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1902-1962）字伯倫，是中外馳名的歷史學家，一生在高等學校從事歷史教學和研究工作，以博聞強記、自成體系、兼通古今中外著稱，名列《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曆史》卷。雷海宗的學術思想和學術生涯，總起來說，可以分為解放前和解放後兩大階段，而每個階段又可各以1937年和1957年為界，分成前後兩個時期。
一
1902年，雷海宗生於河北省永清縣，家庭出身中農，父親為當地基督教中華聖公會牧師，自幼在舊學和新學兩方面都打下了相當紮實的基礎。1917年，入北京崇德中學，1919年轉入清華學堂高等科學習。在五四運動和新思潮的影響下，雷海宗樹立起強烈的愛國思想和獻身科學的志向。1922年清華畢業後，公費留美，在芝加哥大學主修歷史學，副科學習哲學。1924年，入該校研究院歷史研究所深造，撰寫博士學位論文《杜爾閣的政治思想》。1927年，獲哲學博士學位，深受導師美國著名史學家詹姆斯·湯普遜的器重，時年25歲。與外國學生相比，中國留學生自然以中國學問見長，雷海宗以純外國曆史為研究對象而獲得優秀成績，這是難能可貴的。
1927年，雷海宗回國任南京中央大學史學系副教授、教授和系主任，兼任金陵女子大學歷史系教授和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他不但講授世界史，而且以史學家應兼通中外，改造舊史學為己任，進而研究和講授中國史，發表《孔子以前的哲學》、《克羅奇的史學論一歷史與記事》、《評漢譯》等文章。已故著名英國史學者蔣孟引先生回憶道：“那時雷先生還很年輕，卻是全校宣揚的名教授，我慕名選課，果然十分滿足，收穫很多。從此愛好外國史，確定了一生學業的方向。”
1931年，雷海宗轉任武漢大學史學系和哲學系合聘教授，發表《殷週年代考》一文。他採用新的方法，提出“按溫帶人類生理，普通四世當合百年”的觀點，對已確知的中國曆朝各世君主在位的總年代做出統計，以證明這一看法的妥當，從而推斷周室元年當在公元前1030與1020年之間，因此肯定《竹書紀年》關於周室元年為公元前1027年的說法，並進一步認為盤庚遷殷適為公元前1300年，湯王中原當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雷海宗的這篇文章受到了當時著名史家洪煨蓮和瑞典漢學家高本漢的重視和讚賞。
1932年後，雷海宗返任母校清華大學和抗日戰爭期間昆明西南聯合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系主任及代理文學院院長。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前，他在清華大學發表的著述，除《漢武帝建年號始於何年》和有關中外歷史的多篇書評外，主要有《皇帝制度的成立》、《中國的兵》、《無兵的文化》、《世襲以外的大位承繼法》、《斷代問題與中國歷史的分期》和《中國的家族制度》等論文。1938年後，他將以上數篇的題目略加改後，再加上《此次抗戰在歷史上的地位》、《建國一在望的第三週文化》兩篇文章合編成《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一書，由商務印書館1940年出版，該書即雷海宗的代表作。其後，他為《戰國策》半月刊和重慶《大公報·戰國副刊》撰稿，其中主要文章《歷史形態與例證》、《中外的春秋時代》、《外交：春秋與戰國》和《歷史警覺性的時限》，後編入林同濟主編的《文化形態史觀》一書，由上海大東書局1946年出版。此外，直到1949年全國解放，他鉛印出版多卷本《中國通史選讀》，不斷髮表文章，如：《張伯倫與楚懷王》、《雅樂與新聲一一段音樂革命史》、《司馬遷與史學》、《全體主義與個體主義與中古哲學》、《古代中國外交》、《海戰常識與太平洋大戰》、《中國古代制度》、《近代戰爭中的人力與武器》、《法屬非洲一西方的第二戰場》、《世界戰局總檢討》、《歷史過去的釋義》、《春秋時代政治與社會》、《兩次大戰後的世界人心》、《歐美民族主義和前途》、《理想與現實》、《如此世界、如何中國》和《人生的境界（一）一釋大我》，等等。至於政論性雜文，多不勝數，不贅述。
