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思量 ，自難忘”，這本是蘇軾詞中悼念亡妻的一句，我這裡移花接木、曲解人意，把它用來作為我對中國古代文化的一個頗帶偏見的看法。
中國古代文化一個很重要的特點是“不思量”，即缺乏理性思考，李澤厚將中國古代文化稱之為“樂感文化”，影響頗大，便指出了這一點。李大師出生於1930年，離“五四運動”所倡導的“德先生”“賽先生”尚不遠，肯定知道中國古代文化是缺乏理性思考的。但他已經沒有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人的偏激、氣憤了，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一代知識分子，所以他又創造了“實踐理性”一詞，算是送給中國古代文化的遮羞布吧。
中國古代文化另一個很重要的特點是“自難忘”，即簡單繁殖、純粹粘貼的能力十分強，不管是“古文運動”、“五四運動”還是“文化大革命”，乃至於當下，都改變不了其形式化、奢靡化、各種“八股”層層沿襲的流向，這其實也是不敢獨立思考、缺乏理性的表現。
如果政治家最後都被變成了文學家，是這個文明的悲劇而非喜劇
不過中國現在理性思考的風氣也越來越重，對傳統文化也漸漸“有思量”，“不難忘”了。
一個很簡單的例子，我們怎麼客觀評價“不思量 ，自難忘”的蘇軾，怎麼為他定位？這就能看出我們的理性思考能力。
我們現代人一般稱蘇軾為文學家。可如果蘇軾知道了他是“中國作協會員”，而且是“全委會成員”，我估計他不會高興，反而會大哭一場。這要和“士”——中國古代文化知識分子的演變和他們對自身的定位有關。中國的第一代士，其實都是武士，從第一個老師孔子開始，才開始向文士轉變。而且到了漢朝，文士逐漸壟斷了意識形態，不再如孔子一樣“如喪家之犬”，形成了士族。到了唐宋，開始實行科舉制，從民間提拔一大批知識分子來做官員，才改變了六朝浮奢。當時傑出文人的第一件事，便是改變文風，提倡“古文運動”，以文載道，不因文害義，明明白白說話，認認真真說理。同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蘇軾讚譽韓愈“文起八代之衰”，便是二人對此的理性推崇與自覺追隨。最明顯的例子，唐朝律詩極盛，但是到了宋朝已經開始“以議論入詩”，理性化風氣越來越濃厚，蘇軾便是其中的傑出代表。
為什麼要給予這些私生活不謹慎的文人如此高的評價，這是宋朝諸儒所不可理喻的現象
也就是說，人家蘇軾是一個“士大夫”，受過良好的經史訓練，追求的是修齊治平，又是高中科舉，名重朝野，人家才不會僅僅滿足於一個只是一個“文學家”呢。太皇太后高太后曾經接見蘇軾，特意告訴為什麼提拔他：此乃先帝（神宗）之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卿耳。一代英主宋神宗的“遺命大臣”，會僅僅是一個做做詩詞、寫寫書法、畫畫山水之輩？
我相信即使他只是一個如柳永一樣落魄的才子，混跡於煙花柳巷之中，也還是會安慰自己“黃金榜上，偶失龍頭望”，不會滿足於只“文學”的。再往下說，他即使時運再不濟，也會是蒲松齡似的優秀私塾教師，拿在現代，最起碼也是“中國作協會員”“中華詩詞學會會員”“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吧。但我相信蘇軾還是會以為《聊齋志異》只是小道，不足掛齒。《金瓶梅》、《三國演義》、《水滸傳》這些鼎鼎大名的文學著作，要麼作者不明，要麼存有爭議，當時很多人洋洋灑灑寫出一大本，卻寧願當“無名文豪”，與他們認為文學只是怡情娛性的觀點分不開的。中國古代文化提倡“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這個言可不是詩詞曲賦，而是經史。中國古代四大筆法，“春秋筆法”“太史公筆法”“溫公筆法”“紫陽筆法”，才是“立言”！
蘇軾立言並不怎麼樣，那立德立功呢?可惜的是，王安石變法後，北宋晚期的知識分子互相傾軋，幾乎都被打成了“奸黨”，靖康之恥更是讓“議論未定，而金兵已過河”的他們羞愧難當。蘇軾公德不行，從私德來講，也不怎麼樣，北宋六賊之一的大宦官梁思成，便自稱是蘇軾“私生子”，因為他的母親曾是蘇軾小妾，後被送與別人。
我們現在說蘇軾是一個大文學家，只不過是因為他沒有做到“立功”“立德”，只好歸入“立言”之列。其實我們曲解了古代“立言”的意思，較之先秦諸子、朱熹、王陽明，蘇軾並不算是中國文化精神的核心人物。對如此重要的文化人物，我們的理解都如此偏差，可見理性之缺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