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朝廷内部宦官专权，先后爆发了两次官僚士大夫因反对宦官专权而遭禁锢的政治事件，史称“党锢之祸”，这个事件发生在桓、灵二帝时期，时间跨度约十年，前后共两起三波。
“清议”
公元159年，汉桓帝因不满外戚专权，联合宦官单超等人合一举消灭了外戚梁氏。单超等五人同日封侯，从此，宦官独揽朝政。他们利用手中的政治特权谋取私利，侵占土地，扩展势力范围。这不仅加深了人民的痛苦，激起人民强烈的反抗，而且引起大地主出身的官僚以及一般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不满，他们痛恨宦官阻塞了他们作官的道路，影响了他们的权位。于是，官僚士大夫把抨击的矛头对准了宦官。他们评论朝政，褒贬人物，猛烈抨击宦官集团，史称“清议”。
第一次“党锢之祸”
随着冲突的不断加深，士大夫与宦官的斗争渐渐从一般清议转为实际斗争。公元166年，士大夫李膺捕杀与宦官勾结、教子杀人的方士张成。宦官乘机指使张成弟子牢修（ｘｉｕ）诬告李膺等人蓄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共为部党，诽讪朝廷。桓帝于是下令郡国逮捕“党人”，李膺和太仆杜密、御史中丞陈翔等200余人均被收捕。次年，经过太学生贾彪活动，借助尚书霍谞（ｘｕ）、外戚窦武之力，“党人”始得“赦归乡里”，但仍“禁锢终身”。这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第二次“党锢之祸”
但是斗争并没有随着士大夫暂时的失败而告终，两方的斗争继续进行。公元172年，宦官又指使司隶校尉段颎（ｊｉｏｎｇ）逐捕“党人”和太学诸生千余人。公元176年，宦官更是挟持汉灵帝下诏各州郡，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和五服以内的亲属，一律免官禁锢。是为第二次“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全过程大抵如此，虽然事情过去了1800余年，但这个恶性事件并不是历史上的孤例。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切历史事实与人物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可是，党锢之祸在东汉两次出现，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还是悲剧，或者说是惨剧。类似“党锢之祸”事件，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时常发生，而且每次都是悲剧，这既令人扼腕叹息，更值得反省叩问。
官僚士大夫的反宦官斗争，在当时有一定的正义性。“党锢之祸”发生后，宦官势力增长，政治黑暗，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严格地说，外戚也好，宦官也好，即使在封建专制时代，都不具备掌握国家权力的合法性。但是，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容易与皇帝亲近，故而能窃取权力，把持朝政。即便权力来路不正，只要一朝权在手，也把令来行。尤其是对于宦官来说，一旦掌握本不属于自己的权力，更是抱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态，肆意弄权，胆大妄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再说天下是皇帝的，哪怕搞得乌烟瘴气、洪水滔天，也与我无关；因此，宦官专权的时代都异常黑暗。
所谓滥用权力，当然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所以，这些人一旦有了权力都不愿意接受监督或约束。宦官擅权，本来名不正、言不顺，故而面对士大夫与太学生的议论与抨击，他们会感到压力很大；尤其是面临权力被剥夺的时候，他们会趁机找借口报复，变本加厉地打击政敌。而最有效的打击，莫过于让政敌闭嘴或永远闭嘴；永远闭嘴，就是将其人杀害，甚至株连灭族；闭嘴，就是剥夺其人话语权，将他从体制内清除，放逐出去，终身禁锢。
君子（党人和太学生）何以斗不过小人（宦官集团）呢？
问题在于，君子讲规则守法度，即便是“打黑”，也要走程序，以事实为依据，依法办事。比如，窦武想解决宦官问题，先征求太后意见，太后没有同意，他便犹豫不决；当他决意行动之后，他下令抓捕宦官郑飒，交给北寺狱审讯，查出宦官曹节、王甫等人的罪行，上奏朝廷予以法办。这么做，自然是君子所为，却因此贻误时机，给对手反扑的机会。
反观小人，他们无所顾忌，不守法规，不择手段。君子试图依法“打黑”处置小人，而小人却利用“黑打”收拾君子；“打黑”终究不及“黑打”，君子完败于小人。
宦官集团如此“黑打”，无非是借恐怖威慑，禁锢人们的头脑，封闭人们的嘴巴。的确，通过捕杀党人和太学生，有效地遏制了社会舆论，“群公卿士，杜口吞声，莫敢有言；州牧郡守，承风顺旨，辟召选举，释贤取愚”（《资治通鉴·汉纪四十九》）。这种万马齐喑、小人得势的局面，正是宦官所希望看到的。但是，对于东汉王朝来说，党锢事件严重伤及国本，为它的灭亡埋下了大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