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阿舅，不僅是因為我常常聽到母親的嘮叨，而且阿舅確確實實是我成長中很重要的人。
我的阿舅名叫顧文魯，媽媽的堂兄弟，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的大學生，至於學什麼專業我已經不知道了，反正我後來感覺他是什麼都懂的人。
那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期的時候，我才上小學，不知道從什麼地方搬來一個阿舅，就在我大爹爹的房子邊上的一間草屋裡住著，後來才知道是阿舅租住大爹爹的房子的。
那時我雖然知道他是我的舅舅，我還是看不上他的。
首先是阿舅的長相。阿舅身高沒有一米七，白皙的臉和我們家以及左鄰右舍的人不一樣，鼻子上駕著一副黑黑的圓圓的眼鏡，大大的腦袋，沒多少頭髮，瘦瘦的身材好像多少天沒有吃飯一樣。更讓我奇怪的是，阿舅說話不像是本地人，他會用廣播里人那樣說話，儘管很好聽，但是不跟周圍人一樣，我就覺得很不習慣。
還有就是他一天到晚在那個黑噓噓的屋裡，讓我感到很神秘。那間屋子實在太小，兩米來寬，從門口到屋底倒很深，所以顯得很幽暗。他在門口坐一條小板凳上，面前一個手搖的補鞋機，屋裡堆滿了破舊的鞋子。那些鞋子是阿舅一毛兩毛錢從哪裡兌來的破舊的一雙雙軍鞋，經他用手搖機子補一補，就可以賣給村民兩毛甚至五毛一雙。可見那時候，阿舅還是很有錢的一個人。你要知道，那時候我一學期的學費才五毛錢啊！
就是這麼一個有錢的人讓我看不起。一次，生產隊長王學產到我們家，說要找阿舅買鞋子。
“我們生產隊民工要上濠河大壩，總共要五十雙，那就一毛五一雙吧。”隊長抹了一下鼻子說，好像下了多大的決心。
“那哪成啊！我兩毛錢兌來的，我貼本咋成啊！”阿舅也很堅決的說。
“那就兩毛一雙吧，你看成嗎？”隊長咬咬牙說。
“不行不行，我白乾了，不行！”阿舅依然堅持說。
“怎麼不行啊？”我媽媽到門前看著阿舅，又看著隊長說，“你多少錢兌來的我還不知道呀”。
阿舅一看，媽媽來到門前，忙著站起來，看著媽媽，也不好說話了。最後是多少錢定下了，我不清楚，反正感覺阿舅那麼有錢卻很小氣。
我看不上阿舅的還有他的身世。阿舅一直是單身一人，用當時的話說，老光棍一個，就是出來混窮的，似乎是投靠我媽媽的才到我們村上住下。據媽媽說，阿舅大學畢業後分配到國營農場工作，還是場裡的文書呢，什麼材料啊、文件啊、宣傳啊都能寫。只是他覺得那樣的工作掙不到錢，養不了家，他的父母竟讓前幾年那場自然災害餓死了……所以就工作不幹了，學了門手藝——補鞋。
說是投靠，但阿舅並沒有指望我們家給他什麼救濟，反倒是阿舅給我們家許多幫助。
說著到了七十年代末恢復了中高考，我也上了初中。媽媽看我學習還有點出息，就看得很緊。每天晚上吃完飯，小桌子朝門口一放，煤油燈點上，看著我學習，就在桌子邊上納鞋底。偶然的一回，阿舅來到我家門前乘涼，坐在我的桌邊，抽著煙，眼睛斜斜地看著我寫的作業。
“這題做錯了！”阿舅弱弱地說。
我沒當回事，繼續寫作業。心想，一個補鞋的能看出我作業寫錯了？媽媽警覺起來，拿過作業本給阿舅，說：“你再看看，跟他說說吧。”
阿舅就一五一十的跟我講題目的正確做法。我一聽，驚異起來，阿舅講的跟老師講的一樣，而且容易懂。更令我驚奇的是，當時我的語文、數學、物理、化學甚至歷史、地理等等，阿舅都能給我講作業，他還會講俄語（只是當時我們根本不學外語）。從那天起，媽媽就在鍋裡多添一點米和水，多燒一個人的飯，阿舅就在咱家吃飯。除了阿舅能給我講題目外，我和哥哥還能穿上半新的球鞋。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我考上大學。每次假期回家，媽媽都會提到舅舅怎麼怎麼幫了我，說要不然我也不會考取大學的……還有就是，舅舅在門臺子一個街邊上擺攤補鞋子，找了個女人，領養了一個女孩，日子過的很辛苦……這樣，媽媽嘮叨了好幾年。
