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斌
晚清时期，满清政府对内经济凋零，老百姓生活困苦，对外不断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辛丑条约》签订后，更是退化为洋人的朝廷。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志士仁人投身革命，抛头颅，洒热血，无论是激进的革命或是温和的改良，都是对国家的关注，对民族的关注。
早年的革命党，由于经验不足，加之派系林立，缺乏统一领导，所以革命手段相对简单粗暴，以刺杀为主。桐城人吴越，曾身裹炸药，自杀式袭击清廷官员。绍兴人徐锡麟，在安庆开枪射杀安徽巡抚。革命的方式略显激进，也有点幼稚，但是这些革命先烈，不顾个人安危，敢于挑战封建皇权，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还是值得赞颂的。
早年革命慷慨激昂
汪精卫也是其中之一，早年的革命生涯还是非常慷慨激昂的，他追随孙中山先生，积极投身革命，采用刺杀的方式，指望干掉清朝政府的个别军政要员，达到革命的目的。不过刺杀行动失败后，被捕入狱，判处终生监禁。在狱中起初决心以死报国，赋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一时为人传诵，此后受肃亲王善耆软化，意境为之一变。武昌起义后，由袁世凯开释出狱。
南北和谈中的汪精卫
青年成名之后，虽然左右摇摆，但依旧深受孙中山的信任
出狱之后的汪精卫一方面珍惜人生的又一次绝处逢生，一方面感谢清廷的不杀之恩，一方面依旧追随孙中山积极投身革命事业。任南方民军议和总代表伍廷芳的参赞，暗中秉承袁的意旨，与君主立宪党人杨度等组织国事共济会，鼓吹革命、立宪两派联合拥袁，极力主张孙中山让位袁世凯，实现南北统一。尽管如此，汪精卫依旧追随在孙中山的身后，逐渐成为孙中山心目中的最理想接班人。
1922年～1923年，孙中山筹备改组中国国民党，汪精卫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在1924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上被孙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后出任中央宣传部长。冯玉祥北京政变后，邀请孙中山北上共议大事，汪精卫随孙北上入京，任秘书。1925年3月孙中山病危时，汪精卫受命记录遗嘱。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以拥护三大政策的“左派”和中山先生的信徒面目出现。此后，汪精卫一直以维护国共合作的态度面对舆论，笼络众多共产党代表与国民党左派人士，殊不知，汪精卫其实就是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最大投机者。
政治斗争屡屡输给老蒋，左右摇摆
政治上屡屡斗不过蒋介石，恐怕是汪精卫一生中最大的无奈，也是人生的转折点。作为孙中山先生心目中的最佳接班者，本是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者的汪精卫，因为中山舰事件，被迫辞职出国，在他出国的时间里，北伐战争如火如荼的发展，国民政府的最高权力悄然无息的转移到蒋介石的手中。1927年4月，汪精卫回国之后，蒋介石在南京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一度声明坚持国共合作，与蒋介石进行争斗，不过没过多久，汪精卫反革命的嘴脸彻底暴露。七一五政变后，宁汉合流，汪精卫继续与蒋介石争夺国府的最高领导权，蒋介石以退为进，表面下野，但是实际上一步步成为国民党内的实际最高权力者。汪精卫虽然一度表面上出面国民党要职，支撑大局，但是实际上毫无实际权力。
误判时局——堕落为汉奸
30年代之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一步步开始的侵华战争，国内外形势再次发生变化，而汪精卫及其幕僚似乎看到了再次上台的希望，那就是积极与日本人合作，借助日本的帮助，扳倒老蒋。
当然了汪精卫并不一定从一开始就铁了心要当汉奸，最初只是积极致力于“中日合作”,“日中亲善”等。一方面因为当时日本的军事实力确实要明显强于中国，一方面，三十年代的中国依旧四分五裂，没有实现统一。在当时，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依靠英美也好，依靠苏联也罢，或是依靠日本的帮助，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因而很多人觉得和日本合作，借助日本的力量让中国发展起来也是一条好的渠道。所以亲日派和投降派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亲日不代表投降日本当汉奸，例如何应钦就是国民党内部有名的亲日派，但是即使是抗战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看到何应钦投敌叛变。
但是到了七七事变之后，汪精卫投靠日本的欲望就日益挡不住了。特别是淞沪会战失败，南京沦陷之后，举国上下一片悲观情绪。毕竟老蒋在淞沪会战中几乎把自己的全部家当都砸进去了，70万精锐开赴淞沪战场，最终还是没有顶住日军的进攻，而且损失惨重。
汪精卫对抗日的前景感到十分悲观，认为继续打下去，国民政府败亡只是时间的问题，与其跟着老蒋一起覆灭，不如自己另寻出路，于是乎，他积极宣传对日妥协，与日本媾和。
