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連起先生講起他和朱家溍老先生相處的往事：王先生受朱老啟發，一直將養盆景作為閒情逸致。欲罷不能時，總想能擁有更多的時間把玩，因而一日在朱老面前發起感慨：“哪天沒事兒我也賣盆景兒去得了！”朱老說：“好，到時候我給你講宋、元、明、清的盆景兒歷史，另外，讓徐邦達把盆景兒畫下來，再讓啟功作詩題贊。”
旁人眼中小小不然的喜好，卻在一句玩笑話裡被老人“玩兒”得如此認真。
朱家溍在書房中
追索真理不必拘於形式
朱老堪稱文博雜家，見他所著《故宮退食錄》中包羅萬象便可獲知，書法、繪畫、碑帖、琺琅彩瓷器、漆器、木器、圖書、古硯、古建築、明清室內裝修陳設、園冶等，無所不有。他又堪稱文博大家，從戲曲到文物，凡接觸都必有研究，凡研究都儘可能地深入，並非蜻蜓點水地略知一二便可滿足。
在對諸多領域的研究中，朱老所依靠的多是生活中積累的經驗閱歷，或是通史、檔案，而並不侷限於某一領域的專業書籍。故宮博物院古器物部研究員王健華在剛剛進入陶瓷研究組時，向朱老求得的點撥即是如此：關於研究方法，朱老讓她先看器物，從器物出發去找文獻，再從文獻上的描述來印證器物，反反覆覆幾個來回，在這反覆之間觀察，不要迷信別人看到的，而要用自己的眼睛發現別人沒發現的，或是將別人沒有講透的細節寫錄下來。
朱家溍先生在故宮工作時騎自行車上下班
當時王健華還曾向朱老請教該看些什麼書來學習，朱老並沒有推薦她看陶錄之類與專業更為接近的書，而是將手邊6本已經發黃的《綱鑑易知錄》贈予她，讓她先從歷史學起。他對王健華說，將來不論研究故宮中的任何東西，全部要從歷史入手，器物皆歷史產物，若不懂歷史只學器物，永遠都是鼠目寸光，根本不可能學懂。王健華覺得當時的自己能在鑑定上比同齡人進步快，全憑著遵照朱老的研究方法以及對歷史觀的掌握。
朱老的小女兒朱傳榮說，《綱鑑易知錄》是朱老極愛推薦給年輕人看的書。若有人對他說看不懂，他便會說：“看不懂先跳過去，看完第一遍，第二遍有些地方自然就懂了。”這正與朱老在中學期間，其父命他用課餘時間點讀全部《資治通鑑》時用的方法如出一轍。她說朱老有句“名言”：“古人不是傻子。”
王連起說，這套授予王健華的方法也是朱老自己在研究時所用的，從他寫的文章中就可以看出。比如，有一次他請朱老撰文談宋高宗的書法，朱老從歷史入手，列題為《宋高宗付岳飛敕書與批答》，文章說的是宋高宗書法的改變與當時政治形勢間的關聯。這顯然是隻看書史、畫史的人所不能瞭解的。
朱老的文章以在角度、觀點上出新出奇制勝，而在行文上向來不會去長篇贅述甚或炫耀文筆，不論什麼題目，皆是深入淺出。朱傳榮說，能讓讀的人懂，就是朱老的追求。她認為，這種追求或許也是那一代人有關審美的延伸：他們不愛強調什麼東西是一種文化，而愛去強調一種感受，“這樣不行”、“那樣太醜”、“那可不成”，在生活中朱老的話總是愛這麼說。
朱老的忘年交趙珩說，他在與朱老聊起書畫、戲曲時，也發現他對純理論性的東西不感興趣，並不像現在的學院派作風，喜用似通非通的東西去故弄玄虛。他認為，由這樣的學養而生髮的文章自然就會是深入淺出。他說，評價朱老的文章或用辛棄疾的詞或許貼切，即朱老所作的境界早已不是“為賦新詩強說愁”，而是“卻道天涼好個秋”。
朱老的文章向來極少沾染所處時代的風氣，實在難能可貴。其中，關於戲曲研究的《清代內廷演戲情況雜談》與《清代的戲曲服飾史料》兩篇就十分典型。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所研究員陶曉姍說，自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學術界對清朝統治者的批判態度影響了人們對清代宮廷戲曲的看法，逢帝后必言奢侈、遇宮廷必說腐朽的批判論調在當時成為一時風尚。而朱老的這兩篇文章，對清代戲曲的研究與當時盛行的以階級立場評判高下的做法截然不同：語言平實，冷靜客觀，歷史地看待研究對象，並給予公允的評價。她認為，此後學術界對清代宮廷戲曲評價能逐漸轉向客觀，回到正常的學術研究軌跡上來，朱老這兩篇研究就是關鍵轉折點。
