域和文化之間，和阿加莎的眾多作品一樣，被改編成電影、電視劇、舞臺劇和漫畫等形式。如今，在很多阿加莎的簡介中，都可以看見這樣一句介紹，“銷量僅次於《聖經》”。在無數次的閱讀和改編中，那個比利時偵探仍然蓄著上揚的小鬍子，看起來像是一個普通的遊客，卻總能在不經意間，為步履匆匆的人們揭開生活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