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歲那年，作家王小波激情澎湃地寫下：
“那一天我二十一歲，是我一生的黃金時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愛，想吃，還想在一瞬間變成天上半明半暗的雲。”
同樣的21歲，回京知青史鐵生，扶牆走進友誼醫院。
此後數年，他三進三出，住遍了友誼醫院神經內科的十間病房。
二十一歲那年，史鐵生在病床上得出結論：上帝為錘鍊生命，將佈設下一個殘酷的謎語。
為了知道這個謎底，你不得不活下去，永遠追尋地活下去。
二十一歲過去，史鐵生沒有死，也沒了行走的能力，他被朋友們抬著走出醫院，從此開始了輪椅生活。
直到去世，60年的生命，史鐵生有40年，是在輪椅上度過的，伴隨著不斷的住院，尿毒症，腎透析的間隙，他留下了350萬字，包括散文隨筆、小說、劇本詩歌等體裁。
周國平說：他是中國最有靈魂的作家。
深以為然。
命運給了他身體的殘缺，他用這殘缺的身體，塑造完整的靈魂，生或死，不再是值得琢磨的，生就好了，索性活出歷史的風骨。
少年史鐵生，在清華附中學習，不只是學霸，還興趣廣泛，尤其是體育。
他自己說，“第二喜歡足球，第三喜歡文學，第一喜歡田徑”，他身高腿長，尤其擅長80米跨欄。
這些相對於後半生坐輪椅的史鐵生而言，或許就是上帝的一個玩笑，給你十分的欣喜，再奪回欣喜的理由，讓你萬分心痛。
擁有後的失去，才知道當初的難得珍貴；
擁有後的失去，才明白現在的刻骨銘心。
18歲那年，史鐵生像很多同齡人一樣，響應號召，投入轟轟烈烈的上山下鄉運動，離開北京去延安農村插隊。
同去的20個人，大的剛滿18，小的還不到17歲，坐火車，換汽車，一路上嘻嘻哈哈，懷著對未知的好奇，開始了人生的第一次旅行。
多年後，史鐵生用深情浪漫的筆法，寫下小說《我的遙遠的清平灣》，描繪了他插隊的清平灣：
火紅的太陽把牛和人的影子長長地印在山坡上，吆牛聲有時疲憊、悽婉；有時又歡快、詼諧，引動一片笑聲。
那情景幾乎使我忘記自己是生活在哪個世紀，默默地想著人類遙遠而漫長的歷史。
很快他們知道，插隊既不是旅行，也談不上浪漫：勞動苦，肚子餓，嘴上饞。
在山裡勞動一天，晚上回來，常常只能喝上幾碗野菜熬煮的稀粥；陝北的冬天，窯洞冰冷，他們只能把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用大衣裹住腦袋，身體蜷縮成一團來取暖。
超強的體力勞動，冰冷的土炕，再加上史鐵生先天的隱性脊柱裂，他的腰腿疼日益加重。
村裡為照顧他，派他去養牛。為了養好牛，他就住在牛棚旁邊的寒窯裡，方便夜裡添加飼料。
腰疼遇上寒冷的溼氣，越來越嚴重，幾乎每天發作，無法入睡。他忍著，人們只看到史鐵生的腰越來越彎，步伐越來越拖沓。
很快，他的腰疼得無法直立，腿無法行走，不得不回到北京看病。
1972年1月4日，是史鐵生21歲生日，他一隻手扶著牆，慢慢挪進了友誼醫院。
上帝一點都不“友誼”，史鐵生聽到了最壞的結果：他再也站不起來了。
性格有時和絕望是一家的，絕望到了，性格也跟著變了。溫順的史鐵生，變得暴躁自棄了。
他把雞蛋羹一下子扔向屋頂；他把床單撕成一條一條；他把一整瓶藥一口吞下，疼得在床上打滾；他一把摸向電源，全院電燈瞬間熄滅……
真正的絕望即是如此，就是生不如死。
生，還是死？莎士比亞的天問，原來是如此這般的體驗，史鐵生接過來莎翁的思考，是面對現實的困厄，還是走向永遠的安寧？只不過莎翁是站著思考，史鐵生只能在輪椅上思考。
那個下午，他搖著輪椅，無意中走進了一個荒廢的古園——地壇，此後15年，地壇的每一棵樹下，每一米草地上，都留下了他的輪椅印。
幾年的靜思默想，他終於弄明白：
死是一件不必急於求成的事，死是一個必然會降臨的節日。
輪椅上的史鐵生，很久都找不到工作。
他走進街道生產組的平房，和像他一樣無助的老、弱、孤、殘人士一起，在仿古傢俱上畫花鳥魚蟲，畫山水樓臺，畫才子佳人，一天八毛錢，藉以餬口。
