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電視臺正播放《水滸傳》一類的電視劇，我大概受到影響，擬稿中寫了“《書窗》為刊發文學史料文章提供了又一個舞臺，各路文史好漢可以在此施展拳腳”之類的話。先生看稿後刪去這些文字，對我說：“這段話江湖氣太重，咱們畢竟是文化人，這樣說不合適。”
賈植芳先生辭世有十二年了，然而，先生的音容笑貌和我與先生相處的情景，總是讓人難以忘懷。我第一次見到先生，時在1980年。那年8月，從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香港學者盧瑋鑾先生到上海訪問，她是豐一吟先生的朋友。豐先生特意安排上海社科院文學所現代室的幾位同事，在她家裡與盧先生見面。那天到豐先生家的還有上海圖書館的蕭斌如先生、復旦大學的唐金海先生，再有就是賈先生。那時，先生恢復自由不久。這位年近古稀、身材瘦小但筋骨剛直的老人和他那一口濃郁詼諧的山西話，給這次聚會增添了許多快樂。我那時不到三十歲，是聚會人員中最年輕者，能見到久聞大名的賈先生，對我來說是意外驚喜。但自知淺陋，我不敢在眾多前輩中胡言亂語，也就聽多說少，儘管由於聽得懂先生的鄉音，臨時客串過將先生所言“轉換”成普通話的解說員，還是遺憾沒能讓先生記住我。1988年夏天，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和上海社科院文學所合作籌劃、舉辦的“中華文學史料學研討會”在上海召開，這是1949年之後，有大陸、香港、臺灣學者在大陸共同參與的第一次學術會議，當時意義非凡，影響不小，賈先生也參加了會議。我是這次會議的會務，迎來送往，端茶倒水。這次有幸使細心的賈先生記住了我，故而他在為拙著《抗戰時期的上海文學》所賜序文中，說他和我是在這次會議上認識的。
1980年8月，在豐一吟寓所合影
1988年，賈植芳在中華文學史料學研討會上講話
1993年初，史料學學會在濟南舉行會議，賈先生有兩件事給我的印象特別深。一件是他在會議致辭中特別強調“文學史料研究有著超乎單純學術研究之外的文化建設上的重要意義，我們就更應從知識分子的良心出發，本著對中華文化負責的態度，克服一切干擾，去從事這項嚴肅的工作”。另一件事是會後組織到曲阜參觀，晚上當地一家企業設宴招待，邀請賈先生講話。賈先生開口第一句話是“謝謝某某企業賞飯”，話音未落，飯廳滿是掌聲和笑聲。接下來，賈先生說，史料工作是文化傳承的一部分，不容輕視，而史料工作者是人，不能不吃飯，吃了飯才能做事情，也希望各位學者在吃飯後努力工作，為祖國的文化傳承多做貢獻。這個講話，除了切合晚宴的場合，還隱含了對當時知識分子待遇甚低的不滿及應該改變這一狀況的呼籲。賈先生話音一落，飯廳裡掌聲更響，甚至還有歡呼聲。
從1993年那次會議之後，承蒙先生信得過，我成為先生與學會方面聯繫工作的助手。那時手機尚未普及，連電話聯絡也不方便，文學史料學會領導商討工作，主要靠信函往來。在先生擔任會長的幾年間，僅經我寫給北京的工作信件即有幾十封。這些信函是賈先生為史料學建設費心操勞、謀劃運籌的一個縮影。賈先生擔任會長，從不過問學會每年的活動經費有多少、開支情況如何，也從未領取過一分錢報酬，完全是義務性質。第一次登門拜訪賈先生之後，我在這天的日記記下對先生的印象：“先生謙和、熱誠、健談，言辭平實、幽默。”這個印象，在以後與先生的交往中，未曾改變且逐漸加深。先生在學術界德高望重，卻從不自炫自大，到哪裡都不卑不亢，平和待人。剛協助先生工作時，我四十歲剛過，先生見到我就叫“老陳”。我聽了不好意思，也感覺不妥，就對先生說：“您比我父親的年紀還大，以後叫我名字或小陳吧，別叫我老陳。”先生聽了笑著說：“好，好。