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文是我讲《论语》的第一讲，想整体上、宏观上说一说《论语》在中国文明以及人类文明中的位置。我的判断是，《论语》是中国，也是世界最重要的经典，没有之一。
讲《论语》属于“蔡氏经学”的范畴，是“蔡氏意学”系统的四大板块之一。象东汉郑玄一样，重新“遍注群经”，是“蔡氏意学”的重要任务和使命。中国传统的学问是以“经学”为中心的，而“经学”在形式上就是对经典进行注解和诠释。
郑玄对经学最大的贡献是，打破了两汉时期不同的“师法”、“家法”各自为政的局面，将以《五经》为中心的经学系统的每一部经都变成了一本书。在郑玄之前，每一部经都不是一本书，而是很多本，每一“师”，每一“家”都有自己的版本，而且相互攻击，拒绝汇通。
两汉经学的最大特征就是“师法”、“家法”，这也是理解汉学的最大难点。我可以明确地说，研究中国传统的“专家”们，写中国学术史的“大师”们，我还真没看到谁真的把这个事弄明白了。不真正理解“师法”、“家法”，就无法准确理解两汉经学，进而就无法准确理解中国的经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不仅当代的中国专家学者不明白，即便汉朝人自己也不明白。不是说因为发生在汉朝，汉朝人就明白了。同时，自西汉至今的2000多年也没有人真的明白。为什么这样，因为中国历史上发生了“礼崩乐坏”。“礼崩乐坏”是什么？就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震荡、大断裂。这种历史大断裂，让中国对春秋之前的历史出现局部失忆。而两汉学术中的“师法”、“家法”问题，则与春秋之前的学术形态有着密切关联。
“礼崩乐坏”不仅让春秋之前的社会秩序发生崩溃，而且导致此后的中国对此前的历史局部性地失去记忆。可以把这一现象叫“局部历史失忆症”。这一症状在汉字的演变史上也有明显表现。汉字的初始形态是甲骨文，然后又出现了金文。甲骨文是刻写在甲骨上，而金文则是铸刻在钟鼎等金属礼器上。但是，到了汉朝，世人已经不在知道甲骨文的存在。许慎写《说文解字》时，已经不知道甲骨文的存在，甚至连金文字形都很少。考古发掘证实，甲骨文在西周依然存在。中国对甲骨文的失忆，正是发生在春秋战国期间。
从载体上说，经学的主体是经文、经书，而经文的基础则在汉字，如果对作为汉字最初形态的甲骨文失忆了，对汉字的属性和内涵自然也就无法弄懂了。因此，在《说文解字》中，许慎对汉字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汉字的造字基础是象形，汉字是象形文字。许慎的错误判断主导了中国2000年，至今依然在主导着中国。
比较滑稽的是，当中国通过考古而重新发现甲骨文时，学界却以许慎的错误判断，作为研究和解释甲骨文的基本理论，认为甲骨文是造字基础是象形，用象形思维去解读甲骨文。而许慎之所以对汉字的属性产生错误的判断，关键原因就是甲骨文的失传。因此，现代对甲骨文的认知和研究实际上已经陷入了一个错误的死循环。
正确认识和理解汉字，是正确认识和理解经学的基本前提。而正确认识和理解甲骨文，则是正确认识和理解汉字的基本前提。原因很简单，甲骨文是汉字的初始形态。自西汉至晚清，正是因为对甲骨文的无知，导致对汉字的属性和内涵产生错误判断，因此，在这个2000年内，尽管有无数大儒辛勤苦学，但是对经学是始终没有搞明白的，产生错误的认知和错误的判断。典型者如《五经》为孔子所做，经学是王官之学，《五经》源自先王政典等等。另外，还有一类观点极端轻视甚至诋毁经典，譬如南宋陆九渊的“六经注我”，明朝李贽的“非圣无法”。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西汉和晚清学术。西汉学术是经学系统的成型之开始阶段，而晚清学术则是经学的终结阶段。也可以这么说，西汉人建立了经学，而晚清人则摧毁了经学。
