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中國長城建造時
卡夫卡 | 文 葉廷芳 | 譯
中國長城止於中國的最北端。工程從東南和西南兩頭髮端，伸展到這裡相聯結。這種分段修建的辦法在東西兩支勞動大軍的內部也以小的規模加以實行。方法是：二十來個民工為一小隊，每隊擔負修建約五百米長的一段，鄰隊則修建同樣長度的一段與他們相接。但等到兩段城牆接以後，並不是接著這一千米的城的末端繼續施工，而是把這兩隊民工派到別的段去修築城牆。使用這種方法當然就留下了許多缺口，它們是漸漸地才填補起來，有些甚至在長城已宣告竣工之後才補全。據說有一些缺口從來就沒堵上，這當然只是種說法，它可能僅僅是圍繞長城而產生的許許多多傳說之一，由於工程範圍之大，後人是無法憑自己眼睛和尺度來驗證這種說法的，至少對於個人來說是這樣。
人們一開始就會這樣認為的吧：建造長城時把它聯成一氣，或者至少在兩個主體部分之內聯成一氣，這從哪方面說都是更為有利的。眾所周知，長城之建造意在防禦北方民族。但它造得並不連貫，又如何起防禦作用呢？甚至，這樣的長城非但不能起防禦作用，這一建築物本身就存在著經常性的危險。這一段段城堞孤零零地矗立於荒無人煙的地帶，會輕易地一再遭到遊牧民族的摧毀，尤其是這些遊牧民族當時看到築牆而感到不安，便像蝗蟲一般以難以置信的速度輾轉遷徙，因此他們對於工程的進展有可能比我們築牆者自己還要看得清楚。儘管如此，建築的方法除了現在這個樣子也許沒有別的途徑可想。為了理解這點，必須考慮下列各點：長城要起幾百年的防禦作用；這是一項極為細緻的工程，因此，利用有史以來各民族的建築智慧和建築者個人的持續的責任感對於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前提。雖然，那些較簡單的勞動，可以從民眾中僱傭無知識的民工，那些想多掙錢的男人、婦女和兒童；但是，每四個民工就需要一個在建築專業方面受過訓練的人去領導，此人對工程的全局和底細須有深切的領會。工效越大，則要求越高。這樣的人事實上都在應命，儘管數量不敷工程的需要，但數目確實很大。
這項建築不是草率動工的。在破土前五十年，在整個需要圍以長城的中國，人們就把建築藝術，特別是砌牆手藝宣佈為最重要的科學了，一切其他技術，只要與此有關的，一概加以讚許。我還清楚地記得，我們在孩提時候，兩腳剛剛能站穩，就在教師的小園子裡，命我們用鵝卵石建造一種牆，記得當時教師如何撩起長袍，朝這堵牆衝來，當然一切都推倒了。由於我們的牆造得太單薄，他把我們訓斥的這樣嚴厲，以致我們號哭著四散跑回父母的身邊。這件事的本身是微不足道的，但很能反映那時的時代精神。
我很幸運，當我以二十歲的年齡通過初級學校最後一關考試的時候，長城的建築剛剛開始。謂之幸運，因為有許多人當年在自己所稱心的課程中取得了好的成績，卻常年無法施展他們的知識，他們頭腦裡最宏偉的建築藍圖，卻一籌莫展，久而久之，知識也大量荒疏了。那些好容易當了施工領班的人，哪怕是最低一級的，到了工地，也覺得是值得的。那是一些泥水匠，他們對於工程已經考慮得很多，並且還繼續不停地考慮下去。是他們讓人在牆基上放下第一塊石頭，他們因此感到自己和長城互為體了。自然，這樣一些泥水匠除了渴望著把工作徹底完成外，迫不及待想看到長城最後完美無缺的面貌誕生。