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记·管晏列传》中我们所能得到与晏婴相关的记载是很粗疏的，我们仅能知道他曾经相齐、以节俭力行闻名于当世、曾经侍奉过三位君王。但如果仅是这样笼统的说法，对于我们研究晏婴这位春秋晚期的政治家来说，是完全不够的。
晏婴生平的事迹，当以《晏子春秋》收录的内容最为详细。但是由于其书次第散乱，没有确切的年月可以考证，再加上书中有许多后人书写的篇章，因此不可轻信。
《东周列国·春秋篇》晏婴剧照
我们只能从一些碎片化的叙述中，探知晏婴的形象和性格。
灵公二十六年，晏婴之父晏弱卒，晏婴以士大夫之礼守之。其家老不识，疑之曰：“非大夫之礼也。”婴对曰：“唯卿为大夫。”
从这段话可知，晏婴不仅娴熟于礼，同时亦是守礼之人，况且晏婴虽欲借己身力行以正时人违礼的行为，却仍谦逊以答人，真可说是君子之行也。
灵公二十七年，晋伐齐，齐师败绩……婴闻之，曰：“君固无勇，而又闻是，弗能久矣。”越明年，灵公果薨。
可见晏婴确实有先见之明，而且他对当时政局了解甚详。
公子光即位，是为庄公……晋大夫栾盈自楚适齐，庄公厚待之。晏婴以为不当……庄公弗听。
晏婴对政事是相当有主见的，他以为君臣间的关系建立于忠、信之上，倘君主自弃于君主所应持的态度，则必遭天弃，无以持久，因此对于庄公自绝于民的作法，晏婴先以谏之，谏之不从，则退而待之，静待后续的发展。
《东周列国·春秋篇》崔杼剧照
庄公六年，崔杼因庄公私通其妻而弑之。晏婴闻难往赴，立于崔杼门外。
崔杼弑庄公一事是晏婴从政以来所遭遇到最具关键性的事件，晏婴在政治舞台上虽早已崭露头角，但毕竟没有实权，也没有影响力，但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他所展现出的态度却为自己在齐国的政坛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晏婴对于国君的行为、社稷的安危以及应如何拿捏为臣之道，颇有自己的一番见解，他提出为臣者倘能得君行之，君臣间相合是政治安定的最佳实践模式。然而，如果国君不似国君，其所作所为无法符合身为一国之君的标准，那么，身为人臣者抛弃其君，也并非违背为臣之道。
晏婴如此主张，是因为人臣者所效忠的对象并非国君，而是以人民为主的社稷，因此真正值得臣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对象是百姓、是社稷。
晏婴对这一理念的坚持相当彻底，终其一生皆以百姓、社稷为其施政的重心所在。而他这样的理念也普遍获得当时齐国人民的认同，是以当时晏婴虽未在朝执政，却在民间有相当的人望。
《东周列国·春秋篇》晏婴剧照
景公立，崔杼自为右相，以庆封为左相。
这是晏婴为景公所重用的开始，景公试图借封地以奖赏晏婴维护社稷未倒戈于崔、庆政权的行为，并为晏婴在齐确立政治地位，然而晏婴却以礼制为由，拒绝了景公额外的赏赐，反映出晏婴重礼的态度，奠定日后施政以礼制为重心的目标。
景公八年，晋韩宣子至齐纳币。见子雅、子旗，以为非保家之主，不臣。大夫多笑之，唯晏婴信之。
可见此时晏婴虽已相齐，然齐国政权未稳定，虽然他对政局有深入的了解，但是碍于时势仍无法明说。
景公九年，公使晏婴请继室于晋，礼毕，与叔向宴，相与言。
从晏婴与叔向的对话中，我们不难发现礼制的混乱与卿大夫违礼这两种情况使得齐、晋两国的政权因此旁落，而这也导致日后这两国的政局为卿大夫所取代，观乎晏婴与叔向的对话正为日后齐、晋公室政权丧失做了最佳的注解。
由于晏婴在景公八年已知陈氏政权将兴，因此晏婴从景公八年到景公四十八年间其执政的重心便在于：确保公室政权，而他所使用的手段便是：贯彻礼制的执行。晏婴企图借礼以正名，进而抑制陈氏政权的不断扩大。
《东周列国·春秋篇》齐桓公剧照
景公登射，晏婴修礼而侍。
从晏婴对景公的回答，我们知道晏婴以为治国非礼便无以立，因此治国的首要之务便是行礼以御民，藉由礼来使百姓的生活有所约束，使大夫的行为有所依从，不致做出违礼的行为，如此一来国家就能各司其职、各安其位，国家自然长治久安。但仅凭晏婴的理念是无法说服景公的。
于是晏婴举桓公为例，又曰：昔吾先君桓公，能任用贤，国有什伍……
晏婴借景公欲效桓公之霸业以劝谏之，先以桓公之政绩为例，进而对比景公荒唐的政事，强化景公对礼的态度，使得景公正视礼的必要与确定性，并逐渐地接受晏婴以礼治国的理念，对齐国的政治进行整顿。
晏婴为景公勾画了国家安定的理想蓝图，其核心思想是一切依从既有的礼制规范使全国上下皆得尽其本分以行之，对内国君要能使百姓不怨，对外则不随意掠夺弱国，使诸侯能诚意归附，如此一来国家就会安定。
晏婴虽为景公所重用，可惜的是，在景公长期荒淫之下，虽正直如晏婴者，仍赖当时贵戚强权胁迫，无法真正施展大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