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法定婚齡是指法律所確認的准予結婚的最低年齡。事實上國家並不干預公民具體在那個年齡段結婚，只是要求公民的結婚年齡不得低於國家規定的最低標準。法定婚齡的確定需要同時考慮自然因素和社會因素。所謂自然因素是指人的身體發育和智力成熟情況；所謂社會因素是指國家的政治、經濟及人口發展情況。自然因素是個人層面的，社會因素是國家社會層面的。
法定婚齡的確定在個人層面需要考慮人的身體器官機能是否發育成熟到適合過婚姻生活，也需要考慮其心智是否成熟到足以擔負起家庭的責任。這裡涉及到兩個具體的問題：一是生理機能是否已發育成熟；二是心理狀態是否已足夠成熟。男女兩性的生殖器官及其機能在進入青春期後會加速發育。女性第一次月經來潮、男性第一次夜間遺精在生物學意義上被視為是從兒童發育為成人的標誌。
在中國古代的《黃帝內經》中關於人體生長髮育的規律有男八女七的說法：男性身體的生長變化規律以8年為一個週期；女性則是以7年為一個週期。女性在7歲時開始更換牙齒，此後開始進入生長高峰期；14歲左右第一次月經來潮後可以懷孕；大約21歲後才完全發育成熟；28歲左右進入身體最強壯的時期；35歲以後開始逐漸步入衰老期；42歲左右開始白髮；49歲左右開始絕經。
從這個規律可以看出：14歲的女性已可以懷孕，但她的身體還沒發育完全，所以這時懷孕會對身體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而在21歲以後再懷孕對身體的影響就會比較小。如今在經過數千年的發展之後男女性成熟的時間已與《黃帝內經》的記載有所出入，但大體仍是圍繞《黃帝內經》所記載的時間上下波動。如今女性月經初潮的平均年齡約為10歲～16歲，男性首次遺精的平均年齡約為14歲～16歲。
未成年的男性和女性在身體發育的過程中會出現懵懂的性萌發，然而這時他們的身體機能未必已完全發育成熟。中國古代女子一般是以及笄之時（15歲）視為成年的標誌，也就是說古人一般認為滿15歲的女子就可以過夫妻生活了。然而事實上這時女子的身體尚處於發育的階段：在自己的身體還沒長好的前提下就要為夫家傳宗接代，這種早婚早育現象就為難產埋下了隱患的種子。
即使在醫學已相對發達的今天15歲左右的女子因孕產原因死亡的概率在發達國家為1:4300，而在發展中國家這一概率達到了1:120。相比之下在醫學不發達的古代女人就猶如過了一道鬼門關。古代統治者為增殖人口以補充國家的賦稅、兵力往往鼓勵民間早婚早育，加之傳宗接代、延續香火的觀念在古代中國可謂根深蒂固，所以早婚現象在古代其實是一種極為普遍的現象。
在《周禮·地官·媒氏》中對法定婚齡的規定與我們今天恰恰相反：我們今天法律所規定的是准予結婚的最低年齡，然而《周禮》卻規定了男女結婚所不能超過的最高上限為男不超過三十而娶、女不超過二十而嫁。越王勾踐在被吳國打敗後為實現復仇目標而致力於增殖人口，於是他規定“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取，則其父母有罪”。由此可見早婚在古代中國是一種上行下效的普遍現象。
儘管歷朝歷代都規定了男女結婚所不得超過的最高上限，然而官吏貴族階層還是一般會遵循《禮記》中關於男弱冠、女及笄而婚的規定：男子一般需年滿20歲、女子一般需年滿15歲方可正式成親。如果兩家是世交故舊可以訂娃娃親，但在達到年齡之前不會正式過門。相比之下民間對這些細節則不太注重，所以也有不少未滿20歲的男子、未滿15歲的女子在父母媒妁的安排下早早過起了夫妻生活。
