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赵匡胤是一位优秀的皇帝，无论是人格品行还是文韬武略，都在一众帝王之中名列前茅。其开创的大宋王朝更是中华文明史上最为绚丽多姿的一颗明珠，但其富丽堂皇的同时却又是最憋屈挨打的王朝。
当赵匡胤在大渡河挥下玉斧说“朕的江山到此为止”的时候，大宋这个新兴王朝的格局就已经注定先天不足了。汉唐时代的开拓精神也悄然而逝，虽然宋朝是农民起义最不成气候的，但其背后却是宋朝更注重内敌还偏安于外族。
赵匡胤剧照·黄袍加身
开国皇帝和其继任者无法解决的燕云之地，成了后世子孙的心魔，而其与士大夫共治天下，重文抑武的国策成了大宋成为“弱宋”的基因。
不可否认，宋代涌现出了最为辉煌灿烂的文明，也是当时世界上生产力和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但是其从开国之初就未能真正恢复汉唐时代的土地和雄风，五代十国的影响依旧深远，燕云之地未能收复让赵宋始终处于北方铁骑的威胁之下。
宋初南下未能平定西南，北上未能收复燕云
仅仅拿土地面积来说，宋代也是非常弱小的，在大一统王朝中是垫底的。曹魏虽然未能统一中原，却依旧控制西域、辽东、匈奴等地区。蜀汉诸葛亮也征服过云南一带，东吴连夷州都开发过。可见“卧榻之地岂容他人安睡”的宋太祖的床似乎有点小。
古代王朝基本定律，开国皇帝就奠定了王朝的基本面积，很少有后代皇帝能开疆扩土。赵匡胤在开始的决策中就选择了和柴荣、郭威相反的战略，先易后难，先南后北，先不论战略对错，自信心和进取心就显然比不上明太祖、唐太宗这些齐名的开国皇帝了。
实际上先北后南，先难后易更容易迅速统一天下，因为只要能打败北汉，收拾契丹，南方和蜀中显然翻不起什么浪花。虽然破唐灭蜀易如反掌，但是实际上宋初的军队是越来越弱了，被严重稀释，也需要守更多的地盘。更何况还没打契丹，赵匡胤已经搞了几次杯酒释兵权了，有经验的将领打过几次顺风仗就退居二线了。
顺风仗打惯了怎么可能打得了强敌？小小的北汉，虽然有杨业这样的名将加成，也不至于这么败的这么惨。最后更是非常窝囊的设立“封桩库”想要用金钱赎回燕云十六州。还留下收复燕云可封王的传说，以至于北宋末年，童贯一直心心念念想要收复燕云，成就太监封王的夙愿。
南边赵匡胤打到大渡河，居然玉斧一挥说下了“朕的江山到此为至”的愚蠢言论。开国皇帝虽然出身军官世家，但是却对五代十国期间藩镇割据有太大的阴影，导致矫枉过正，出现宋朝太文过饰非，武将地位低下的局面。
对士大夫宽容，是宋朝的先进之处，也是宋朝亡国之因
宋朝毫无疑问是对士大夫最为宽容的朝代，赵匡胤的除谋反罪外不得杀害士大夫的国策，基本得到了坚决的执行。苏轼乌台诗案讽刺朝政，阻扰新法的罪名其实也不算冤枉，最终得以死里逃生也多亏了这条国策。
但凡是有利有弊，如果说对武将的打压是矫枉过正，那么对文臣的宽容甚至说是纵容是让文臣恃宠而骄的根本原因了。即使是号称“仁宗盛世”宋朝最好的四十年的时代，普通老百姓实际上并没有很多文艺小说中的那么安逸富有。
富弼剧照
简单举一例子，富弼在出使辽国，面对刀斧加身，而毫不畏惧的硬汉，却在大白天遇到盗贼而害怕不已。庆历年间，正是后世鼓吹的“仁宗盛世”，却出现四十三州都闹盗贼，这些盗贼大白天就敢冲击府库，劫掠而去，怎能不让富弼“每念及此，不寒而战”呢？
富弼叹息说“非盗贼果能强盛，自是朝廷只守弊法，不肯更张”，司马光也说“税不可督所差户长辄逃去”，名臣包拯也说“重率暴敛，日甚一日”。这就是庆历新政的背景，也是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要变法的根本原因。
而实际上范仲淹、韩琦所推行的新政，都将改革吏治、选举人才、防御边地做为重心，是避重就轻忽略了所谓“三冗”背后真正将压力转移在了农民身上。简单通俗的讲所谓的三冗就是：官多不干事、兵多不打仗、钱多不顶用。
后面的王安石变法实际上也是治标不治本，想收缩赤字，光靠开源而不节流，实际上依旧浪费大量的资源。民不加赋而国税足实际上也是一种避重就轻，不想解决多余的官员、士兵和费用而想要节约老百姓的钱，甚至是赚老百姓的钱。很多决策看似解决了老百姓的难题，却在实际操作中被掌握话语权和解释权的官员宗族所利用，成为搜刮的名目。
实际上改革最大的阻力就是文官集团，王安石也好，范仲淹也罢，是不可能损害文官利益的，仅仅是稍微有些让步也会被文官集团所抛弃。所以改革始终是井中月，水中花，一面辉煌灿烂一面懦弱衰败成了大宋迥然不同的一体两面。
所以有岳飞、文天祥也会有秦桧、张邦昌，凡是过犹不及，汉唐以武人强亡，宋明以武人弱亡。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由此二者，或不可缺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