显然，蒋介石对时局的判断，要远远高于汪精卫。在三十年代末的中国，苏联面对着日益崛起的德国，西部压力十分巨大，而东边的日本又不时显露出不安的气氛，苏联急需中国来牵制住日本，缓解苏联的压力。若中国积极抗日，苏联就会在物资上给与中国尽可能的帮助，而中国一旦对日妥协，苏联绝逼会像和德国一起瓜分波兰一样，出兵中国的新疆，内蒙，甚至是青海，甘肃，与日本一起瓜分中国。而汪精卫在抗日战争中，幻想着能和日本媾和，然后组织一个新的政府，由他来出面主持大局，实在是荒唐可笑。
访问日本与东条英机喜笑颜开的汪精卫
“中日亲善”，笑的很开心
汪精卫接见德意等轴心国使节
平心而论，哪怕是在40年到41年，德国军队横扫欧洲，占领了大片苏联西部土地，全世界都似乎看不到希望的时候，汪精卫若要叛变，还可以理解为他是在政治上又一次选择投机，选择加入轴心国，来“曲线救国”。但是1938年底就铁了心要出逃叛变了，只能说明其就是想当汉奸。也显示出他对时局的判断水平很差，在民族利益和个人利益的选择上完全错误。
汪精卫死时的影像资料
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苏联在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之后，立马就停止了对中国的援助，坐视中国军民与日本的长期斗争。可想而知，当年如果国共两党不是及时拖住了日本，把抗战拖入相持阶段，后果不堪设想。
汪精卫的的政治生涯可以说摇摆不定，极具争议。早年意气风发，投身革命，更多的估计也是因为年少无知，血气方刚，搞刺杀，逞匹夫之勇。被清廷特赦之后，在革命和立宪之间左右摇摆，一方面支持袁世凯，一方面又追随孙中山，让人难以捉摸。少年成名之后的他被孙中山视为接班人，为名利所累的汪精卫自此一生都在追求成为国府的一把手。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一方面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一方面又以遵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自居，最终还是举起了反革命的屠刀。政治斗争失势后，投机外国势力，最终甘心出面组织汉奸政权，是其一生无法洗去的污点。
徽南城意
多少人还记得汪精卫这首脍炙人口的五言诗？
《被逮口占》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汪精卫有着并不光彩的历史，但他经登上过美国《时代》杂志封面。其前半生，也曾是一代英雄豪杰，也是一位大帅哥，大才子。而其后半生的所作所为，彻底毁掉了之前的一切努力。如今再回头看，令人唏嘘不已。
在这里不想深究汪精卫是如何变成中国近代最著名的大汉奸的，历史有的时候很难从千篇一律的评论中得到真相。既然众口一词，便不必重复。功过是非，留与后人说。
社会主义小书童
比李鸿章强多了，1，没签卖囯条约，2没拿回扣，3，保了一方平安…，嘿嘿，比老李强多了
亲家210
首先，汪本人是国民党内的亲日派领袖，对日本抱有幻想，对抗日的前途悲观，认为’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善’。这些都是促使汪走上汉奸之途的因素。
其次，汪精卫和蒋介石有矛盾，汪是国民党元老，自认比蒋介石更有资格，但汪的性格懦弱自卑、优柔寡断，在与蒋介石的斗争中常处下风，加上陈壁君和周佛海从‘反蒋’和‘’投降‘’两方发力，汪在自欺欺人中就上了贼船了。
大超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前面好像是这二句慷慨过燕市，从容做楚囚。就诗而言我认为确实是好诗，诗为心言，就汪精卫写这诗的时候我认为他的思想还是很激进的。汪精卫才华横溢口才出众，尤其他的演讲很具有诱惑力，这与他后期出卖人格和国格，成为卖国求荣千夫所指的大汉奸形同二人。我认为人的变化都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青年汪精卫曾巳有过政治抱负，我以我血荐轩辕追随过孙中山先生，曾也做过暗杀过摄政王载沣的壮举，留下过英名。但在民族大义面前，在历史大是大非面前，他不是和民族同心同德而是站在民族对立面上沦为大汉奸，成为不齿于人类狗屎堆，这可悲的下场罪有应得！！
张国强226170080
这个原因很复杂，要列举出来，基本是个长篇大论。但是汪在早期，确实是愿意为国家而死的人。愿意行刺清朝王公，是冒着杀头的危险。
变成汉奸，主要简述几点：出狱后去了日本，被日本人洗脑；和老蒋的政治斗争中失利；叛国前曾被刺杀，怀疑是老蒋干的，为保命逃走；在日本侵华时看不到未来；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失去革命热情，只想权力和小命。
汪的叛国对当时的抗战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万死难赎其罪。讽刺的是，汪的下场并不好，据说是被日本人毒死的。
正牌海天孤客
其实当时中国很为难。形势是，日本图满洲，苏联图新疆外蒙，法国图云南，英国图西藏。当时有许多选择等待中国去挑选。主要有，联美抗日，联日抗苏，联苏抗日，联印抗英。当时的国际当然还有所谓的独立自主。
这些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决办法。不知诸位有何良策，破解当时的时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