漢代王吉、宋代司馬光等人均曾對這種現象提出過批評，但事實上早婚現象在歷朝歷代從未得到真正的控制。其實這種早婚現象也並非古代中國的特色，在古代西方世界性行為的年齡是由家庭或部落決定的，在大多數情況下與出現青春期的標誌（女性的月經和男性的陰毛）的時間吻合。在古羅馬女孩在青春期開始後不久就結婚並生育其實是很常見的現象。
同一時期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對古代日耳曼部落的婚俗曾進行過描述：日耳曼部落中新娘和新郎的年齡大致相同，但比羅馬新婚夫婦的年齡要大。塔西佗對此描述道：“那些男青年結婚得晚，從而活力未受損傷。那些女孩也沒有匆匆結婚。當她們和男人們年齡相當而同樣成熟時她們按年齡和力量擇偶，這樣他們的孩子就重現了父母的威力”。7世紀西哥特的法律條文將男女的最低結婚年齡都定為20歲。
由此可以推測在古代日耳曼多數婦女結婚時至少20歲，而且與她們的丈夫年齡相當。那麼這一時期日耳曼人的結婚年齡比起中國人和羅馬人似乎是要晚一些的。到了中世紀歐洲人包括婚姻在內的各種生活習慣都必須受到教會的控制。12世紀歐洲教會法有影響力的創始人格拉提安接受青春期的結婚年齡在12歲和14歲之間，但也同意承認超過7歲的孩子結婚是有意義的。
事實上各國法定婚齡政策的變化受社會因素的影響遠遠大於受自然因素的影響，因為人體器官機能的進化演變是極為複雜漫長的歷程，不可能在幾十年間就出現本質性的區別，甚至即使在過去的幾千年中人體的生理機能也沒出現過本質的變化，然而社會環境因素的變化不要說過去幾十年、幾百年乃至幾千年了，就是兩三年的差距都能讓人產生代溝。
實際上世界各國確定法定婚齡都和各自的人口政策是息息相關的：如果是鼓勵生育的國家就會把法定婚齡定低一些，從而實現早婚早育的目標；反之如果是控制人口的國家就會把法定婚齡定高一些，從而實現晚婚晚育的目標。在我國1950年婚姻法規定的法定婚齡為男二十歲、女十八歲。1980年修改婚姻法時為貫徹國家提倡晚婚晚育的政策而將法定婚齡改為男不得早於二十二週歲、女不得早於二十週歲。
目前我國的法定婚齡仍沿用1980年作出的規定。必須指出法定婚齡不是必婚年齡，也就是說不是隻要到了這個年齡就必須結婚。同時法定婚齡也不是最佳婚齡，所謂最佳婚齡是一個自然概念，其參照標準就是看身體機能的發育程度，所以這更該屬於醫學領域的範疇，當然立法時會參考這一因素，所以法定婚齡會與最佳婚齡有一部分重合，但兩者並非絕對吻合的關係。
事實上法定婚齡只是規定了結婚的最低年齡，是劃分違法婚姻與合法婚姻的年齡界限，只有達到了法定婚齡才能結婚。至於達到這一年齡後的人多久結婚這是法律所沒強制要求的，甚至就算是有人抱定一輩子不結婚的理念也不是法律所能強制要求其改變的。這不僅在中國如此，在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是如此。現代法律所規定的法定婚齡和古代規定的最大區別就在於：一個是最低下限，一個是最高上限。
目前我國的法定婚齡在世界範圍內都是相對比較偏高的：在我國的港臺地區法定婚齡為男18歲、女16歲。澳門地區的法定婚齡是男女均為16歲，但已滿16歲而未滿18歲者要結婚需經父母同意。韓國的法定婚齡是男女均為18歲，但已滿18歲而未滿20歲者要結婚需經父母同意。在2018年3月之前日本法律規定20歲之後才是成年人，這比大多數國家要晚2歲。
日本還同時規定必須年滿20歲以上的成年人才能結婚，但目前日本已通過修改法律將成年的年齡降到了18歲。外界普遍認為日本此舉是為應對少子化、老齡化問題而採取的鼓勵生育、增殖人口的措施。英國的法定婚齡是男女均為16歲，但已滿16歲而未滿18歲者要結婚需經父母同意。荷蘭的法定婚齡是男18歲、女16歲，但與此同時在父母同意的情況下12歲就可以結婚。
