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新冠疫情期間的科學報道，科學家與媒體之間的張力異常明顯，一方面，以鍾南山和張文宏為代表的科研人員成為了媒體競相採訪的對象，他們的話語也在公眾中引發了積極的回應。另一方面，也有評論認為某些媒體帶偏了節奏，曲解了科研人員的本意，從而給科學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應該說，在科學報道中，話語權在媒體和科學專家之間搖擺，但總體上仍然是科學家與媒體之間相愛相殺的關係。
眾多文獻都顯示，媒體是公眾甚至是作為公眾一員的科學家獲取科技信息的重要渠道，但同時，作為新聞的一個重要分支，科學新聞又嚴重地依賴於科學信源，也就是科學家群體。
在現實情況下，我們也會看到媒體和科學家彼此抱怨的場景：一方面說對方不能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展示科研成果，另一方則反駁說對方標題黨、煽情、誇大其詞，等等，不一而足。但我們需要認識到的一點是，科學家和媒體之間的關係是若即若離的，所以相愛相“殺”也許是形容雙方關係的一個貼切的詞語。
作為一個閱讀科學傳播文獻的專欄，理應對與科學新聞有關的文獻有所反應，所以這也是本期文章的一個主題，希望藉助幾篇文獻來探討一下科學家與媒體的關係。但另外一方面，我們面臨的現實情況是，媒體形式和新聞的生產速度迭代的如此之快，以至於日新月異這個詞語都不能準確地反應其現狀。因而，只能通過一些具有代表性同時又體現出共性問題的文獻作為引子，來看待科學家與媒體的關係。
首先，我們需要承認的是，科學和新聞是兩個不同的東西，它們分別有各自的語言、規範、原則等，就像“兩種文化”中所陳述的一般。但這並不意味著二者不可調和，關鍵在於如何找到一個折中的點，能讓科學與新聞產生“共振”。與此同時，也要認識到科學的“真”與新聞媒體中的“真”並不是同一件事情。科學之真的存在是需要情境的，並且不確定性或者說概率是與科學之真相伴隨的。但在媒體的視野下，真是非黑即白的，是明確簡潔的。
其次，二者對時間的看待方式是不同的。在當今時代，信息呈指數級爆炸，新聞的生產也是全週期的、全程的、全息的、甚至是全效的。也就是說媒體信息內容的生產是以分，甚至是以秒為單位計算的。而科學研究成果的出現少則幾個月，多則幾年。這種時間上的錯配也會給科學家與媒體的關係帶來衝擊，畢竟媒體不可能等幾個月，甚至幾年才發佈新聞。因而某些階段性的科研進展也會成為新聞的一個話題和由頭，但是這種方式也會讓科學以非常規的面目出現在公眾的視野中，從而導致公眾對科學的認知出現碎片化和偏差。
再次，媒體報道中確實會出現曲解和信息錯誤的問題。當然責任方可能不僅僅在於媒體本身，通過媒體發佈信息的信源也需要去反思自己的傳播與溝通方式。是什麼導致了媒體報道上的錯誤？如果雙方都能夠對此坦誠地加以解決，那麼科學家與媒體的關係必然會得到改善。
第四，媒體的虛假平衡可能會損害到科學和科學家。新聞報道的一個重要原則是精確性，但有時候如果無法獲得精確性，那麼平衡就會成為一個替代性策略。也就是在一篇報道中呈現正反雙方的看法，從而製造某種衝突的感覺，或者說為某個新聞設置了框架（有關框架的問題，會在後續的專欄中專門討論），但有些情況是這種平衡是虛假的平衡，因為一些持反對意見者往往只是少部分群體，但是通過這種平衡卻放大了他們的代表性，從而給讀者造成一種假象。
雖然一些研究者在不斷跟進科學新聞的發展過程與現狀，並且提出了有針對性的觀點，也得出了一些有益的發現，但是相較於科學新聞本身的發展來說，研究仍然滯後於現實。就像今日之新聞、昨日之舊聞一樣，在傳統的科學新聞研究者考察科學新聞發展的時候，過濾器泡泡、迴音壁效應、信息繭房效應、算法等問題已經成了實踐中的一個縮影。
之所以提出科學家與媒體的關係，是因為“長期以來，在我們國內科學與媒體、公眾與媒體的關係並沒有受到重視，近年的研究只側重科學與公眾這兩極，而忽略了作為中間環節的媒體的作用。在諸多的科學傳播模式中注重的仍是科學-公眾的關係研究，而非科學-媒體-公眾的整體。”
幾篇有關澳大利亞、俄羅斯、印度和拉美地區的科學新聞的文獻都指出了科學新聞的重要作用，也提及了科學家與媒體之間的關係，甚至是為後續的研究提出了一定的思路和建議。在面向未來的同時，我們也能夠從這些文獻中汲取經驗，從而改善科學家與媒體的關係，改善科學新聞的質量，從而服務於公眾對科學的理性認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