哎，老陳，我這樣叫習慣了，就這樣吧。”於是，先生一直這樣叫我，到我們最後一次見面。先生嗜煙好酒，尤其對捲菸，只要待在家裡，幾乎手指終日夾著或捏著菸捲，以至兩手的食指和中指早被燻成黃褚色。先生對捲菸的優劣貴賤似乎並不講究，只要是煙，他都可以享受。家中客廳裡有先生專坐的圈椅。先生吸菸時，往往倚靠椅背，微微昂首，不動聲色地吸一口，又不動聲色地讓煙霧從嘴裡或鼻孔出來，目光裡時常流露出睥睨宵小的神情。我常常覺得，這姿態看上去有些高傲，卻很是符合先生厭惡卑鄙、追求自由、崇尚正直的性格。先生告訴我，以前愛喝白酒，剛平反時，還提著一瓶白酒去施蟄存先生家裡，兩人對飲；後來很少喝白酒了，每天的午飯、晚飯時，喝杯葡萄酒或黃酒。先生說，有次得病去看醫生，醫生對我說，要戒菸戒酒，我對醫生說，那讓我死了算了。說完哈哈一笑。先生健談，尤其是和願意相處的人在一起時，他可以滔滔不絕地講個不停。先生不止一次說，他喝“五四”的狼奶成長，血管裡流淌著“五四”的血液。剛同先生來往時，說到學會工作，我說有什麼什麼事向先生彙報，先生說，咱們聊聊，不要說“彙報”，“彙報”有等級意識，咱們平等，要繼承“五四”傳統。有一次我們談到一份文學史料稿件，我說是不是修改後發表，先生說，有些編輯喜歡擅自改動投稿，是“好為人師”；文責自負，編輯有權不用投稿，但無權修改文稿，做錯字、誤字、漏字等改動除外。先生說，這也是“五四”傳統之一，即尊重個人，尊重個性。先生厭惡學界不良風氣。說有一批人利用所處地位的便利，“靠近水樓臺”取得課題，再外面去找寫手幫他完成，然後得名得利；他說這批人不是“學者”，是“文化掮客”。在我聽到這些評語時，立即想到魯迅先生稱讚速寫高手的話：寥寥幾筆，就勾畫出對象的形象和神態。
1994年夏，作者與賈植芳先生合影
先生有時也調侃自己。他說，幾年前他應邀到日本講學，演講時學校安排了一位中國留學生當翻譯，沒想到這位留學生聽不懂先生的山西話；於是先生改講日語，這一來輪到日本學生聽不懂了。先生說，老陳你看，我講中國話中國人不懂，講日本話日本人不懂，我和任敏就是去玩了一趟。這一類的“賈版笑話”還有一些，有的還在先生不少朋友和學生中流傳，知者甚多，沒必要在此複述了。先生經常叮囑我多讀書，常問你最近看什麼書。先生贊同“讀書無禁區”，認為讀書不會妨礙社會發展，愚昧才阻礙文明進步。他的藏書雖然主要是文史類的，但內容龐雜，似乎什麼都有——當然是有價值的。先生託我給他買過好些書，也借給我看過一些外間難以看到的書，如從日本複印的中國失傳古籍《浪史》等。有一次和先生談到抗戰勝利後，上海出過一部小說《亭子間嫂嫂》，當時有輿論指責其為“黃色小說”，我說找過幾家圖書館都看不到此書。先生說他有，是從上海書店借的，讓我取回家看。讀過之後，我才知道這是一部描寫上海社會市井生活十分出色的作品，並將我的看法寫進介紹40年代後半期上海文學的拙著中。1997年年中，上海書店接替《古舊書訊》的《書窗》發刊。出版前，由於曾醞釀中華文學史料學學會與該刊合作，故而範泉先生吩咐我轉告先生，請先生寫一篇發刊賀辭。我報告先生後，先生要我代他先擬出文稿。那時電視臺正播放《水滸傳》一類的電視劇，我大概受到影響，擬稿中寫了“《書窗》為刊發文學史料文章提供了又一個舞臺，各路文史好漢可以在此施展拳腳”之類的話。先生看稿後刪去這些文字，對我說：“這段話江湖氣太重，咱們畢竟是文化人，這樣說不合適。”這件事，讓我感覺到先生對於“文化人”身份的看重和敬畏。有一次看望先生，先生說起他以往的一段經歷。恰巧錄音機帶在身邊，我就將先生所說錄了下來。回家後，將這次錄音整理成文字，又參考先生的其他回憶文章做了補充。整理稿交給先生後，先生很高興，審閱後同意發表。這篇文字就是《我的一段經歷》。先生曾交給我一篇文稿，囑我幫他整理出來。