工人不會有這種迫不及待的心情。他們只管拿工資，那些高級領班，甚至是中級領班眼看工程多方面進展也足令他們精神上為之振奮了。但對於那些基層、精神上遠遠超過他們表面上那微小的任務的領班人員，得事先為他們考慮到別的情況，譬如你不能讓他們在一離家幾百裡、荒無人煙的山區，經年累月，一塊接一塊地往牆上砌石頭；這種辛勤的、然而甚至一輩子都看不到完工的工作會使他們絕望，首先使他們失去工作效率。因此之故人們採取了分段建造的辦法。五百米長城約五年內可以完成，然後那些領班們通常已經精疲力竭，百無聊賴，對自己、對長城、對整個世界都失去了信心。因此，當他們還沉浸在慶祝一千米長城會合的興奮之中時，就已經被派到老遠老遠的地方去了，旅途上他們看到一段段完工的長城突兀而起，經過上級領隊們的大本營，接受了勳章，見到了從深谷下湧來的新的勞動大軍的歡呼，見到樹林被砍伐，以用於施工的腳手架，看到山頭被鑿成無數的砌牆的石塊，看到虔誠的信徒們在聖壇上誦唱，祈禱長城的竣工。所有這一切慰平了他們的煩躁情緒。在家鄉過了一些時候的安閒生活，使他養精蓄銳，每個建築者所擁有的威望，他們的報告在鄰里間所獲得的信任，那些質樸、安分的老鄉對長城有朝一日完成的確信不移，所有這一切把心靈的弦又拉緊了。於是，像永遠懷著希望的孩子，他們告別了家鄉，重返崗位，為民眾事業效勞的慾望又變得不可遏止了。他們一大早就出發，半個村子的鄉親陪送他很長一段路程，都認為這是必須的。一路上人們三五成群揮動著旗幟，他們第一次看到了他們國家是多麼遼闊，多麼富庶，多麼美麗，多麼可愛。每個國民都是同胞手足，就是為了他們，大家在建築一道防禦的長城，而同胞們也傾其所有，終身報答。團結！團結！肩並著肩，結成民眾的連環，熱血不再囿於單個的體內，不是可憐地循環，而要歡暢地奔騰，通過無限廣大的中國澎湃迴環。
因此，分段而築的辦法是可以理解的； 但此外還有別的理由。我對這個樣久久不肯放過，這也是不足為奇的，此乃整個長城建築的一個核心問題，儘管初看起來無足輕重。如果我要把當時的思想和經歷介紹出來的話，我恰恰對這一問題不能追究到足夠的深度。
首先，我們必須得說，當時長城所完成的業績，比起巴貝爾塔的建築毫不遜色，顯然，天意也，至少根據人類的計算，它與巴貝爾塔的建築完全相反。我之所以提及這點，因為在該建築動工之初，有一位學者寫了一本書，對這兩項建築作了詳盡而精確的比較。他在書中試圖證明，巴貝爾塔之所以沒有最後建成，絕不是由於大家所說的那些原因，或者至少在這些公認的原因中沒有最重要的那幾條。他的論證不僅依據文字記載，而且據稱他還作了實地調查，並且發現，巴貝爾塔的倒塌在於基礎不牢，因而必然失敗。從這一點上看，我們的時代遠勝於古代。今天，幾乎每個受過教育的人都是專門的泥水匠，在打基礎方面是不會有錯失的。但這位學者卻根本不朝這個方面去論證，而是斷言，在人類歷史上只有長城才會第一次給一座巴貝爾塔創造一個穩固的基礎。因此，先築長城，而後才建塔。這本書當時人手一冊，但我承認，我至今仍然不甚明白，他是怎樣設想那座塔的建造的。長城連一個圓圈都沒有形成，而不過是四分之一或者半個圓圈，難道這就可以作為一座塔的基礎了嗎？這隻能從精神角度去理解。然而，長城又是為了什麼呢？它是某種實實在在的東西，是千千萬萬人的生命和辛勞的成果。為什麼在那本著作中要寫上那座塔的計劃——顯然是迷霧一般的計劃——和一個個具體的建議：即應如何集中民眾的力量參加強大的新的工程？