比较讽刺和悲惨的是，整个清朝的学术，都是以恢复真正的经学为旨归，但是，最终不但没有复兴真正的经学，反而将经学引向崩溃的深渊。
现代人会想当然地认为，经学的崩溃是欧美文化冲击的结果。实际上，欧美文化的冲击，只是外因，清朝的经学研究才是内因。但是，比较戏剧的是，清朝学术的原本目的是捍卫经学。可以说是好心办坏事，善良的目的却导致邪恶的结果。
清朝学术，尤其是晚清学术，何以竟然导致经学的崩溃？对于这个无比重要的问题，现代中国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几乎为零，甚至压根没有认识问题的存在。因为现代学界的主流观点还是把经学体系的崩溃视作“历史的进步”。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重新建立“文化自信”的呼声日渐高涨。殊不知，文化自卑的出现与经学的崩溃密切相关，而文化自信的重建与经学的复兴也将密切相关。不去研究和复兴经学，建立“文化自信”必然仅仅停留在口号的层面。
那么一心振兴经学的清朝学术，为何最终摧毁了经学？根源在于，由于对经学的真正起源历史和真正内涵了解不够，对经学的研究采取了错误的方法。清朝学术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考据学，第二阶段是所谓的“今文学”。考据学所使用的方法是文字考据，“今文学”所使用的方法则是对历史进行《春秋公羊传》式的胡诌八扯，这种胡诌八扯被康有为发挥到极致。在当时中国遭遇西方列强大肆入侵的大背景下，尤其是后来甲午战败，这种胡诌八扯的理论竟然遭到追捧，成为“网红”。这就是《新学伪经考》和康有为成为“名作”和“名人”的历史背景。
清朝学术的主体和基础在考据学，其错误的根本也在考据学。考据学认为，经文的基础是字，因此，要弄懂经典的真实含义，就应该弄懂每一个“字”的真实含义。而通过文献的追溯，可以确定每个“字”的本初、真实的含义。这就是“考据”。
显然，清儒想当然地把汉字系统当成一个一开始就存在的成熟系统，变化的只是字义。而经典一开始就是用成熟的汉字系统所书写。
事实上，汉字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一个成熟的系统，而是一个漫长的逐渐演变的过程。成熟的汉字系统，实际上到汉朝才出现。而经学系统的演变和成型过程，恰恰与汉字的是同一个过程。
清儒认定，汉字先于经典而存在，经典是由已经成熟的汉字所书写，因此，他们希望用校正汉字，来校正经典。但是，这种认定是错误的。汉字和经典是同步演变和同步成熟的，汉字没有资格来校正经典，因为当经典不成熟时，汉字同样不成熟。汉字是经典的兄弟，而非父母。如果说校正，汉字和经典之间也是相互校正。
因此，单纯地通过文字字义的考证，是无法复原经学系统的真实面目的。清朝考据学并没有发现经学的真相，但是却暴露经学系统中所存在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经学系统中存在着系统性矛盾。这种系统性矛盾主要表现在“礼制”，即表现在制度规定上。举个例子，因受刑而身体有残缺的人，是否可以在天子的宫廷内当差，在《五经》中的记载就是矛盾的。《礼记》说可以，而《春秋 公羊传》则说可以。
一旦发现《五经》中存在系统性矛盾，清朝学术的重心也就发生了转移，由原先笼统地发现《五经》系统的真意，而转向解释《五经》中的系统的矛盾何以存在，不然这就让人无所适从，究竟该相信矛盾的哪一方为真经？这就是晚清学术发生大转向的根源所在。
二
我再次强调一遍，中国经学的形成过程，与汉字的成熟过程是同步发生，甚至是同一个过程。因此，经学研究不仅要研究经文含义，而且还要研究经文的形成过程。经文的基本单元是汉字，经文的形成过程，与汉字的形成过程是同步的，研究经文的形成过程，就是研究汉字的形成过程。单纯关于字义变化的文字考据，是无力承担这一工作的。