所以，1985年我工作了，國慶節期間決定去看看阿舅。我和哥哥一起騎著自行車前往門臺子，在火車站門前小店裡買了幾斤水果、一包麵點果子和幾瓶廉價的酒。多方打聽，終於在汽車站西面一棟大房子山牆邊找到了阿舅。
阿舅坐在很矮小的板凳上，面前還是一架手搖的機子，牆角擺放著一隻只好看的鞋子。阿舅的頭髮已經花白了，瘦瘦黑黑的臉上依然架著一副黑邊的眼睛，肥大的衣衫很破舊，已經看不出原來的顏色，膝蓋上鋪著一塊黑色油布。耀眼的陽光直接照在他的身上，使他顯得格外的不起眼。
阿舅雙手熟練的修補一隻黑色的女士皮鞋，感覺有兩個人慢慢地走到面前，抬起頭，右手向下抹一下眼鏡，揚起眼皮，說：“你們要修鞋嗎？”
“舅舅，是我。”我說出自己的名字，鼻子裡好像有什麼東西堵住。
“你是哪個？”阿舅已經記不得幾年前曾經輔導過的外甥了。
哥哥看著滿臉狐疑的阿舅，又說一遍我們的小名,又提到媽媽的名字，阿舅才慢慢地放下手裡的鞋子，緩緩地站起來。“噢——，我想起來了，對對對……”阿舅那個“噢”字的音拉得老長，彷彿想起很遙遠的事。“來來來，快進來，快進來！”阿舅站起來，趕忙引領我們進“門”。說是門，其實就是依牆而建的半面房子留下的正面，晚上一塊帆布披下來就擋住了屋子；白天捲上去就算開了門。
這個半面房子是佔著路的地面，從高大的半牆上斜拖下來，兩米多寬，順著牆延伸了好幾米長。外側沒有牆，只用木樁撐著；頂面沒有梁，只用木棍架著。外側和頂面都是由一塊塊帆布亂七八糟的鋪成的，頂上還壓著許多零碎的瓦片。我們就隨著阿舅進了屋子，沒有窗戶，很幽暗。“門”旁一個小煤爐，爐子上凳著一個黑黑的水壺；朝裡是一張小案桌，上面放著一個電飯煲和幾個髒兮兮的碗盤；再朝裡是一個半人高的櫃子，櫃子已經沒有了門，可以看見胡亂地堆著的衣服；最裡面是一張床，床上也是胡亂的堆著的衣服和被子。其他生活用品和阿舅修鞋的材料塞滿了屋子空餘的地方。
我們沒法向裡面走進，只在小案桌邊小板凳上坐下。看到這一切，我實在忍不住心裡的酸楚，喘氣有點不均勻了。哥哥看到我這樣，用肘頂了頂我。
“舅舅，每天這麼幹活，累不累啊？”哥哥掏出香菸遞給阿舅。
“呵呵，習慣了，習慣了。這活計我幹了一輩子了，不累，不累。”阿舅樂呵呵的說。“你們現在都幹啥呀？跟我說說呀。”阿舅的眼睛掛在鼻子尖上，幾乎要掉下來。
“我前幾年就頂替了，在供銷社上班；他大學畢業也分配了，教書了。”哥哥給舅舅介紹我們倆的工作。
“我就說這孩子聰明，將來一定會有出息的，噢，大學都畢業了，工作了啊，好好好！”阿舅看著我，滿臉洋溢的快樂，好像看著自己的孩子一樣幸福。
“舅舅，那時候我上初中的時候虧了您輔導我，不然我不一定能考上高中呢。”我提到當年的事情，還想說一些感謝的話，可是卻說不出口。
“哪是啊，哪是啊，是你聰明肯學，我老傢伙哪能輔導你啊……”阿舅好像不願承認自己曾經是大學畢業的，更不願意承認曾經輔導我的功課。阿舅那年月畢業，要是趕上現在一定是什麼單位的專家或者學者什麼的，絕不會是一個修鞋的，絕不會住在這樣的房子裡，絕不會是這樣又黑又瘦的佝僂著的老頭……想到這兒，我的眼淚倏地留下來……
拉了一會兒家常，跟阿舅說到我們的媽媽以及兄弟姊妹各自的生活，我和哥哥就走了。臨走時，我掏出十元錢遞給阿舅，說：“舅舅，這是我孝敬您的，給您買菸抽的，拿著吧。”
阿舅推來推去不願要，說：“你看看，都買這麼多東西了，還給什麼錢呢？”最後我硬是塞在阿舅胸前的口袋裡。
阿舅央求我們吃飯，我們推說有事，就走了。我們沒有看到媽媽說的舅媽以及他們的養女。
2000年春天，阿舅去世了，我和媽媽到門臺子的阿舅家弔唁，阿舅家住在門臺子火車站的鐵路邊一個兩間的瓦房裡，也見到阿舅的老伴和女兒、女婿。送葬前的一天晚上，媽媽和舅媽一起收拾阿舅的遺物，驚異的發現一個很黃很黃的畢業證書，上面赫然的印著：“北京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