那時候，人們頭腦中充滿許多混亂的東西，這本書僅僅是一個例子而已；之所以這樣，也許正是因為人們想把這樣多的可能性都彙集到一個目的上。人的本質說到底是輕率的，天性像塵埃，受不了束縛；如果他把自己束縛起來，不久便會瘋狂地猛烈掙脫束縛，把長城、鎖鏈以及自己都扯得粉碎。
很可能，這些對建造長城甚至是相悖的考慮，主事者們在決定分段而築的時候，並非都有顧及到。我們——我在這裡以許多人的名義講話——實際上是在一一研究了最高領導的命令以後才認識了自己本身的，並且發現，沒有上級的領導，無論是學校的知識還是人類的理智，對於偉大整體中我們所佔有的小小的職務是不夠用的。在上司的辦公室裡——它在何處，誰在那裡，我問過的人中，過去和現在都沒有人知道——在這個辦公室裡，人類的一切思想和願望都在轉動，而一切人類的目標和成功都以相反的方向轉動。但透過窗子，神的世界的光輝正降落在上司的手所描畫的那些計劃之上。
因此，公正的旁觀者並不認為，領導者要是真的願意，他們對構成長城連貫而築的那些困難會克服不了。所以結論只能是：分段而築乃領導者有意為之。可是，分段而築僅僅是一種權宜之計，並沒有實際的意義。如果結論是：領導者存心要幹某種沒有實際價值的事的話——奇妙的邏輯！——一點不假，而且他們從其他方面為自己找理由。今天談論這些事也許不會有危險了。當時許多人，甚至最優秀的人都有這個秘密的原則：竭盡全力去理解領導者的指令，但一旦到達某種限度，就要適可而止，進行思考。這是一條十分明智的原則，在爾後經常重複出現的比較中，它還可以得到進一步的解釋：不要因為有害於你，就停止進一步思考而且誰也沒有把握說，將來一定會有害於你。這裡根本不能說有害，也不能說無害。事情之於你，猶如春天之於河流。河流在春裡上漲著，變得更強大，更有力地肥沃著兩岸土地，並且獲得它固有的本質，以一條真正的河流的面貌繼續注入大海，因而在大海眼裡它與別人的身份更平等了，也更受大海的歡迎了。——你要把領導者的指令思考到這個程度——但接著，河流泛濫於兩岸，失去了它的輪廓和麵貌，減慢了它的流速，違背它自己的本質，在內陸形成一個個小海洋，毀壞一片片農田，但是這種擴展並不能持久，後又重新湧回岸內，甚而至於到了跟著來的炎熱季節乾涸枯竭，一片慘狀。——你不要把領導的指令思考到這個地步。
當年，在建築長城期間，這個比方也許是格外恰當的，但對於我現在的學術報告來說，它只有有限的價值。我的考查僅僅是歷史性的；從早已消逝了的雷雨雲層裡已經發不出閃電了，因此我可以尋找一種分段而築的說明，這個說明要比當時人們藉以滿足的那一種有過之而無不及，我的思考能力的界限是夠狹小的，但這裡需要馳騁的領域卻是無限的。
萬里長城是防禦誰的呢？防禦北方民族。我生長在中國的東南方，那裡沒有北方民族能威脅我們。我們在古書裡面讀到他們，他們本性中所有的殘忍使我們坐在平和的樹蔭下喟然長嘆。我們在藝術家的真實描繪的圖畫上，看到那一張張猙獰的臉面，張得大大的嘴巴，長長的獠牙，眯縫斜視的眼睛像是已經目中了獵獲物，馬上要搶來供嘴巴撕裂、咬齧似的。要是孩子撒潑，我們就給他們看這些圖畫，於是他們嚇得邊哭邊往你懷裡躲。但是，關於這些北方國家，除此之外我們就不知道了。我們從未見到過他們，假如留在自己村子裡，我們永遠也見不著他們，即使他們騎著烈馬徑直追趕我們，國土太大了，沒等到追上我們，他們就將消失得無影無蹤。