一般都知道，中国经学系统的成型、成熟是发生在两汉时期。因此，一心要追溯经学源头的早期清儒，也把关注重点放在两汉。甚至干脆称自己的学问为“汉学”。注意，中国学术史上存在两个汉学，一个汉学是指两汉学术本身，另一个汉学则是早期清朝的考据学，清朝考据学家以“汉学”自居，更准确地说，是以复兴“汉学”自居。当然，前面已经指出，清朝的“汉学”最终非但没有复兴汉学，反而导致汉学的彻底崩溃。
因此，理解清朝学术和两汉学术，对理解经学，乃至理解整个中国文化就至为关键。经学何以在两汉而兴，为何在清末而亡，一心复兴经学的清朝学术为何最终杀死了经学？这些问题都是大问题，难问题，也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既然一心复兴经学的清朝学术把经学弄死了，既然现代人对这些问题几乎一无所知。因此，对清朝人在两汉经学上的研究和判断，诸位千万不能当真，对于现代人在清朝学术和两汉学术上的研究也千万不能当真。参考可以，千万不能当真。
清朝学术中，最难理解的就是所谓的“今文学”、“古文学”问题，而两汉学术中，最难理解的就是“师法”、“家法”问题，这两个问题是紧密相连的。现在还没有人真正把这些问题弄明白，所有的讲述这些问题的人都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后期的清儒，把两汉学术分为两大阶段，说前汉的是“今文学”，后汉的是“古文学”。这个判断有些许合理的地方，但是在根本上是错误的。然而现在很多历史专著、论文中，却将这一错误的判断，当成“确凿”、“客观”的历史事实本身，在表述两汉学术史时，而言之凿凿地这么说。给不明就里的人一种误导和错觉，两汉学术的确存在“今文学”和“古文学”。
其实，西汉学术的中心并非“今文学”，而是“师法”，东汉学术的中心也并非“古文学”，而是文字考据，或者对文本文字的重视。
所谓的“师法”，实际上指的的经学学习和传承的方式，是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口耳相传的方式。西汉早期的经学传授主要是“师法”式的，是口耳相传，那时尚无成型的文本。“师法”与“今文学”的确有一致之处，因为在西汉，开始将本来口耳相传的经学用当时所流行的字体书写下来，形成文本，出现了“今文学”。“今文”的“今”指的是西汉时的“当今”。“古文”的“古”，指的是西汉之前。“今古”是以西汉为参照时间节点。
西汉经学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将此前口耳相传的经学实现文本化。想想看，在文本短缺，主要是以口耳相传的时代，要确定经文的含义，该如何做？唯一的方式，就是遵守“师法”，就是按老师进行追溯。有“师法”，有“传承”就是可信的，有权威的，如果没有“师法”，不是此前的某位老师所说，那就是没有凭据的臆断。因此，“师法”更强调纵向的时间上的传承，而忽视横向的各个“师法”之间的交流和参证。这样对同一部经，就会出现多个“师法”共存且无法互通的现象。当朝廷对《五经》立博士之后，更加剧了“师法”割据局面，因为每个独立的“师法”都可以立一个博士，那时的博士是官位，这里包含着重大的利益。
东汉的学术也的确与“古文学”有一致的地方，但是东汉学术的中心并不在“古文学”，而在文本的解释和传承本身。因为，经学的文本化在西汉已经完成，因此，到了东汉，经学的学习就不再是以口耳相传为主，而是文本的解释和传承，即以读书为主。
东汉的经学文本，实际上是汉早期“师法”的文本化，“师法”重的是老师的传承，这个传承越古越权威。因此，在东汉的经学学习中，就重视文本文字的传承，即从文字上去追溯“师法”，这就是所谓的“家法”。“家法”和“师法”在实质上是相同的，其差异在于，“师法”是口耳相传的，而“家法”则是文本化的。在西汉“师法”林立的状态，即演化为“家法”林立的状态。同时，“家法”的文本中，越古也就越权威，这就是所谓的“古文学”。
两汉并不存在“今文学”、“古文学”，而只存在“师法”、“家法”。 “今文学”、“古文学”是晚清儒家对两汉学术的杜撰。
三