那時，先生的字已經寫得歪歪斜斜，極難辨認了，我當先生面說是“天書”，先生並不以為冒犯。當天回到家，我將先生手稿輸入電腦，但認來認去，只認出二分之一的文字。第二天再到先生家，和先生共同辨識“天書”，先生讀，我筆錄加錄音，有些文字先生自己也是左看右看，靠前後文義才予以確定。一時間我倆都笑了，先生有些靦腆地說，人老了，自己寫什麼也記不住了。我有一位長春朋友是書籍收藏愛好者。2006年，他寄給我三本他買的書，其中兩本是先生著作，一本是亦門的譯著，要我請先生在幾本書上題字。我將書呈交先生時，先生問我：“怎麼寫？”我隨口回答：“感謝留存可以嗎？”先生想了想，在《暮年雜筆》扉頁上寫：“謝謝您花錢買拙作，但願您從書中的文字中獲得一些歷史訊息。再次謝謝您的盛情與厚意。”在《俄國文學研究》扉頁寫：“感謝您留存拙譯。”在亦門的《詩與現實》扉頁寫：“謝謝您留存本書，它的作者、我的老友兼同案犯守梅兄會在另一個世界裡，為您的盛情與厚誼，感到慰藉。”題辭前有我那位朋友的姓名，題辭下有先生簽名。在《暮年雜筆》簽名下，還特別加寫“時年九十又一歲”。我在旁看到先生為亦門著作所寫的文字時，特別感動，從這些文字中可以感受到先生珍視友誼的熾熱情感。
先生身高一米五幾，算比較矮小的。師母的身高與先生差不多。但先生身材、臉型都偏瘦，顯得精幹，師母臉型方圓，身材也稍稍胖些。先生衣著顏色以藏青、灰黑色為多，師母衣服的顏色活潑些，取暖色調為多。與先生的健談相反，師母寡言少語。客人到家，師母端茶倒水後往往隱退到隔壁臥室讀書看報；如果客人熟悉，也會陪著坐在一旁靜聽，從不插話。她會在先生需要的時候，給先生遞上香菸、火柴（打火機）、茶水或者紙筆等等。先生有時也會輕聲對師母說，任敏，你把什麼什麼拿給我。這時，師母便起身去辦。有一次我對先生說到師母的溫和文靜，先生說，任敏也有倔犟的一面。他告訴我：胡風事件初起時，我大哥受託跟我打招呼，希望我表態譴責；我不幹，我不幹趁人之危、落井下石的事，於是我成了同案犯；平反後，大哥有一年來上海住我家，任敏以禮相待，但就是對他一句“大哥”也沒叫過。
賈植芳、任敏夫婦。攝於1980年代
1996年10月的一天，我去看望先生，師母開門說先生去復旦衛生室，快回來了，讓我在家等候。問先生得了什麼病，師母說臀部生了瘡，有好幾天了，打針吃藥也不管用。不一會兒，先生手杵柺杖由賈英攙扶著一瘸一拐回到家。我問先生除了打針，有沒有別的治療。先生說沒有，學校醫生說只能打針，我年紀大了，身體機能減退，就是打針也要有段時間才能見效。回家後，我把先生的病情告訴我的妻子，她在上海中醫醫院工作。妻子說，她們醫院外科有一種專治膿瘡的藥線，明天可以帶回來給先生試試。第二天妻子下班後，我騎自行車載著她到先生家。妻子向先生介紹了用藥，聲明“是中藥，試試看”。一向喜歡說話的先生，治療時一聲不響，每聽到一句叮囑，就像孩子一樣點一下頭說一聲“好”。接下來的五天，每天妻子下班後，我們都去給先生換藥。沒想到這藥的確奇妙，或者說對先生的病特別有效，到第五天患部基本痊癒。先生很高興，師母更高興，她知道我妻子的祖籍也是山西，直說“咱們認個親戚”。不久之後的春節，先生和師母一定要我們全家去做客，師母還依循山西民間習俗，送給我妻子和女兒一塊布料。此後，先生、師母經常召見或電話“老鄉”，徵詢治病、服藥的建議。1997年初，得知先生因病住進醫院，我去看望。進病房時，先生還在睡覺。一旁的陪護者低聲告訴我，先生昨晚發病了，自下午五時起開始亂說話，逐漸嚴重，請醫生注射鎮靜劑後，九時過方得睡去。先生醒來見到我就說，我昨天晚上神經錯亂了，以為又回到監獄，以為自己已經死了，屋裡的其他人也都死了，“胡說八道不少”。先生說，早上清醒後，已經向病友和醫生、護士道歉；還說，如無意外，準備下星期內出院。任敏師母1997年底病重臥床，漸至神志不清，先生將臥室隔壁的一間向陽大房間作為師母專用的病房，每天到師母病床前幾次巡視。2002年底任敏師母病逝，我去先生家弔唁。先生身著黑衣，言談平靜，他說，病了五年，任敏走了；生老病死，誰都免不了；我比任敏大三歲，任敏比我先走，如果我比任敏先走，她就是寡婦了；任敏活了八十四歲，也算高壽了。在任敏師母的追悼會上，先生跪地叩首，高喊師母在天堂等他，說他很快會去見師母。在我參加過的追悼會上，沒有見過一次這樣的情景，令我震撼，令我哀傷，也令我肅然起敬。