母親相信，只有進入一家擁有鐵飯碗的單位，殘疾的兒子才能有靠。
為此，他搖著輪椅，和母親一趟趟跑勞動局、知青辦，想申請一個固定工作。
單位負責人說：慢慢等吧，全須兒全尾兒的還分配不過來呢。
看到別人的冷眼，史鐵生髮誓再也不去求人。
有些路，單靠腿去走明顯不夠。
在地壇發呆的日子，他總是鋪開一張紙，覺得似乎有什麼東西最好是寫下來。
憤懣、痛苦、悲傷、委屈、抱怨、失望、絕望、希望、……所有的情緒，寫在紙上，心好像被一隻溫柔的手撫摸，感受到輕鬆和快慰。
寫，真是個辦法，是條條絕路之後的一條路。
他的軀體被固定在輪椅上，心魂卻在黑夜出行，脫離一切現實的束縛，在夜的世界裡，像風一樣自由遊走。
寫作，帶給史鐵生的，是另一個世界，另一種心情。
在他最苦悶的時候，除了寫作，還有一個少女，不期而至，給他帶來了短暫的愛情。
他們在地壇約會，“我坐在輪椅上吻了她，她允許了，上帝也允許了……”
又一個早春的禮拜日，史鐵生搖著輪椅，興沖沖地穿街過巷，去找戀人。
史鐵生的突然出現，讓女友面有難色，女友尷尬之餘，言語閃爍，史鐵生敏感而要強，匆匆告別。
很快，迫於家庭的壓力，女友給他寫了封絕交信，遠走國外去留學。
史鐵生看著絕交信，拿起桌上的陶瓷筆筒，用力地摔在地上，又一拳砸向桌上的玻璃板，發出猶如困獸的嚎叫。
血，順著握緊的拳頭，從指縫裡快速滴落在地上，炸裂開來，像一顆破碎的心，四分五裂。
對於這段夭折的愛情，史鐵生痛而隱忍著，隱晦地記下了：
“要是有些事我沒說，地壇，你別以為是我忘了，我什麼也沒忘，但是有些事只適合收藏。”
史鐵生失去雙腿，丟了身體的柺杖；失去愛情，丟了靈魂的柺杖。他一下倒在了自己的悲痛裡，忽視了生命中最重要的那個人——母親。
他不知道，兒子的苦難，在母親那裡，都是雙倍的。
看著病重的史鐵生，母親當他面強顏歡笑，背地裡卻常常痛哭懊惱。
母親找遍了全市的庸醫、名醫、巫醫，籌劃著把最後一點錢，去購買偏方、藥方，她一次次請來會扎火針的、會扎長針的給兒子治療，期求幾萬分之一的希望。
希望一次次破滅，匯成失望的海，把這位苦難的母親淹沒。
母親傾其所有，錢包日漸乾癟，史鐵生的病情不見任何好轉，脾氣卻越發的暴躁。他不接受任何人靠近，母親只能悄悄地躲藏在一旁，偷偷地關注他的動靜。
一日，母親發現史鐵生在偷偷寫小說，母親開心地說：那就好好寫吧。
史鐵生一心想著寫小說，看不到母親隱忍的愛與付出。
直到，母親因肝病大出血，她昏迷前的最後一句話是：“我那個有病的兒子……”
母親去世後，史鐵生陷入深深的愧疚和自責。
“母親”成了禁忌，有十年，他都不能聽人提及這兩個字。
人有時候只想獨自靜靜地待一會兒。悲傷也成享受。
他越發沉默，只是每天搖著輪椅，搖進地壇，搖進家門。
關於生命和愛，史鐵生有了更加深厚的思索：
“上帝為什麼早早召母親回去呢？她心裡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
1979年，史鐵生的處女作《愛情的命運》，在西北大學校刊《希望》上發表，母親已不在人世。
正在西北大學讀書的大學生陳希米，讀到這篇小說，被史鐵生的才情打動，成為他的筆友。
十年後，史鐵生病重，陳希米收到信，不顧一切地奔赴北京，來到史鐵生身邊照顧他。
二人初次見面，史鐵生說“你正是我想象的樣子”。
陳希米是年輕的，美麗的，溫柔的，在史鐵生身邊，朋友們感嘆，她“簡直是尊右腿輕殘的維納斯”。她帶著天使的笑容，做了史鐵生的眼睛和雙腿。
陳希米說，我們遇到了，看見了，就再也無法分離了。
陳希米，成為他的妻子。
1980年，史鐵生的腎病越發嚴重，又一次住進醫院。
正在電影學院讀大三的田壯壯，選中了史鐵生的小說《我們的角落》，打算拍成電視劇。
為了真實，田壯壯推來一輛嶄新的手搖輪椅，要換史鐵生那輛舊的。
史鐵生認為，這種交換很值得。畢竟，生病多年，這個家早已被病魔掏空。
新輪椅，值得他再多活十年。可惜的是，拍完片子，田壯壯又把新輪椅換走了。
史鐵生，把一雙乾癟的腿放在舊輪椅的車蹬上，搖著出院了。他插著尿管，帶著尿袋，身上總有一股尿味。