既然西汉的学术以口耳相传的“师法”为主，那么这种状态是如何出现的，西汉之前的学术又是这么传承的？由于不了解汉字本身的演变历史，在这些重大问题上，传统所流行的解释都是错误的。这些错误的解释，最终也极大地伤害了经学本身。譬如，康有为荒诞不经的《新学伪经考》就以建立在传统的对经学起源的错误解释的基础之上，是“引经据典”的胡说，或反胡说的更大的胡说，因为“经典”本身就是胡说的。
对西汉早期为何没有文本化的经学，没有书，一种想当然的传统的“经典”性解释是，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把书都烧了。譬如两汉之交的刘向刘歆父子就是这个观点。在此后的近2000年的时间里，也一直被当做历史事实而被人们所信奉。
既然，西汉经学的口耳相传方式，是因秦始皇焚书所致，那么在秦始皇之前，中国就一定存在成熟的经学体系，存在成型的文本。但是，凡是总有个起源演变，那么秦之前的经学系统又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刘向刘歆父子以及此前司马谈司马迁父子都没有详细而深入地追究，而是想当然地认为，在春秋“礼崩乐坏”之前，存在着一个“王官之学”，礼崩乐坏之后，王官学崩溃，而化为诸子之学。他们也都隐含地假定，无论是诸子学，还是王官学，都是以成熟的汉字系统的存在为基本前提，都是有书的。
其实，春秋之前，中国并不存在什么“王官学”，春秋之后，诸子的兴起，也与压根不存在的王官学无涉。更重要的是，在春秋之前中国压根就不存在成熟的文字，当然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书。
我在此前的文章中已经指出，中国文字史分成两大阶段：文阶段和字阶段。文的主体是契约符号，包括结绳符号和书契符号。当然也包括易经八卦符号，但非常次要。文是独立的抽象符号系统，其基础是数字、数学，结绳符号、书契符号、八卦符号都是以抽象数学、数字为基础的。说“文”独立，主要是相对于语言而言。“文”没有发音，不是表达语言的工具，而是与语言并列，都是表达“意”的工具。
“字”是在“文”的基础上出现的，也是一种特殊的“文”。特殊就特殊在，“字”是“文”和语言的结合，开始有了发音，开始用来去表达语言，是表达语言的工具。
但是，由于“字”脱胎于“文”，是“文”和语言的结合。那么“字”就具备“文”和语言两种特征。在“字”的初始阶段，“文”的要素含量多，而语言的要素含量少，更接近于文，而离语言较远。这就是甲骨文和金文的特征。《五经》的经文就是由这种汉字形态所写成。尤其是《春秋》、《易经》、《尚书》的经文。传统上说《春秋》是“微言大义”，这个“微言”实际上就是指《春秋》经经文形态，更准确地说，是书写经文的汉字的形态。“微言”即语言的含量非常少。因此，甲骨文和金文可以称之为“微言文”。
从纯粹的“文”到白话文的字，文字中的“文”因素和语言因素的含量是不断变化的，文因素含量逐渐降低，而语言因素的含量逐渐提高。按照“文”因素和语言因素含量的不同，中国的文字整体上可以分为四个形态：文、微言文、文言文、白话文。“文”和“白话文”是两个极端。“文”形态中，“文”因素的含量是100%，语言因素的含量为0。而在白话文形态中，语言的含量是100%，文的含量为0。微言文和文言文，则是介于“文”和白话文之间的两种中间状态，也是复合状态，既有文因素，又有语言的因素。
但是，在微言文（甲骨文、金文）中，文因素的含量高于语言因素的含量。即是说，“微言文”更接近于文，而非语言，而非字。而在“文言文”中，语言因素的含量则高于文因素的含量。即是说，“文言文”更接近于语言，是字，而不是文了。
因为“字”的主要功能是用来表达语言，因此，字成熟的标准是，其中语言因素的含量要高于文因素的含量，语言的特征要大于文的特特征。因此，“微言文”，作为字，并不成熟。文言文才是成熟的字，可以写文章，写书的字。