1948年後期，全國解放的形勢日益明朗，當局動員雷海宗“南飛”，為他準備了機票。
出於對祖國的的熱愛，雷海宗毅然決定留在北平清華園，迎接解放。
新中國成立後，他積極地參加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思想改造等運動，政治立場和世界觀發生轉變。
雷海宗認真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著作，並對自己過去的歷史觀點和政治活動進行了自我批判，決心為社會主義新中國貢獻力量。
1951-1952年間，雷海宗在《大公報》、《進步日報》和《歷史教學》等刊物發表了一系列學術性批判文章，並將稿費捐獻。
這些文章是：
《美帝‘中國門戶開放政策'的背景》、《耶蘇會一羅馬教廷的別動隊》、《耶蘇會的別動隊活動》、《中國近代史上宗教與梵蒂岡》、《二十世紀的羅馬教廷與帝國主義》和《近代史上的梵蒂岡與世界羅馬教》等。
解放後，雷海宗最初仍在清華大學歷史系任教，並發表《古今華北的氣候與農事》的論文，探討古書中所見的古代華北的氣候與農事，指出其後逐漸發生的變化，並對今後華北的氣候狀況和農業發展提出了自己的意見，既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又具有現實意義。
1952年秋後，根據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雷海宗調任天津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和世界史教研室主任，主要從事世界史學科建設，講授世界上古史，世界近代史和物質文明史，編寫出《世界上古史講義》一書，被教育部定為全國高校交流講義。1956年，他發表《上古中晚期亞歐大草原的遊牧世界與土著世界》一文，此文，具有頗高的學術價值和拓荒意義。1957年，雷海宗發表了《世界史分期與上古史中的一些問題》一文。他強調生產力，特別是生產工具的作用，認為人類的歷史依生產工具而論，可分為石器時代、銅器時代、鐵器時代和機器時代。從社會性質來說，石器時代屬於原始社會，銅器時代屬於部民社會，鐵器時代包括古典社會和封建社會，機器時代包括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奴隸制在雅典和羅馬的短期特殊發展，只能視為封建社會的變種發展。馬克思所說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屬於銅器時代，可用中國和日本歷史上指半自由民身份的“部民”一詞來稱這個時代為“部民社會。”鐵器時代的前一階段，馬克思稱為古典社會，“古典時代”的意識是有世界性的。古典社會和封建社會屬於同一鐵器時代的前後兩個階段，實際都是封建社會而稍有不同。
在此期間，雷海宗還為《歷史教學》撰寫了一系列比較通俗易懂、深入淺出的教學參考性文章，如《關於世界上古史一些問題及名詞的簡釋》、《世界史上一些論斷和概念的商榷》、《關於公元紀年各種西文名詞的意義及中文譯名問題》、《讀高中上冊》、《曆法的起源和先秦的歷法》、《基督教的宗派及其性質》等。這些文章充分體現了一位史學大師對普通中學歷史教學事業的關注，而且在簡明扼要的闡述中顯示了淵博學識與真知灼見。