朱家溍先生《別母亂箭》劇照
好似在對真理的追索中，時代風氣從不是朱老的障礙。又比如故宮的“易培基盜寶案”，當時法院封存的所謂經專家鑑定後確認的一大批假古董、假字畫，因查不出來源就再無人理會，1949年，朱老建議馬衡院長撕掉封條，開箱看看。打開後朱老逐箱逐件查過，發現其中收納的宋徽宗《聽琴圖》和馬麟《層疊冰綃圖》並非贗品，而堪稱珍品，立即使它們成為鍾粹宮繪畫陳列室的主要展品。雖然當時該案件早已是懸案，開箱或已無大礙，但人人都知道那原是個背後有派系鬥爭釀成的冤案，因此還是無人願意沾染。若不是朱老對故宮藏品鑑定的嚴謹和對“真相”的質疑在他心中遠超過了時代的“禁忌”，兩件珍品又怎能重見天日？
收藏不必為一己所有
據《蕭山朱氏宗譜》載，自朱文公朱熹到朱家溍這一輩，為第二十五世。民國成立時，朱家溍的父親朱文鈞任職於財政部，擔任參事、鹽務署長。故宮博物院成立，又被聘為專門委員會委員，負責鑑定故宮所藏古代書法、繪畫、碑帖及其他古器物。
既有財力又有鑑賞力，這使得朱文鈞從30歲左右就開始大力收購碑帖字畫，到了40多歲，所蓄法書、名畫、善本圖書以及銅、瓷、玉、石、竹、木等古器物，已有相當多的珍品、精品。如啟功在朱家收藏目錄《介祉堂書畫器物目錄》題跋中所說：“無或逾此完且美也。”
1959年冬天，朱家溍（左）和母親與剛拍完朱家古傢俱的王世襄（右）合影
但朱家收集的藏品，乃至用來包容它們的舊式大宅院，都只是陪伴了朱家溍的幼年及青年時光。從1953年起，朱家就將收藏陸續捐贈予國家。捐贈數目之多，檔次之高，若拍賣，真是無法論價。
當年捐贈之時朱家家宅已經充公，只剩一間蝸居。其收藏全部無償捐贈，曾招致很多人的不解，常有人說，朱家是因時局而不得不捐。
其實，朱家選擇捐贈700餘種碑帖，是朱文鈞在世時就已許下的承諾。當時馬衡任故宮博物院院長，欲申請專款10萬元收購朱家所藏，被公認系統最為完整、拓工最古的碑帖拓本，以補充故宮這方面收藏的不足。結果被婉拒，他的理由是：雖然故宮是這些碑帖最好的歸宿，但暫時還要留它們在家中用以研究，將來也不用再提價錢，自會全部無償捐贈。
碑帖之後的兩次古籍、器物的捐贈均由朱家溍主張：1976年，明代紫檀、黃花梨木器和清代乾隆做工紫檀大型木器數十件，以及明代名硯、宣德爐等捐贈承德避暑山莊博物館。同年，數萬冊古籍善本捐贈給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1994年，包括唐朱澄《觀瀑圖》、北宋李成《歸牧圖》、南宋夏圭《秋山蕭寺圖》在內的書畫及明成國公朱府紫檀螭紋大畫案等，捐贈浙江博物館。自此，已可以說傾其所有了。
朱傳榮回憶說，當年先發還了抄家物資，後發還房子，家裡只剩下一間住房，根本沒有地方擺放那些傢俱。若要繼續為一己佔有，任憑其價值多高，也只能堆落在院中。而院子當時已經變成了街道工廠，每天二三十人在裡面叮叮噹噹地做著機油濾芯兒，傢俱放在那樣的環境中，豈不是面臨災難，和被毀了差不多麼？她說，那時候有很多進出口公司的人想要藉機收購傢俱，天天守在一旁，就像是天葬臺上的禿鷲。而用朱老的話說，他們都是大二道販子，傢俱文物賣到他們手裡，就會流散到國外，他不願這樣，於是決定捐贈。
拓大唐三藏聖教序冊