當然荷蘭這麼做有一個重要前提就是荷蘭本身在性方面是一個世界聞名的開放國度：他們從小就會對孩子進行一定程度的性教育，這就導致看上去對我們來說是年紀非常小的1孩子其實在心理心智上比其他國家同年齡段孩子更為成熟。作為聯邦制國家的美國各州的法律在諸多具體條款上是不同的，這點反映在法定婚齡方面就是從12歲到18歲都有，但未成年者結婚必須徵得父母的同意。
這麼對比下來就會發現我國的法定婚齡其實在世界範圍內是相對偏高的。這和我國的國情是密切相關——事實上我國之所以制定在世界範圍內相對偏高的法定婚齡在相當程度上是出於鼓勵晚婚晚育的政策目標，而隨著我國人口形勢的變化繼放開二胎政策後也有人大代表提出修改婚姻法中關於法定婚齡的建議。當然這是一個需要彙集醫學、社會學、經濟學、法學等各方面的專家共同討論的社會性問題。
至少目前為止我國的法定婚齡仍是男二十二歲、女二十歲。不過這種規定是國家整體層面的宏觀性規定，而我國是一個地域遼闊的多民族國家，很多宏觀性規定未必適用於全國各地，這也反映在法定婚齡的制定上：婚姻法規定的法定婚齡具有普遍的適用性，但在某些特殊情況下法律也允許對婚齡作出例外規定。婚姻法第五十條規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有權結合當地民族婚姻家庭的具體情況制定變通規定”。
目前我國一些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機關已對婚姻法中的法定婚齡作了變通規定。比如西藏、新疆、內蒙古等自治區和一些自治州、自治縣就以男二十週歲，女十八週歲作為本地區的最低婚齡。縱觀世界各國在法定婚齡方面的規定以及我國在民族區域自治地區的特殊性規定不難得出一個結論：法定婚齡的確立與當地的人口經濟形勢是密切相關的。所以各國在制定本國的法定婚齡時無不需要考慮本國國情。
俄羅斯在制定本國的法定婚齡時同樣也必須充分考慮本國的人口經濟形勢。俄羅斯人的生理機能在生物學上並沒什麼特殊性。現代生物學認為白人、黃種人、黑人都是由智人進化而來，只是由於生活在不同環境中才出現了體貌差異。歐洲人由於氣候的原因喜歡吃高熱量的食物。這樣的飲食習慣使歐美白人進化出了比亞洲黃種人相對更快一些的發育週期。
白人女孩發育成熟的時間一般比黃種女孩要略早一些，但衰老的速度也更快一些。俄羅斯女孩身體發育成熟的時間一般會比中國女孩略早一些，但並不會有太過明顯的差異性，所以俄羅斯法定婚齡偏低的根本原因不在於俄羅斯人的身體機能有什麼特殊性，而是由俄羅斯的人口經濟形勢所決定的。目前俄羅斯的人口約為1.445億，約佔世界總人口的1.9%，是世界第九人口大國。
俄羅斯的主體民族俄羅斯族佔其全國總人口的79.82%左右，除此之外俄羅斯一共有193個少數民族，最大的少數民族為烏克蘭族佔俄聯邦全國總人口的2.03%左右。有著1709.82萬平方公里國土的俄羅斯是全世界國土面積最大的國家——幾乎相當於我國和澳大利亞的總和，俄羅斯的人口密度約為8.45人/平方公里。俄羅斯經濟總量約為1.578萬億美元，位居世界第11位，人均GDP約為10743美元。
從俄羅斯的人口絕對值來看是排名全球前十位的人口大國，以俄羅斯的國土面積和資源儲量而言：這樣的人口規模並不會構成負擔。俄羅斯是一個實行免費醫療和教育的國家。早在蘇聯時期俄羅斯就建成了全國統一、學科門類齊全、水平較高的國民教育體系，從而為俄羅斯在核工業、航天領域等方面培養了眾多高精尖人才。在俄羅斯的1.445億人口中約有7568萬人是正值青壯年的勞動力大軍。