1957年，雷海宗被錯劃為右派（1979年得到改正）後因健康情況急劇惡化而停止了教學活動，學術研究也難以進行。但他仍精心譯註斯賓格勒所著《西方的沒落》一書的有關章節。其譯文和註釋有許多獨到之處。1961年底摘掉右派帽子後，為了把有限餘生和滿腹學識獻給人民，儘管身患不治之症，步履艱難，他馬上於1962年春乘著三輪車來到教室重上講臺，精神抖擻地為一百多學生講授《外國史學名著選讀》和《外國史學史》兩門課程，一直堅持到該年11月底難以行動時為止。
二
以上簡要介紹了雷海宗的生平及其重要著述。總起來看，雷海宗的學術思想和學術成就主要有以下四個特點：
第一、博古通今、學貫中西。
雷海宗一貫主張，歷史學家只有在廣博的知識基礎上才能對人類和各個國家民族的歷史與文化有總的瞭解，才能對某些專門領域進行精深的研究，得出真正有意義的認識。
他的多方面的著述體現了這一主張。
他一生讀書孜孜不倦，精通多種外語，不僅貫通古今中外的歷史，而且在哲學、宗教、文學、藝術、地理、軍事、政治、氣象、生物和科技等領域都有淵博的知識和精闢的見解。
在數十年的教學實踐中，他曾先後講授史學方法、中國通史、史國上古史、殷周史、秦漢史、西洋通史、世界上古史、世界中古史、世界近現代史、西洋近古史、西洋文化史、外國史學史、外國史學名著選讀、物質文明史等各種課程。
雷海宗講課極有條理，深入淺出，鞭闢透裡，內容豐富，生動活潑。他講解歷史事件人物既材料翔實，又將因果關係分析得清晰透徹，使人聽了感到餘興未盡。每節課他計時精確，下課時恰好講完一個題目，告一個段落，下節課再講新的，前後銜接自如。他記憶力極強，走上課堂，只拿幾枝粉筆，但講得井井有條，滔滔不絕，人名、地名、史實年代準確無誤。美國史專家丁則民先生在《憶念伯倫師》文中說：“聽過他的課程的學生，普遍認為他是學貫中西的歷史學家。在解放前的舊大學，講授歷史課能達到這樣爐火純青使人百聽不厭的程度，可說是罕見的了。”
這一切都表明雷海宗學間淵博，研究精深，口才好，思路清楚，教學認真負責，又講究教學方法，這才能使講課成為一門藝術，揮灑自如，引人入勝。他在清華西南聯大為非歷史系本科生開設的中國通史課，選課人極多，課堂總是擠得滿滿的，其中還有不少慕名而來的旁聽者，已故著名世界史學家吳於魔先生就是這樣的旁聽者，當時他已是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的研究生了。
第二、以一定的哲學觀點來消化史料，解釋歷史，自成體系。雷海宗治學嚴謹，掌握豐富的史料，重視史實的準確性，對乾嘉學派的考據訓話和19世紀德國郎克學派的檔案研究均頗推崇。但是，他強調真正的史學不是煩瑣的考證或事實的堆砌，於事實之外須求道理，要有哲學的眼光，對歷史作深刻透徹的瞭解。有價值的史學著作應為科學、哲學和藝術的統一：要做審查、鑑別與整理材料的分析工作；以一貫的概念與理論來貫穿說明史實的綜合工作；用藝術的手段以敘述歷史的表現工作。三者之間，分析是必要的歷史基礎，有如選擇地點，準備建築材料；綜合為史學的主體，乃修建房屋本身；藝術則是裝飾而已。
在歷史認識論方面，雷海宗認為，歷史學研究的對象普遍稱為“過去”，而過去有二：一為絕對的，一為相對的。把過去的事實看為某時某地曾發生的獨特事實，這個過去是絕對的和固定不變的。但是，史學的過去是相對的。歷史學應研究清楚一件事實的前因後果，在當時的地位，對今日的意義，使之成為活的歷史事實。歷史的瞭解雖憑藉傳統的事實記載，但瞭解程序的本身是一種人心內在的活動，一種時代精神的表現，一種宇宙人生觀用於過去事實的思想反應。所以，同一的過去沒有兩個時代對它的看法完全相同。他以孔子為例，認為孔子之為孔子已經過去，萬古不變，但這個絕對的孔子，人們永遠不能知道。不僅史料漏載的孔子言行已不可知，即使有文南可徵，其當時的心情、背景和目的，大部也永不能知。歷史上和今日所“知”的孔子，是不同時代的後世對上述：“不可知”的孔子的主觀認識。由此，他提出了主觀相對主義的認識論：“絕對的真實永難求得，即或求得也無意義。有意義的過去，真正的歷史知識，是因時而異，因地而異的對於過去的活動的認識。這個認識當然是主觀的。”（參見《歷史過去的釋義》和《歷史警覺性的時限》）