2008年元月，得知先生再次住院，我和一位同事冒雪到醫院看望先生。桂芙說，先生這次住院的時間長，醫院條件比家裡好，準備在此過春節。自師母去世後，先生的身體日顯衰弱，精神日顯疲憊。此時的先生，已不良於行，兩耳聽力也喪失嚴重，我和先生聊天只好藉助筆談，但先生的氣色很好。告辭時再次與先生合影，沒想到這是我與先生的最後合影。從病房出來，落雪剛剛停止，處處白雪覆蓋，有些地方懸掛的冰凌有一寸多長，寒冷讓路人瑟瑟而行。這是上海少有的一個嚴冬。
2008年4月24日先生辭世。得知消息後，我和張炳隅先生一起趕到醫院，先生遺體已被送進太平間。我們先向賈英、桂芙表示哀悼和慰問，待蘇州的範伯群先生趕到後，再和復旦師生等一起瞻仰先生遺容。靈車被醫院工友推出時，先生雙目閉合，面容安詳，像睡眠一樣，只是頭部歪斜到枕頭一側。我以前聽人說過，遺體姿態要趁體溫未涼時擺放端正，否則以後難以校正。在徵得賈英、桂芙同意後，我用手輕輕抬起先生頭部，端端正正地安放在靈車的小枕上，這時，我的手掌還感覺到先生暖暖的體溫。我沒能在先生臨終前見上先生一面，只能在先生辭世後為他再做這件事了。後來賈英、桂芙告訴我先生臨終前的一些情況。桂芙說，賈先生去世前一天還頭腦清醒，見桂芙哭泣，問她“我是不是不行了？”桂芙又說，先生去世前幾天，使用的一隻飯碗，沒有人碰它，碗壁突然破了一個小圓洞，你說奇怪不奇怪；這隻碗是從日本帶回來的，用了十幾年了；碗破了，阿姨就把它丟掉了，新買一隻給先生用，可是，先生用新碗只能喝水，再沒吃過一次飯。桂芙還說，按照家鄉習俗，賈先生的靈前要供飯一百天，我們吃什麼，給先生靈前放上什麼；先生骨灰現在存放殯儀館，待冬至那天下葬；墓穴已經買好，與師母在一起，冬至時兩位老人的骨灰一起落葬。這年冬至，我和許多人一起參加了先生和師母的落葬。這天一早陰雨綿綿，從市區到墓園的一路上雨勢時大時小，然而，到先生和師母骨灰落葬前一刻，居然雨止天開。先生和師母的一生，算得上多災多難，被迫分離的歲月幾乎佔據了他們人生的一半，只是到晚年才享受到人本應得到的尊嚴和夫妻共同生活的幸福。我默默看著先生和師母的骨灰由賈英安放在合葬墓穴裡，心裡有哀涼，也有寬慰和祝福。幾天後，我寫了一篇感懷先生和師母一生際遇的小文，題目是《從此不再分離》。從我與先生相識開始，只要見到先生和師母一同外出，兩位老人必是彼此相攙相扶。90年代賈先生和師母的身體都還健康，那時，只要不是颳風下雨，傍晚時分他們經常一起外出散步，或者在校園，或者在校區周圍的路邊人行道。有一次看望先生後告辭，先生、師母和我一起出門，走出小區，先生說：“老陳，你回去吧，我和任敏往那邊走走。”先生轉身後，我沒有動身，看著先生一手拄著柺杖，另一手由師母攙扶，兩位老人緩慢移步前行。夕陽將金紅色餘輝灑在街道、樹木和路上行人身上，也籠罩著先生和師母。他們慢慢前行，前行，越走越遠，漸漸融入昏黃的暮色……這個景象一直深刻在我的記憶中。我想，先生和師母在天堂裡依然如此吧。 （作者為上海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作者：陳青生編輯：劉迪責任編輯：李純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