人口規模和教育體系的結合本該使俄羅斯得以充分享受人口紅利，然而俄羅斯的人口結構所存在的問題也令俄羅斯決策層頭疼不已。自1991年蘇聯解體以來到2013年俄羅斯人口經歷了持續22年的負增長。1991年蘇聯解體時的人口約為286730817，這比當時的美國還多出4000多萬人，是當時全世界僅次於中國和印度的世界第三人口大國。當然俄羅斯只是蘇聯的加盟共和國之一。
儘管繼承了蘇聯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中的地位，實際上不過相當於分家後的大兒子接管了家業，不過當初分家時各加盟共和國都帶走了一部分蘇聯人口，如果僅止於此還不是什麼大問題，更令俄羅斯困擾的是：俄羅斯的人口不是低於蘇聯，而是相比蘇聯時代的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出現了負增長。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出現了較為嚴重的人口外流和生育下降的現象。
從1993年到1996年俄羅斯人口幾乎下降600萬人，平均每年以200萬的速度在下降。這已嚴重影響到俄羅斯勞動力和兵力的來源，俄羅斯的人口問題甚至使世界上出現了這樣的討論：俄羅斯的大國地位將隨著人口的自然減少而失去，進一步發展甚至有使俄羅斯亡國滅種的危險。普京上臺後意識到人口問題的嚴峻性，於是在經過一系列措施手段後終於在2013年止住了俄羅斯人口的下降趨勢。
不過在經歷2013年之後這幾年的發展只增長了150萬人口。就這還是包括了克里米亞的人口統計數據，也就是說俄羅斯在從烏克蘭拿走克里米亞後的人口還不及蘇聯解體之初不含克里米亞在內的俄羅斯人口。如今的俄羅斯相比蘇聯解體之初的1992年1.49億人口減少了450萬人。俄羅斯所面臨的還不只是單純的人口生育率下降問題——自蘇聯解體以來俄羅斯一直面臨嚴峻的人口外流現象，曾有大量俄羅斯人迫於生計離開俄羅斯，選擇前往西方發達國家定居。
2017年本已出現好轉跡象的俄羅斯人口增長問題再生波折：這一年俄羅斯全國出生人口為169萬，較2016年減少20.3萬，而同一年的死亡人口為182萬，再次出現人口負增長現象。至此俄羅斯新出生人口數降至十年來的最低紀錄。2018年俄羅斯人口態勢進一步惡化：這年俄羅斯人口減少了86700人。2019年前9個月俄羅斯人口總量又進一步減少了25.96萬。
俄羅斯作為世界第一領土大國有四分之三左右的國土都位於亞洲的西伯利亞及遠東地區，然而這一地區氣候嚴寒、環境惡劣，自古以來就是人跡罕至之地。俄羅斯的歷史起源於東歐平原的莫斯科大公國，儘管通過自西向東的擴張征服了整個西伯利亞及遠東地區，但這些地區的開發時間都相對較晚。俄羅斯的工農業佈局整體上是傾向於歐洲部分的，因此迄今為止西伯利亞及遠東地區的開發程度仍是相對較低的。
佔俄羅斯國土面積四分之三的西伯利亞及遠東地區只分布著俄羅斯四分之一左右的人口。在2013年之前俄羅斯的八大聯邦管區中只有中央聯邦區、南方聯邦區和北高加索區3個區的人口略有增長，而其餘5個區的人口均呈下降趨勢：西北聯邦區、伏爾加沿岸區、烏拉爾區、西伯利亞區和遠東聯邦區人口分別下降了10.8%、6.1%、4.6%、8.7%和22.1%。
由此可見人口稀少的西伯利亞及遠東地區恰恰是人口下降現象嚴重的區域。如今位於俄羅斯東北部的苔原地帶的人口密度甚至連每平方公里1個人都達不到。稀疏的人口密度使俄羅斯始終無法擺脫基礎建設和物流運輸的惡夢——上下游配套過程中的天量運費足以把俄羅斯一切依賴自由競爭的工商業扼殺到賠本破產。截至2012年俄羅斯遠東地區的人口只有630萬，而這一地區的面積卻高達6214673平方公里。