雷海宗的歷史認識論是與他的宇宙觀和人生觀分不開的，具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和一定的宗教色彩。他採用佛家語“大我”、“小我”作為哲學名詞來觀察人生的境界，把個人看成宇宙的縮影，個人就是小我；把宇宙看為個人的擴形，宇宙就是大我。他認為：宇，空間，整個的太空，在物質方面是因果的世界。宙，時間，有機的發展，在心靈方面，是複雜的意志，無窮的希望，整個是有意義的。時空無限的宇宙之能有意義，是人類給予它的。上下四方古往今來的一切，都在人的方寸之中。人類總想在方寸所造的宇宙中求解脫和出路，但追問所得的答案各代不同，至今尚無一個令人長久滿意的解脫方法或最後出路。可以勉強猜想，宇宙中大概有不知是一個什麼的力量，要自知自覺，生命就是這種力量的表面化。人類，表現一種相當高的知力和覺力，但絕不代表最高可能的知力和覺力。人生中偶然會因過度悲喜和過度奇異的遭遇，而出現某種一縱即逝的心境和經驗，突感超過普通人生，好似與宇宙化而為一，明白了宇宙最後的真理。偉大的詩品，不朽的藝術，超絕的音樂，都是此種心境下的產物。然而，於此種心境最濃厚深刻的，是真正的宗教家，如耶蘇、釋伽、莊周之類的創教聖者。禪定修行，雜念全消，一片光明，內不見身心，外不見世界，最後達到無礙自在，不生不滅的永恆境界。雷海宗覺得，最好將此種經驗視為宇宙中的自我表現力可能高於今日的預示。他由此展望：或進步不已的今日人類，或高於人類的新的靈物，對於宇宙必有大於我們的瞭解，終有一天有物能徹底明瞭宇宙·與宇宙化一，小我真正成了大我，大我就是小我。（參見《人生的境界（一）——釋大我》）
就歷史觀和整個歷史體系而言，雷海宗深受德國曆史哲學家斯賓格勒的文化形態史觀的影響。他認為有特殊哲學意義的歷史，在時間上以最近的五千豐為限，歷史是多元的，是一個個處丁不同時間和地域的高等文化獨自產生和自由發展的歷史。迄今可確知七個高等文化，即埃及、巴比倫、印度、中國、希臘羅馬、回教和歐西。這些時間和空間都不相同的歷史單位，雖各有特點，但發展的節奏、時限和週期大致相同，都經過封建時代、貴族國家時代、帝國主義時代、大一統時代和政治破裂與文化滅絕的末世這五個階段，最後趨於毀滅。
與斯賓格勒不同，雷海宗認為，中國文化的發展有其獨特之點。其他文化，除歐西因厲史起步晚尚未結束外，皆按照上述五個階段的進展，經形成、發展、興盛、衰敗一週期而亡。唯獨中國文化四幹年來卻經歷了兩個週期。經公元383年肥水之戰為分界線，由殷商到“五胡亂華”為第一週期。這是純粹的華夏民族創造中國傳統文化的古典中國時期它經歷了殷商西周封建時代、春秋貴族國家時代、戰國時代、秦漢帝國時代和帝國衰亡與古典文化沒落時代（公無88至383年）。但中國X化與其他文化不同，至此並未滅亡，經肥水之戰勝利後，卻返老還童直至20世紀又經歷了第二週期。第二週期的中國，無論民族血統還是思想文化，都有很大變化。胡人不斷與漢人混合為一，印度佛教與中國原有文化發生化學作用，這是一個“胡漢混合、梵華同化”的綜合中國時期。第二週的中國文化在政治和社會上並無新的進展，大致墨守秦漢已定的規模，但在思想藝術上，卻代代都有新的活動，可與第一週期相比，共經五個時期，即宗教時代、哲學時代、哲學派別化與開始退化時代、哲學消滅與學術化時代、文化破滅時代。另一方面，南方的開發與發展則是中國第二週文化的一項偉大的事業與成就。中國文化之所以能有第二週，這是與吸收融合胡人的血統和印度的文化，以及由民族優秀分子大力發展南方分不開的。
雷海宗在解放前的歷史觀和史學體系大致如此，從根本上看來，這與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是相逕庭的。但是.他努力打破歐洲中心論和舊王朝體系，獨自提出中國文化兩週說。重視胡人血統、印度佛教和南方發展對中國文化的貢獻。