“文言文”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开始出现，并逐渐成熟的。其真正成熟则要晚至东汉，其标志就是许慎《说文解字》一书的出现。注意，《说文解字》并非是对早已成熟的汉字系统的总结和梳理，而是汉字系统开始成熟的标志。《说文解字》本身也是汉字成熟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推动了汉字的成熟。
四
既然春秋之前并无成熟的汉字，也当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书，那么春秋之前，中国有无学术，其形态如何？
我的回答是，在春秋之前，尽管没有成熟的字，没有书，但是中国的确存在成熟的学术。尽管春秋之前，中国没有成熟的字，没有书，但是中国却存在成熟的文，存在成熟的契约符号系统，包括结绳符号和书契符号，还存在成熟的八卦符号系统。因此，春秋之前的中国学术，是“文基学术”，区别于春秋之后所逐渐新出现的“字基学术”。“文基学术”就是以文为凭据、基础的学术，“字基学术”是以字为基础的学术。
现代人，想当然地把字和书看成是学术的基本前提，认为没有字，没有书，就不可能有学术。这是非常错误的。
“文”和“字”是两回事。在汉字出现之前，即甲骨文之前，文在中国早已存在。但是，文没有发音，是与语言完全独立的符号。汉字之前的文是什么？主要是契约，是中国也是世界最原始的契约形态，结绳和书契。结绳是一对打着绳结的绳子，书契是一对刻着契齿文的木片。
但是，在以结绳和书契为形态的契约中，结绳和书契本身并非是契约的全部，而仅仅是其一部分，是契约的象征和符号。因为结绳和书契本身的信息承载能力有限，主要是靠绳结和刻在书契上的横线（或齿），只能记录标的财产的价值或数量。更详细的契约条款只能通过与结绳或书契相配套的语言。因此，完整的契约实际上有两部分组成：契约符号和语言。
契约的这种双重结构，在当下中国的契约中依然有体现：印章和契约文本。印章就是由此前的结绳和书契演化而来，“印”的甲骨文字形和“章”的今文字形记录了这一历史信息。我在此前的文章中已经对“印”和“章”的字源做过详细的考释，“印”源自结绳，“章”源自书契。
因此，现代的中国合同，与结绳时期的合同，在基本结构上是相同的，区别仅仅在于，对于详细的合同条款，现代版的是文字化的文本，而结绳版的则是口耳相传的语言。
注意，对于在中国合同中习以为常的印章，却为西方所无。与美国做过生意的朋友都知道，美国的合同是没有印章的，这让初次接触的中国人很不适应。这一差异实际上蕴含着非常重要的历史信息，就是契约在人类历史中的起源问题。契约是契约于中国的，西方的契约是源自中国。这个问题本文不能详细展开。
“字”者“子”也。注意，从字形上看“字”是没有“文字”之“字”的含义的，而只有孩子之子的含义。“字”的原始义项都是与生育孩子有关，譬如怀孕和出嫁。“字”用来指代“文字”之“字”，也是源自“孩子”之“子”，即“字”是孩子。“字”是谁的孩子？是文的孩子。
“文”和“字”的区别在于，“文”没有发音，不与语言相结合，不用来表达语言。而“字”则是与语言相结合的文，有发音，并用来表达语言。
文是什么？文主要是契约符号，即结绳符号和书契符号。因此“字”是契约符号的孩子，汉字源自契约符号。故而汉字也具备典型的契约特征，尤其是作为汉字初始形态的甲骨文和金文，此后的文言文依然如此。
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汉字“文”的特征还保留的比较好，对整体的信息表达而言，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作为符号的“文”，此时已经是“字”。此时的字，并不能表达完整的信息，还需要与之相配套的口耳相传的语言。
《五经》的经文部分，尤其是《春秋》、《易经》、《尚书》的经文，就是用甲骨文、金文这种最初形态的汉字所写成，因此，经文本身并没有记录完整的信息，还有一部分是以口耳相传的语言存在，这就是“传”。