這意味著每平方公里大約只有1個人，而到了2016年俄羅斯遠東地區的人口進一步減少到620萬，以致於遠東地區大量土地實際處於無人開發的荒蕪狀態。這不僅影響到了俄羅斯遠東地區的經濟發展，甚至使俄羅斯開始擔憂自己對遠東地區的控制。十多年前普京就曾告誡遠東地區的俄羅斯政府官員：“如果再不採取實際措施發展遠東，那麼再過幾十年後遠東的俄羅斯人口也許將只會說中國話、日本話和韓國話了”。
人口問題由此成為俄羅斯政府迫切希望解決的重大課題。一般來說實現人口增長無非接納移民與鼓勵生育兩種途徑。從民族特性而言：俄羅斯並非一個移民型國家，缺乏大規模接納移民的傳統。因此鼓勵生育就成為俄羅斯解決人口問題的一種相對現實的方法。在2002年之前俄羅斯的法定婚齡是男性18歲、女性16歲，這與多數歐洲國家並沒太大區別，法國、德國、奧地利等歐洲大陸國家的法定婚齡大多與此相近。
從2002年起俄羅斯重新修訂了《聯邦家庭法》：將法定婚齡調低到14歲。一開始這一政策僅在少數地區執行，然而在俄羅斯人口問題日益嚴峻的形勢下多數俄羅斯聯邦主體都已逐漸開始執行法定婚齡14週歲的政策。儘管俄羅斯將法定婚齡降低到了14週歲，真正在14週歲結婚的俄羅斯少男少女並不多。畢竟14週歲男女的身體還沒有發育成熟，也沒有獨立經濟基礎。
所以俄羅斯法定婚齡的下調只是說承認14週歲以上的男女公民結成合法的婚姻關係，可實際上一滿十四歲就結婚的人少之又少。法定婚齡修改至今俄羅斯的人口負增長問題儘管一度曾有所改善，但總體上並沒得到根本的扭轉。看來俄羅斯所需要做的並不僅僅只是把法定婚齡降低，恐怕更重要的還是要對適齡生育群體做深入宣傳，讓他們改變傳統生育觀念，多生育孩子為國家做貢獻。
另外相關的社會福利保障措施要落實到位，讓人們真正敢生敢養，否則一群身體和心智尚不成熟的少男爸爸、少女媽媽自己都還是孩子怎麼照顧孩子呢？這勢必會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今年的新冠疫情使俄羅斯本已嚴峻的人口問題進一步雪上加霜。今年上半年的數據顯示，俄羅斯人口銳減26萬人左右；死亡率較去年同期激增3.1%，出生率則下滑5.4%。
目前俄羅斯確診的新冠肺炎患者已突破154萬。這其中有26000多人已死亡，有接近116萬人已治癒出院，仍有30多萬人正在接受治療。如今俄羅斯累計確診病例數量在全球212個出現疫情的國家和地區中僅次於美國、印度和巴西。儘管俄羅斯的死亡病例比起其他三個疫情大爆發的國家少得多，然而疫情的大爆發仍對本已嚴峻的俄羅斯人口問題進一步加劇。
目前俄羅斯為緩解日趨嚴峻的人口危機推出了一系列措施。在今年初俄羅斯疫情尚未爆發時普京就在國情諮文中強調：俄羅斯政府需要採取更多措施鼓勵生育。他希望到2024年人口出生率從現在的1.5提高到1.7。俄聯邦勞動部此前的消息顯示：自2020年起每個家庭的前兩個孩子每月獲得的補助將提升至12000盧布（約1300元人民幣），提升幅度約為7.1%，補助時間也延長至3年。
俄聯邦勞動部部長表示：“2020年俄羅斯政府將撥款5279億盧布（約合584億元）用於支持生育，相較2019年增加24.3%”。10月12日俄羅斯社會組織“母親委員會”則呼籲用開徵“無子女稅”的方式緩解人口危機。該組織表示：對那些拒絕生育者徵稅建議每月繳納300~500盧布（約合27~45元人民幣），不過對那些因醫學原因而無法生育者則不予徵稅。
上述消息隨即在俄羅斯社會引發爭議。反對方表示：一些年輕夫妻因經濟問題推遲生育，對其徵稅反而加劇了他們的家庭負擔，更加要不起孩子的現實勢必導致事與願違的結果，所以他們認為“政府必須擴大年輕家庭福利待遇的範圍，而且疫情期間也不是徵稅的最佳時機。”此外俄羅斯政府近期正準備通過改革移民法、放寬獲取俄羅斯國籍的限制等措施鼓勵外國移民入籍俄羅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