第三、追求真理，銳意創新，勇於發表自己的獨立見解。雷海宗生活成長於中學與西學、新文化與舊文化相互衝擊激盪的時代，又遠赴美國留學，他決心吸取西方新的理論和思想來研究中國與世界的歷史，改造舊史學，創建新史學。
從英國回來後不久，年輕的雷海宗就向中國史學界介紹意大利著名哲學家克羅奇的史學理論，翻譯克氏名著《歷史學的理論與實際》的第一章“歷史與記事”，認為“他的學說頗足以調劑我們中國傳統史學偏於‘記事'的弊病。”同時，他又發表對漢譯《世界史綱》的書評。該書原著者威爾斯是西方著名作家，中譯本的校譯者多是中國學術界的前輩名人和嶄露頭角的青年學者。然而，雷海宗卻對《世界史綱》原書和中譯本的出版，提出了十分尖銳的批評，充分顯露出不畏權威、敢於闡發個人意見的精神。其後，他撰寫《殷週年代考》，根據溫帶人類的生理和平均壽命來推斷殷周的年代。這種採取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應用於史學領域的方法，是十分新穎的。《中國的兵》是雷海宗的另一成名作。關於中國的兵制歷代學者都有研究，但雷海宗另闢蹊徑，研究“兵的精神”，從當兵的成份、兵的紀律、兵的風氣和兵的心理等方面來考察中國的兵，由之探究中華民族盛衰的軌跡和原因。至於他接受斯賓格勒的文化形態史觀，建立中國文化兩週說的體系，也是其銳意創新的表現。可惜的是，無論是克羅奇還是斯賓格勒的歷史哲學體系都屬於唯心史觀的範疇，未能真正反映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雷海宗求教於他們的理論，並加以宣傳，方向明顯是錯了。
解放後，雷海宗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覺得找到了真理，感到自己“發現了一個新的世界；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使我好似恢復了青年時期的熱情。”他力求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運用豐富的史料，編寫了《世界上古史講義》一書，對世界上古史做了系統的闡述。其特色在於有自己的體系，不斷創新，既擺脫了他原來發揮的斯賓格勒的形態學史觀的框架，也不完全沿用蘇聯教科書的一般結構，尤其是：（1）、把中國史放在世界史之中，打通了中國史和世界史之間的界限，以世界史為背景概述了上古中國的歷史，並通過對比從經濟、政治、文化、人民性、民族性各方面說明古代中國在世界歷史上所佔的地位，強調中國人學習世界史，要從中國的角度來看世界。（2）、重視各地區、各種族之間的相互關係和影響，從整體和全局來把握世界史。特別是有專章集中論述亞歐大草原的遊牧部族及其與中國、希臘和羅馬等地區國家的關係與遷徙。（3）、結合奴隸制度和奴隸社會的整個歷史，分析了兩種不同類型的奴隸制度在三種不同地區的發展，並就從奴隸社會轉入封建社會的總問題提出了上古史上這方面的三個疑難問題。此外，諸如對物質文明和精神文化的重視，將希臘、羅馬的歷史合起來分章節敘述，具體到對金屬器的使用與作用、希臘哲學的興起與發展、羅馬皇帝制度以及東方宗教與基督教的興起等問題，也都有創見。至於《世界史分期與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問題》一文，再一次表現了他敢於打破禁區，按照自己對於馬克思著作的理解和對實際歷史的認識，獨立發表自己觀點的精神。
第四、熱愛祖國，積極評價和弘揚中華文化。雷海宗具有強烈的愛國心，熱愛中國的歷史和文化。而對祖國積弱和文化衰老的現實，他著重從當今的時代出發，對中國和世界各地區國家的歷史與文化進行比較研究，探討中國歷史發展的特點，評價中國傳統文化的積極和消極方面，謀求在20世紀建設中國的途徑。