“传”在“文时代”就已经存在，那时是作为契约的配套语言，而书写经文的“字”则是在甲骨文出现后才存在。因此，就经传的关系来说，是“传”在“经”之前。中国文化的传承主体是“传”，而非“经”。
但是，作为汉字真正普及之前的信息传承主体，“传”并非是单纯的、普通的语言，而是有所凭依的，所凭依的就是“文”或“微言文”（甲骨文金文）的“字”。
也就是说，春秋之前，中国的学术形态是“文”、“传”并存的复合形态，“文”是线索，而口耳相传的“传”才是主体。
也就是说，西汉早期是春秋战国的延续，是学术变革时代的延续，尽管汉字还是成熟，开始出现文言文，但是文言文尚未最终成熟。西汉早期的口耳相传的“师法”，实际上是春秋之前的学术形态的延续，对“传”的延续。
五
另外一个问题重要的问题是，既然春秋之前中国已经存在成熟的学术，那么学术的主体是谁，这些学者都是以什么身份参与学术的，是刘歆司马谈所说的“王官”吗？
实际上，春秋战国，以及西汉的学术群体的身份状态，也是对春秋之前学术形态的延续。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还是西汉的经学家，其身份都是一致的，都来自民间，而非朝廷。无论是春秋战国，还是在西汉，中国的学术都是自下而上的，而非自上而下的，都是由江湖到庙堂，从民间到官方，而非从庙堂到江湖，从官方到民间。
由于春秋之前的中国学术是“文基学术”，“文”是学术的重要符号和线索。“文”包括两个部分，契约符号（结绳符号和书契符号）和八卦符号，其中以契约为主。当时，中国的学术群体就来自契约领域和易经领域。更准确地说，来自契约中介和易经占卜，这两者都是民间的，无官方政府无关，而且两者往往是合一的。
我在此前对甲骨文“儒”“水”、“法”、“介”、“侠”的考释文章中，已经指出，“儒”的甲骨文字形为“大”加由“大”的两侧的两点所构成的水字结构。“大”为“大人”，“水”为象水一样遵循，象征对道的遵循。字形的整体含义为，被别人所遵循的“大人”。
同时，“儒”的含义又是在契约（结绳、书契）的环境之下，具体来说，指的是由契约双方所遵循的“大人”。水字结构的两点是分布在“大”的两侧的。“大人”实际上就是契约中介。“大人”的契约职能在“介”和“夹”（侠、筴的本字）的甲骨文字形中有更直接的体现。
“介”、“夹”与“儒”的甲骨文字形高度一致。“介”的甲骨字形用“人”替代“儒”中的“大”，更强调其中介职能。“夹”则用两个人，替代“儒”中“大”两侧的两点，更强调“大”是两人之间的“大人”。因此，“侠”、“儒”、“介”三字字源相同。
同时，“夹”也是“筴”的本字，“筴”与“策”同。而“策”的本字为“朿”，字源为书契契齿文的形状，尖尖的，象刺。因此，“策”的本义是书契的指代数字的契齿文。所以，“策”的原始义项就是数字，同时也可以指代书契。“夹”字与“策”同，意味着“夹”与契约相关，其中的“大人”为契约中介，而两个“人”则是指代契约的双方。
作为结绳时代的契约中介，“儒”是春秋之前，尤其是尧舜之前，中国半职业化的政治家和学者。在春秋之前，中国社会秩序的主要维护工具是契约。
《周易 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老子》《庄子》认为，结绳时代是一个“至德”、“至治”的时代。《老子》的重要理想之一就是“使结绳而用之”。同时，《老子》还说：“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司契”就是指契约中介的职能。“儒”就是结绳（契约）时代的“司契”者。
作为契约中介的“儒”，通过帮助契约双方之间消除分歧，达成共识，进而帮助契约的关系的建立和维护，最终促成契约秩序在整个社会中的实现。因此，“儒”就发挥着社会治理的职能。同时，为更好的履行契约中介的职能，儒会加强自己道义水平的学习和提升，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因为“儒”是凭借道理和道德水平，来提供契约中介服务，没有任何强制性权力。
六