趙珩說他曾與朱老討論過對於收藏的看法，二人觀點一致，都認為收藏不過是個過程。“中國的社會變遷與更迭，歷來速於西方社會，一件收藏品伴隨收藏者的一生已屬不易，焉能子子孫孫永遠為一家一姓保存下去？我們常常看到許多前朝書畫之上鈐有‘子孫永保之’或‘子子孫孫永保之’的印章，其實當我們展卷拜觀時早已不知流經多少藏家之手。”趙珩說，他家中也歷經不少文物流轉變遷，但都為著一句“昔日之所無，今日有之不為過；昔日之所有，今日無之不為不足”，而覺得全無所謂。
朱傳榮說，很多人問過他們兄弟姐們，作為兒女是否都同意捐贈藏品。她說：“家藏的藝術品或者文物，不是財產，不應該視為財物，用錢買來後，它體現的是人欣賞上的東西，是多少年來文化的精華。雖然經你手收集和保藏了很多年，但它不應該是你一個人或者一個家族私有的東西，就應該是產生過這個文化的環境裡邊的，不應該流散到其他地方去。我的祖父，我的父輩都這麼看，我們這一輩人，第一應該尊重他們處理自己東西的權利，第二，也全都贊成他們這樣的做法。”
舊拓漢曹全碑冊
朱老曾有一句：“古器物有聚有散，有散有聚。‘聚’是一樂，‘散’而能得其所，亦是一樂。”但也有事與願違的時候。王世襄在1982年前往避暑山莊時，看見朱家捐贈的傢俱中紫檀坐墩缺少一塊牙子，乾隆紫檀疊落式六足畫桌被肢解的一分為三，其他另外多件也有不同程度的劃傷開裂。後來得知，是司機在半途卸下傢俱，跑了趟私活兒，再次起運時又野蠻裝卸，致使傢俱損傷。回京後告訴朱家溍，朱老面色突變，半晌說不出話來，長嘆一聲：“沒想到捐贈竟送進了屠宰廠！”
朱傳榮回憶父親當年對這些傢俱的悉心呵護，定期準會用鬃刷在上面打蠟加以維護。她自己還是個幾歲孩子時，就清楚明白這些傢俱是不準在上面放熱水杯子，不準在上面玩兒玩具的。
自己的孩子碰一下都心疼，可想，得知它們被別人弄得傷痕累累時，朱老的痛心，或還應該有憤怒。但是，除了王世襄撰文《蕭山朱氏捐贈明清傢俱之厄和承德避暑山莊盜寶大案》記述、聲討此事外，朱家對此從未發聲。我問朱傳榮，為何不再提及此事？朱傳榮給我講了這樣一件事：90年代時，這批被損的文物曾被運至故宮修復廠修復。故宮中的同事來問朱老，要不要去看看？當時朱老說去，她便也想同父親一起去。但是過了兩三天，朱老都沒有再提。她問起，朱老說：“不看了，看了傷心。”一直到又過了幾年，一次收藏黃花梨傢俱的葉承耀來北京，請朱老介紹他去避暑山莊看一看，朱老寫了介紹信，朱傳榮陪同前往才又得見了那批傢俱。
朱家收藏的明 紫檀四面平式浮雕螭紋畫桌
1969年與柳如是寫經硯一起，捐贈於浙江博物館
朱傳榮說，見到傢俱時確實吃了一驚，通常我們在對比文物珍品的照片與實物時，會覺得照片遠不能反映其風采，但她看到的卻恰恰相反。而後，她又補充說，這些傢俱失色還有另一個因素，即長期放置會失去其當作家用時，人給予的滋潤它的過程。她講述時，話語間依然沒有追遣。
朱傳榮說這一點她和父親很像，遇到任何事都儘量不往傷心、生氣的地方去想，她的母親有個形容父親的話：“他自己把他的心供得高高的。”是說，做人要有一個驕傲，得懂得對自己好。她覺得父親就是這樣的人，從不去自己為難自己，得釋然的時候，且能釋然。
發現美不須身處閒適
沒有用家中的藏品換座大宅，朱老的晚年就一直在30平方米大的平房裡安居。趙珩回憶，每次去朱老家裡時，二人總會左右分坐在外屋僅有的兩張粗木扶手椅上，中間是個茶几，對面的方桌上總是堆滿了亂七八糟的東西。一直到90年代中，朱老家裡擺的還是一臺12英寸的小電視機。每逢冬季，屋子就要生上蜂窩煤爐子。裡間是朱老的臥室兼書房。
那個年代，這樣的生活條件顯得有些簡陋，那也正是很多人開始通過各種途徑去掙些外快的時候，可朱老從不動心。王健華清楚記得，那時候常有人想請朱老題字，或請他去參加各類開幕式，這樣的事情，對方都會備個紅包。有一次，一個搞戲曲的人想邀請朱老參加會議，讓她牽線搭橋。朱老看過會議資料後說：“你以後別給我攬這種事兒，我心裡有數兒，這種錢我不要。”說罷拉開抽屜，裡面有幾個裝錢的信封，王健華見那都是少得可憐的稿費。朱老說：“這是我應得的東西，其他的都不應得。”