雷海宗從軍隊、家庭和皇帝制度三個方面來考察和評價中國的傳統文化。他認為文武兼備的人有比較坦白光明的人格，兼文武的社會也是光明坦白的社會，這是武德的象徵。東漢以下，兵的問題總未解決，乃是中國長期積弱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家族而言，漢代恢復古制，大家族成為社會國家的基礎，此後維持了兩千年。大家族是社會一個牢固的安定勢力，中國經“五胡之亂”而能創造新文化，至少一部分要歸功於漢代大家族制度的重建。但大家族與國家似乎不能並立，近代在西洋文化衝擊下，大家族制遭到破壞。大、小家族制度，各有利弊，當去弊趨利，採中庸之道加以調和，建立一個平衡的家族制度。在政治制度方面，秦漢以來，皇帝制度統治中國，直至近代。在西方勢力搖撼下，經辛亥革命，這個戰國諸子所預想，秦始皇所創立，西漢所完成，曾經維繫中國二千餘年的皇帝制度，以及三四千年曾籠罩中國的天子理想，一股結束。廢舊容易，建新困難，在未來中國的建設中，新的元首制度是一個不能避免的大問題。一個固定的元首制度是最為重要的，因為政局的穩定與否，就由元首產生時的平靜與否而定。古代羅馬帝國的制度，或可供將來的參考。
從一二·九運動到盧溝橋事變，這是雷海宗一生中的一個重大轉折點。前此，他是一個基本上不參與政治的學者，中國文化兩週乃至三週說的體系尚未最後完成。抗日戰爭的烽火，赫起了他滿腔的愛國熱情。雷海宗開始積極議政，將學術與政治聯結起來，不僅確立中國文化二週說，並進一步提出第三週文化的前景。他強調中國之有二週文化是其他民族歷史上所絕無的現象，是我們大可自豪於天地間的。他檢討自己前此的注意力集中於傳統文化的弱點，對中華民族的堅強生命力，只略為提及，但抗戰開始後，這種緘默已不能繼續維持了。當歐西文化發展到帝國主義時代（相當於中國古代戰國中期階段），其時代特徵是大規模的戰爭和強權政治，發展趨勢是走向大一統帝國的建立，而中國文化已發展到第二週的末期，面臨建設第三週嶄新文化的偉大局面。抗日戰爭不只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大事，甚至在整個人類歷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奇蹟，它比把水之戰更嚴峻，更重要，中國文化第二週的結束和第三週的開幕，全都在此一戰。中國前後方應各忠職責，打破自己的非常記錄，通過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使第三週文化的偉業得以實現。雷海宗慷慨激昂地寫道：生逢二千年來所未有的亂世，身經四幹年來所僅見的外患，擔起撥亂反正，抗敵復國，更舊創新的重任一那是何等難得的機會：何等偉大的權利！何等光榮的使命！
解放後，他熱愛新中國，積極參加各項運動，改造思想，他說自己從思想感情上體會到了“為人民服務”的豐富內容和真正意義。
此後，他在南開大學的全部教學實踐、政治活動和學術生涯，直至1962年抱病重上講臺，都深深地體現著他的愛國熱情和奉獻精神。
1962年12月，雷海宗因尿毒症和心力衰竭，過早地離開人世，年60歲。雷海宗為建設祖國的歷史科學和發展教育事業，獻出了畢生的力量，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當代不少知名學者出自他的門牆，至今仍深深懷念他。著名世界史學家齊世榮曾寫道：“近年來，我常常想，如果雷先生今天健在，世界史學科在這位元老的指導下，定能取得更大的成績。雷先生離開我們已經二十多年了。他的博大精深，貫通中西的學問，是我永遠學不到的。但他勤奮治學的精神，對學生熱心培養、極端負責的態度，則是我要時刻學習的。”
原刊《世界歷史》1995年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