既然如此，那麼我們為什麼離鄉背井，辭別雙親，離開飲泣的妻子，待學的孩兒，開到遙遠的城市去受訓，我們的思想甚至飛到北方的長城？為什麼呢？去問首領吧。他們瞭解我們，他們，心頭翻江倒海，憂慮重重，他們懂得我們，懂得我們卑微的營生，看見我們大夥一齊坐在低矮的茅屋裡，看見家父傍晚時分的祈禱，也許高興，也許不高興。如果允許我對領導階層發表這樣一種看法的話，那麼我得說領導階層早就存在了，他們集到一塊，不是像那些高級官吏，由於一場美好的晨夢的激發而心血來潮，匆匆召集一次會議，又草草作出決議，當晚就叫人擊鼓將居民從床上催起，去執行那些決議，哪怕是僅僅為了搞一次張燈結綵，以歡慶一位昨天對主子們表示了恩惠的神明，而在明天，彩燈一滅，就立刻把他們鞭趕到黑暗的角落裡去，與此不同，領導階層確實是古已有之，而造長城的決策在那時就定下來了。那些天真的北方民族，他們還以為這是為了他們而造的呢，那位值得尊敬的、無辜的皇帝也以為那是他下令造的。關於建築長城的事，我們所知並非如此，並且保持緘默。
在當年建築長城期間和自那以後直至今天，我幾乎完全致力於比較民族史的研究——有一些問題可以說非用這個方法搞不透徹——並且發現，我們中國人有某些民間的和國家的機構特別明確，而有些又特別含混。研究它們的原因，尤其是後一種現象的原因，對我產生過極大的吸引力，今天仍然如此，而長城的建築實質上也是跟這些相關的。
最為含混不清的機構莫過於帝國本身了。當然，在京城，就是說在朝廷範圍內對這個問題是有所瞭解的，儘管也是現象多於真實。在高等學校教國家法和歷史的教師也自以為他們在課堂上講的這些事情是千真萬確的，並能繼續把這些知識傳授給學生。學校的級別越是接近基層，人們便越不懷疑自己的知識，這已成了當然之事，半文明的教育把那多少世代以來深深打進人們頭腦的信條奉為崇山，高高地圍繞著它們起伏波動，這些信條雖然沒有失去其永恆的真理，但在這種煙霧瀰漫中，它們也是永遠模糊不清的。
然而，在我看來恰恰是有關帝國的問題應該去問一問老百姓，因為他們才是帝國的最後支柱呢。這裡我當然只能還談我的家鄉。除了神祗和那一年到頭如此富有變化而好看的祭神儀式外，我們想到的就是皇帝，但不是當前的皇帝。或者倒不如說，如果我們認識這位皇帝，或者對他有所瞭解的話，我們本來就已經想到他了。我們唯一的新奇之處是，我們總是想方設法想在這件事上打聽到某種情況，可是說來也怪，幾乎不可能打聽到任何事情，向走過那麼多地方的香客打聽不到，向遠近的村莊打聽不到，向那些不僅航行在我們的小溪上，而且也航行在各條聖河上的艄公們也打聽不到。誠然，聽到的不少，但一件也不能落實。
我們的國家是如此之大，任何童話也想象不出她的廣大，蒼穹幾乎遮蓋不了她——而京城不過是一個點，皇宮則僅是點中之點。作為這樣國度的皇帝卻自然又是很大，大得凌駕於世界一切之上的。可是，那活著的皇帝跟我們一樣是一個人，他跟我們一樣躺在一張臥榻上，誠然，臥榻是很寬大的。同我們一樣，他有時也伸展四肢，如果他很累的時候，也張開他那線條柔和的嘴巴打呵欠。但我們在千里迢迢的南方，都快到達西藏高原了，如何知道這一切呢。再說，縱使有消息抵達我們這裡，但已經太晚了，早已失去時效了。皇帝周圍總是雲集著一批能幹而來歷不明的廷臣，他們以會侍僕和友人的身份掩蓋著奸險的用心，他們抵制君權，總是設法用毒箭把皇帝從轎輿上射下來。君權是不滅的，但皇帝個人是會倒斃的，甚至整個王朝最終也要垮臺，處於奄奄一息之中的。關於這些爭鬥和痛苦老百姓是永遠不會知道的，他們像遲到者，像初到城市的人站在擁擠的小巷的盡頭，安閒自得地嚼著所帶的食物，而在前面，在市中心的廣場上他們的主子正在受刑。