朱家溍先生的蝸居
什麼錢掙什麼錢不掙，朱老心裡是個明鏡，什麼錢花什麼錢不花，他也毫不含糊。王連起說，90年代中，朱老時常和他們一起去轉轉盆景，偶爾也會出手買回來。通常他們看上一個盆景時都會去跟人砍砍價，朱老往往會在旁邊小聲說：“別砍了，多好看啊！這可不容易！能培養出來這是第一不容易，大老遠地運過來在這兒風餐露宿地賣，北方又涼，這是第二不容易。”真要是中意，他肯定毫不還價地買下來。
這樣的生活必需品顯然還有朱老自家小院中的花植繁盛，在不大的空間裡，他還建構出“院中八景”：兩棵太平花被他稱作是“太平雙瑞”，花下狗尿苔是“玉芝呈祥”，葫蘆藤架為“壺中天地”，兩株老丁香是“香雪春風”，紫色牽牛花在甬道兩側“紫雲繞徑”，牆角向日葵為“映日金輪”，窗外槐樹早就“槐窗月色”，房後的杏樹叫“紅杏朝暉”。
還有更絕的，朱老的大女兒朱傳移說，家中地方小，衣服沒地方掛，就在屋裡牽上一根鐵絲，毛巾、衣服就都綴在上面，朱老管這叫“天垂雲幔”。
朱傳榮對我說，大可不必把這些看作她父親的苦中作樂，那樣只能是我們自顧自地給老人說的玩笑話附加了太多情緒。
再說朱老自取的齋號“蝸居”，除了說出“小”以外，還另有解讀。朱傳榮說，父親蘊意的是蝸牛之脆弱：它在花盆底下潮溼的地方，你也許無心去害死一隻蝸牛，但是搬了一下花盆，它就粉身碎骨了。由此可見，個人和天地之間的變化相比，命運真的不是自己能掌握的。
趙珩
朱老此蘊意雖然傷感卻並非自棄，他最善用有限的“可以掌握”去對抗無限的“不能掌握”。就比如在“三反”運動開始後，1952年7月，朱老和王世襄等被關入看守所，一年又10個月。同房間的是一位人民大學的俄文老師，朱老便要求向他學習俄語，對方同意後，朱老立即寫信讓家裡給他買了兩本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發行的廣播俄語課本上下兩冊，認真地學了起來。雖不能掌握出行的自由，他卻在極為有限的空間裡給了自己獲知的自由。
朱老面對抄家時的姿態也可作一佐證：有一天朱老從故宮下班，正趕上一次小規模抄家，到晚上21點，才能考慮吃晚飯。夫人下午本來要出去買菜，但還未來得及，抄家的人就上門了，晚上一家人只好用蔥花炒一鍋窩頭，就些鹹菜湊合一頓。朱老不僅沒有因抄家而傷了胃口，還連吃兩碗，又喝了兩杯酒，很快就睡熟了。朱傳榮說，父親當時定是在想：“睡不著又怎樣？既然不能左右我人生的大命運，至少還要能左右自己是睡得著還是睡不著。”
趙珩也回憶起一則，大概2001年左右，朱老被檢查出患有肺癌。知道他的病情後，趙珩心情沉重，再去朱家時就不抽菸了。朱老問他，“你怎麼，戒啦？”趙珩支吾：“沒有，您現在不是呼吸道有點兒問題麼，我就不抽了。”朱老忙說：“沒事兒，沒事兒！”轉身就回屋拿出一盒大中華，讓趙珩抽，他自己也抽。抽完後朱老左顧右盼，偷偷問他：“令尊是不是肺癌（去世的）？”“是。”“令尊到最後疼不疼啊？”如實答說：“不疼。”朱老聽後，很是釋然。
2003年，朱老去世。
中國的老先生們，尤其是研究“傳統文化”的老先生，其身上往往都有一種後人乃至於其生活中的“外人”們之所難以測量的深刻和雅量，這是中國文化所沾溉和磨練出來的人格之深，滋味悠長。先生自己把他的心供得高高的，我們不應忘記這一位傢俱大家！
來源：三聯生活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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