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发展到宋代，由于鉴藏风气的逐渐盛行、书画款识的不断成熟，开始出现了除官印之外，风格多样的各种私印闲章。印坛也呈现出了一种自由、宽泛的发展态势。印章开始从单一的书画鉴藏附属功能中脱离开来，并逐渐凸显出其独立的艺术审美价值。到了元代，以赵孟頫、吾丘衍、王冕等为代表的一批文人画家一挽魏晋以来印学的颓靡之风，发起了一场复古运动，承袭古法，并以石材替代铜印进行创作实践；印风则趋向于静逸秀雅、精致隽美的工稳一路。由于赵孟頫在元代文艺界中的特殊地位，其复古主义的思想以及“古雅、质朴”的审美标准得到了当时社会的广泛认同，并在元代印坛中迅速渗透和蔓延，且形成了风格化群体化的特殊格局，即史称的“元朱”（一作“圆朱”）与“汉白”。“文人印”之审美体系就此确立。
宋元文人印对明清诸多流派印风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直至近代印坛，有一位以“元朱”为刻印风格的大师级印人很好地继承了文人印秀雅娴静的面貌，并将之发展弘扬。他所刻元朱文刀法娴熟、结篆娟秀，兼之章法规矩气息贯和，被誉为“元朱文近代第一”。他就是——陈巨来。
陈巨来，生于1904年，原名斝，字巨来，以字行。号塙斋，别署安持、牟道人、石鹤居士，斋名安持精舍，浙江平湖人，是20世纪我国著名篆刻家、书画家。其篆刻被誉为“三百年来第一人”。曾为上海中国画院画师、西泠印社社员、上海书法篆刻研究会会员、上海文史馆馆员。于1984年病逝，享年81岁。
1920年，赵叔孺一次在陈巨来家中作客，偶然见到了陈巨来仿吴昌硕的篆刻作品，便许其为可造之材，遂收为关门弟子，这成为了陈巨来篆刻生涯的转折点。
赵叔孺教诲他说：“刻字章法第一，事先必须篆得好，刀法尚属次要。
如汉印中有‘太医承印’四字，太字和医字，笔画一多一少，宜排列妥善，视之匀称顺眼，多者不觉其多，少者不觉其少，这便是章法……尔须多学汉印，不必拘于学我，学我即像我，终不能胜我也。”这番话对陈巨来启发很大，使他对篆刻艺术的理解有了全新的领悟。
此后，陈巨来更加刻苦学习，广纳博采、兼收并蓄，最终在篆刻艺术的领域里开创了非凡的成就。
陈巨来篆刻初学浙派，受老师赵叔孺的影响，认真研摹《十钟山房印举》，学习汉印；对汪关、巴慰祖和黄牧甫的印作研究最为潜心。1926年，得赵叔孺引荐结识一代收藏鉴赏大家吴湖帆，吴氏慷慨将家中珍藏的汪关《宝印斋印式》十二册借其参考，陈巨来如获至宝，潜心研究七个寒暑，使他的治印技艺突飞猛进。后又得见平湖葛书征辑《元明清三代象牙犀角印存》，从此专攻元朱文
陈巨来的元朱文清新而脱俗、挺劲而有韵；纤细处不失丰满，妩媚处不乏气度。他曾在《安持精舍印话》中写道：“要之圆朱文篆法纯宗《说文》，笔划不尚增减，宜细宜工。细则易弱，致柔软无力，气魄毫无；工则易板、犹如剞劂中之宋体书，生梗无韵。必也使布置匀整，雅静秀润，人所有，不必有，人所无，不必无，则一印既成，自然神情轩朗。”这是陈巨来自己对元朱文最直观的见解。
在其创作中，陈巨来谨遵师诲，把印文的塑造形态放在了首要地位。他的元朱文布局得当，编排匀称，线条又极富弹性，柔且挺、刚兼韧，内含张力外迸活力，如同惊蛇走虺般得生动别致。
张大千曾赞其曰：“巨来道兄治印，珠晖玉映，如古美人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钦佩之极”；王己千则盛赞其为“可称为在世国宝”。陈巨来精益求精的篆刻技艺得到了民国时期许多书画名家的推崇和倾慕，张大千、吴湖帆、溥心畬、谢稚柳、冯超然、叶恭绰等画坛名家都专门请他来为自己刻制元朱文铃印，陈巨来一时名声大噪。
而对于自己的篆刻，陈巨来则一如既往的严谨和认真，他曾说：“摹印一道，初学时固当依傍古人，以秦汉为宗，倘学成之后，仍以翻阅印谱，刻意临摹，左拉右扯，从故纸堆中得来，毫无自己斯下乘矣。余意初学者宜得人之得，然后进而能自得其所得斯得已。”陈巨来认为只有在“依傍古人”之后，才能“自得其得”，必须严循古法，才能在篆刻领域中有所收获。
陈巨来精能于元朱文，对近代宋元文人印的发展和传承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其所写的《安持人物琐忆》，记录了民国时期各类名人的趣闻轶事、闺中秘闻，于今天研究民国掌故及当时的社会面貌亦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他对于治学之严谨，又对于时弊之戏谑，留给了我们一个极有个性的印坛畸人的形象，也许这就是陈巨来艺术之魅力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