有一個傳說對這一狀況作了很好的描述：皇帝向你這位可憐的臣民，在皇天的陽光下逃避到最遠的陰影下的卑微之輩，他在彌留之際恰恰向你下了一首諭令。他讓使者跪在床前，悄聲向他交代了諭旨；皇帝如此重視他的諭令，以致還讓使者在他耳根重述一遍。他點了點頭，以示所述無誤。他當著向他送終的滿朝文武大臣們——所有礙事的牆壁均已拆除，帝國的巨頭們佇立在那搖搖晃晃的、又高又寬的玉墀之上，圍成一圈——皇帝當著所有這些人派出了使者。使者立即出發：他是一個孔武有力、不知疲倦的人，一會兒伸出這隻胳膊，一會兒又伸出那隻胳膊，左右開弓地在人群中開路；如果遇到抗拒，他便指一指胸前那標誌著皇天的太陽；他就如入無人之境，快步向前。但是人口是這樣眾多，他們的家屋無止無休。如果是空曠的原野，他便會迅步如飛，那麼不久你便會聽到他響亮的敲門聲。但事實卻不是這樣，他的力氣白費一場；他仍一直奮力地穿越內宮的殿堂，他永遠也通不過去；即便他通過去了，那也無濟於事；下臺階他還得經過奮鬥，如果成功，仍無濟於事；還有許多庭院必須走遍；過了這些庭院還有第二圈宮闕；接著又是石階和庭院；然後又是一層宮殿；如此重重複重重，幾千年也走不完；就是最後衝出了最外邊的大門——但這是決計不會發生的事情——面臨的首先是帝都，這世界的中心，其中的垃圾已堆積如山。沒有人在這裡拚命擠了，即使有，則他所攜帶的也是一個死人的諭旨。但當夜幕降臨時，你正坐在窗邊遐想呢。
同樣，我們的百姓對於皇帝既深懷失望，又充滿希望，他們不知道哪個皇帝在當朝，甚至對於朝代的名稱都還存在著疑問。在學校裡許多這樣的朝代一個接一個地都學過，可是在這方面普遍是不清楚的，其程度之嚴重，連最好的學生也未能避免。在我們的各個村子裡，早已死去的皇帝，大家以為他還坐在龍位上；新近牧師在祭壇上宣讀了一份詔書，而頌發這詔書的皇帝只活在歌謠裡。我們最古老的歷史上的許多戰役現在才剛剛揭曉，街坊欣喜若狂，帶著這新聞奔走相告。那些皇妃們糜費無度，與奸刁廷臣們勾勾搭搭，野心勃勃，貪得無厭，縱慾恣肆，惡德暴行就像家常便飯。年代過的越久遠，這一切情形被渲染得越可怕，一旦村民們得知，幾千年前一個皇后如何痛吮她丈夫的鮮血，不禁失聲悲鳴。
老百姓就是這樣把以往的統治者弄得面目全非，把今天的統治者與死人相混淆。如果有朝一日——一生中只要能遇上一次——來了一位欽差大臣巡視本省，偶爾來到我村，代表當權者發佈敕令，稽查稅收，檢查教學，向牧師詢問我們的行為，然後在他上轎之前向聚集來的村民發一通長篇訓誡，於是每個人臉上都掠過一絲笑意，悄悄地向旁人遞個眼色，彎下身去，與孩子們一起，以便不讓當官的察看，有人想：怎麼，他講起一個死人來就像講一個活人一樣，這位皇帝確實早已死了，王朝也已經消滅了，這位官老爺在拿我們尋開心吧。但是我們裝作好像什麼也沒有覺察，以便不得罪他。我們需要認真聽從的是現今的長官，因為不這樣做那是犯罪。在匆匆離去的欽差的轎子後頭，從已經瓦解的骨灰罈中專橫地升起一個村老爺的形象。