此病未去，彼病又來，成群結隊好像都相中我這身體是一處樂園。
幾年後，腎病發展成尿毒症，腎衰竭，需要隔一天透析一次，就是“洗血”，把全身的血在體外用儀器循環過濾，洗乾淨雜質，再輸送回體內。
殷紅的血，過濾，再循環，再過濾，血通過盤繞的紅色軟管，又一圈一圈回到他的身體。
每週三次透析，每次四個半小時。這樣的日常，延續了12年。
通常在透析的第二天，史鐵生精神很好，還有點兒力氣。這樣，他每週有12小時的時間，可以用來寫作。
有一回記者問他的職業，史鐵生笑答：“職業是生病，業餘寫一點東西。”
這是玩笑，也是事實。生活中最可悲的事情，莫過於此，別人看著的玩笑，都是自己的悲催往事。
對他來說，寫作起初只是發洩情緒的窗口，後來成了被逼無奈的事兒，是為著謀生，最後寫作是為著有尊嚴地活。
他想用寫作證明，雖然腿死了，腎也死了，未必精神就不能贏，就不能活得更好。
那個21歲生病的史鐵生，一度曾經打定主意，“不能站起來走，就不活”；也曾整天把“腫瘤”兩個字，用目光寫滿病房的天花板……
其實不過是為了抵制內心深深的恐懼。
在幾十年如一日和命運的較量中，他已然明白：恐懼只是你傷害自己的藉口，一念地獄，一念天堂，所謂地獄和天堂，不過是人對生命的不同態度。
在生病的間隙中，他獨享“寫作之夜”的靜寧。他轉而往內心走，用思想做腳，越行越遠。
最初他的寫作，不斷探討的，是活下去的理由。
《在一個冬天的晚上》，那對徘徊在門外想收養孩子的殘疾夫婦；
《插隊的故事》裡，“白老漢”寄來的十斤陝西省糧票；《足球》中，兩個搖著輪椅去看球賽的殘疾人。
《關於詹牧師的報告文學》中追求自我價值的詹牧師；
《命若琴絃》裡，那一老一小兩個瞎子說唱人；《原罪·宿命》中，只能躺著的“十叔”和騎車被茄子滑倒而遭遇車禍的“我”……
在這些作品裡，史鐵生懷著善意的悲憫，進入那些身體有缺陷的小人物內心，真正懂得了人人“生而不平等”，各有命途。
他學會了坦然面對自己的輪椅，從悲苦而辛酸的命運中走出來，找到了真正的自尊。
1991年，他發表了最廣為人知的散文集《我與地壇》，那是他心中“可以逃避世界的另一個世界”。
史鐵生與地壇公園相遇，又在此對生與死，時間與空間，有限與無限，命運與意義反覆叩問，他終於撫平了心裡的傷痕。
著名作家韓少功甚至說，1991年即使只有一篇《我與地壇》，“也完全可說是文學的豐年。”
一個寫作者，有此成就，足以告慰一生。可史鐵生沒有停下手中的筆，更沒有停下思考的大腦。
後來，在更艱難的身體條件和更難以忍受的病痛中，他又有《務虛筆記》、《病隙碎筆》、《我的丁一之旅》等一系列作品問世，成為文學經典。
2010年12月30日下午，做完透析剛回家的史鐵生突發腦溢血。
昏迷中，他被救護車送到離家不遠的朝陽醫院，生命體徵越來越差，陳希米簽訂了放棄治療同意書，隨後他被轉運到武警總醫院，等待完成器官移植手術。
陳希米說：“捐獻器官是史鐵生生前的鄭重囑咐，他希望把自己所有能用的器官都捐了。”
31日3時46分，史鐵生停止了心跳呼吸，表情輕柔而安祥，“像睡著了一樣”。
肅寧的安魂曲中，現場所有的醫護人員向史鐵生鞠躬致敬，虔誠地取出他捐獻的器官，認真、細密地縫合，為他整理好遺容，送他有尊嚴地走。
9個小時後，他的肝臟和角膜在兩個新的生命中甦醒，他的大腦和脊椎也捐獻給了醫學院做研究。
2010年，整個華北地區，只有5位器官捐獻者，史鐵生是第5個。
至此，那個困擾史鐵生一輩子的問題，生還是死，有了終極的答案，在這追尋答案的過程中，生亦或死，都已經有了意義。
生，活出了歷史的風骨，
死，亡出了崇高的尊嚴。
史鐵生，這個冬天來冬天走的人，還有4天就滿60歲了。
朋友們，約好一起為他慶祝60歲“生日會”，張海迪送來了60朵玫瑰，鐵凝送來了一籃櫻桃，因為史鐵生曾經說過，“櫻桃我愛吃”。
史鐵生不在了，這句話還久久迴響在耳邊。
. END .
【文| 落雪】
【編輯|丹尼爾李 】
【排版 | 毛毛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