春秋时期所开始出现的礼崩乐坏，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断裂。礼崩乐坏的实质是此前在中国一直存在的契约秩序的崩溃。政府开始替代契约，成为维护社会的主要工具。中国的社会形态，也由此前的由契约主导的契约社会，变成由政府指导的政府式社会。
尧舜时代开始，中国就出现了政府，但是，中国社会秩序的基础依然在契约，政府仅仅居于次要地位。因此，三代社会依然的秩序依然是契约秩序。但礼崩乐坏则让中国的契约时代被终结。
孔子实际上是契约时代“儒”的最后代表，也是“原始儒”的最后代表。孔子的贡献是，在契约时代行将崩溃的日子里，对契约时代的精神、原理进行充分总结，并开班讲学，企图在契约时代崩溃之后，将契约时代的精神被永远保留和传承。
同时，在学术形态上，孔子也处于从“文基学术”到“字基学术”转变的起始阶段。那时的学术依然是“文基学术”，文（当时还是文言文主导）只是符号和凭据，学问传承的主体则是口耳相传的“传”。孔子系统整理《五经》的经文，但是《五经》经文属于“文”，其主体则是对经文的补充和诠释，这是“传”也是主体。
《五经》的经文的书写，是在西周时开始，其文字形态是“微言文”（甲骨文金文）。因此，相对中国的整体历史，《五经》经文的出现是非常晚的，也是带有其时代局限。但是《论语》是脱离而独立存在，是相对《五经》独立的“传”。实际上，《论语》所接续的是《五经》产生之前的中国学术，是对更久远的，也是更内核的中国文化的继承。在这个意义上说，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论语》是中国最重要的经典，其中所包含的中国文化的精神，更纯粹，更久远。
西汉的杨雄说，《论语》是中国第一“传”，“传莫大于《论语》”。因此，杨雄也模仿《论语》写了一本书，叫《法言》。实际上“法言”就是对“论语”二字的解释。
前面我也对“法”的甲骨字形做了考释。“法”的本字为“去”。“去”的甲骨字形为“大”加“口”，指代大人的语言。因此，“去”的原始义项中就包含着“法”，而“法”就是“法言”。后来加水字结构，成“法”。水字结够的含义是象对一样遵循。
孔子的伟大的文化功绩，也是特殊的时代所致。孔子成为中国的文化圣人，也是时势造英雄。
七
最后说一下，为何《论语》也是人类文明中最重要的经典。
在人类文明史中的所有文明中，唯有中国文明讲文化的传承，其他任何文明都不讲。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很简单，中国之外的任何文明，都是宗教文明，或后宗教文明、类宗教文明。在宗教文明中，他们认为文明、文化要素在起源上是由神所创造，然后由神所赐予给人类、人间。唯有中国文明认为，文明、文化要素是古代的先人所感悟、发明，然后一代代传承下来。
因为宗教文明认为文化元素是由神所创造，因此，获取知识的手段就是不是人间的一代一代的传承，而是对神的信仰。信仰是获取知识的手段。所谓的“现代文明”脱胎于宗教文明，是后宗教文明、类宗教文明，在文化观上，在本质上与宗教相同。“现代文明”继承了宗教文明，认为知识不是从古至今的传承，也不认为由“神”所创造，而是认为“逻辑”所创造。
“逻辑”是个什么东西？“逻辑”本来属于宗教神学的一个部件，用来证明神的存在，以及有条理的表达神的知识，以帮助人去接受、理解神和神的知识。现代文明否定了神，但是却继承了神学中的“逻辑”。因此，现代文明非常重视逻辑，象宗教文明重视神一样。就是实质来说，“逻辑”和“神”等同。
中国为啥没有出现“逻辑”，因为中国认为知识不是“无中生有”的，而是起源于历史，由先人所发明，并一代代传承的，因此，中国讲历史，讲传承。历史和传承就是中国的逻辑。想想看，是逻辑源于历史，还是历史源于逻辑？
这意味着，在人类文明中，唯有中国保留着对文化、知识起源的真实记录，而《论语》则是人类文化传承过程中的最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