與此相似，我們這裡的人通常很少遭遇當代的戰爭和國家的革命。此刻我想起青年時代的一件事。在毗鄰的、但是很遙遠的一個省份爆發了起義。原因我已記不起來了，這在現在也並不重要，那裡每天都有暴亂髮生，那是些很激動的民眾。當時有一次，一個途經那個省的乞丐把一張起義的傳單帶到我父親的家裡。那天正好是節日，賓客擠滿了我們的房間，牧師坐在中央，鑽研著那張傳單，忽然大家都笑了起來。傳單在一片擁擠中被撕得粉碎。那個顯然已被大大款待了一番的乞丐，被人推著趕出了房間，大家都開了心，並且跑回去享受美好的節目。為什麼呢？原來鄰省的方言與我們的基本上是不同的，這在某些書面語言的款式中也看得出來，它們使我們覺得有一種古音古調的特點。幾乎沒等牧師念上兩頁，人們已經做了決定了。古老的事情早已聽到過，昔日的傷痛早已消弭。記得在我看來雖然乞丐的話無可辯駁地說出了可怖的生活，但大家卻笑著直搖頭，什麼也不願聽。我們這裡的人就是這樣來抹殺今天的現實的。
假如有人根據這些現象斷定，我們實際上根本沒有皇帝，那麼他離真理並不太遠。我得反覆說：也許沒有比我們南方的百姓更為忠君的了，但是忠誠並沒有給皇帝帶來好處。雖然在村口的小圓柱上蟠曲著一條聖龍，自古以來就正對著京城方向噴火以示效忠——可是對村裡的人來說京城比來世還要陌生。難道真有一個村子，房屋鱗次櫛比，蓋滿一片又一片原野，從我們的小岡巒上看去一望無際，並且晝夜都擠滿了人的嗎？我們難以想象有這樣一個都城，難以相信京城和皇帝是一回事，這好比不好理喻一朵千百年來在太陽底下靜靜地遊動的雲彩一樣。
我們持這樣一些看法，結果我們的生活就頗為自由，無拘無束。但這並不是不道德，在我所走過的地方我幾乎從未遇到這比我的家鄉更為純潔的道德。然而，這是一種不受任何現今法律管束的生活，它只聽從古代留傳給我們的訓誡。
我並不想以點概面，決不斷言我省所有上萬個村落甚或全中國所有五百行省的情形都是如此。但也許我可以保持我在這一帶所讀到的許多文字記載，以及根據我自己的種種觀察——特別是在建築長城的問題上，關於人的材料給了一個敏感者以通曉幾乎一切省份的人的靈魂的機會——根據這一切也許我可以說：這些人對於皇帝的看法跟我的家鄉的人的看法時時處處都有一種共同的基本特徵。我絕不認為持這種看法算得上什麼美德，正好相反。不錯，這種看法的產生主要應歸咎於政府。自古以來它缺乏能力，或者顧此失彼，沒有帝國的機構搞到這樣明確的程度，使得帝國最遙遠的邊疆都能直接地並不斷地起作用。但另一方面，這當中百姓在信仰和想象力上也存在著弱點，他們未能使帝國從京城的沉淪中起死回生，並賦予現實精神，把它拉到自己的胸前；但臣僕的胸脯並不想起更好的作用，不過是感受一下這種接觸，讓帝國從它胸前消逝。
因此持這種看法並非美德。尤為引人注目的倒是：恰恰是這種弱點似乎成了聯合我們民眾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是的，如果敢用這句話來表達的話：這種看法就是我們賴以生存的基礎。要在這裡對一種責難充分闡述理由，據說不僅有表達我們的良心，而且——令人氣憤得多——我們休想站得住腳。因此之故，對這個問題的考查我暫時不想繼續下去了。
*譯註：此篇寫於1917年3、4月間，沒有寫完。1931年首次發表在勃羅德選編的卡夫卡短篇小說集《萬里長城建造時》中。
*摘自《卡夫卡短篇小說全集》，葉廷芳主編，文化藝術出版社，200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