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的彩蛋，咱们讲了司马家族的事业如何急速上升又如何断崖式下跌。
彩蛋主要是故事为主，对于更深层的历史机理没有太多分析，这一讲咱们再回到这门课的逻辑上来，分析一下深层的历史机理。
你会看到，西晋末年的天下大乱，不仅仅是司马家族自己的问题，还有一系列难以抗衡的历史大势在背后起作用，最终天下大乱，中原人口被迫进行了第一次的大规模南迁。
有意思的是，这次人口大迁徙，不但没能使中华文明灭亡，反而促使它向南扩张，甚至远播海外。
司马家族面对的历史大势
咱们先来说说，司马家族所面临的历史大势是什么，这些大势是天下大乱的深层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气候的变化。司马家族就算再牛，也牛不过气候变化去。从东汉中期开始，气温在不断下降，到三国魏晋时期降到了最低点。
东汉时期，匈奴早已分裂为南北两支，随着气温降低，草原上的资源越来越少，南匈奴逐渐移居长城以南，其他的一些胡人也陆续迁到这里。
迁来的胡人比例不大的时候，帝国还能比较容易地消化他们，当比例大到一定程度，帝国就扛不住了。
另一次气候变化的最低点是什么时候呢？没错，就是明清朝代更替的时候。所以说，改朝换代，气候是一大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中原社会的豪族化，它不断地削弱着帝国政府的能力。
黄巾大起义闹起来后，豪族们为了增强自卫能力，建起了很多坞堡，坞堡就像一个个小城市，大的坞堡里面能有几千户人家。
坞堡内部的经济基本上能自给自足，不怎么需要和外面的经济交往，整个社会越来越退回到自然经济状态。
这对朝廷来说非常头疼，没有了商品经济，税收就成了大问题，政府没有收入，那还怎么统治啊？这种情况下，朝廷能够支撑下去就不容易了，根本无力对付中原的豪族和边境的胡族。
相反，朝廷还得借助于豪族的力量来维持运转，借助胡族的力量来守护边疆，但这两拨人实在都不可靠。
第三个原因，就是士族的堕落。豪族虽然进化成了士族，却在不断堕落。
到了东汉末年，官方的儒学已经发展得极为精致，经常是儒经里面的一句话，能写出十几万字的注解。但是你把问题说得再精致，还是天下大乱，那说这么多还有什么用？
于是很多人索性抛弃了儒学，开始谈玄论道，这就有了著名的魏晋玄学。有些人觉得无力回天，彻底看透了世间的肮脏，于是返归内心，去寻觅桃花源了，比如陶渊明。
但还有更多的人，在社会动荡中看到了巨大的利益再分配机会。于是他们一边高谈阔论，仿佛出世高人，一边拼命往兜里装钱，还依凭着咱们在前面说到过的“九品中正制”，把自己搂钱的地位给制度化。这后一种人，大大败坏了政治和社会的道德水准，士族变得相当虚伪。
第四个原因就是西晋皇族的内斗，也就是 “八王之乱”。
前几个原因都是外因，还得有司马家的神助攻，才让天下真地大乱起来。晋武帝司马炎一统天下之后，眼看着高门士族垄断着朝野，皇帝却没有足够多的资源能够压制住士族们。
晋武帝曾经问他的一位大臣，你看我像历史上哪位皇帝呢？这位大臣说，我看您就像汉桓帝、汉灵帝。这可是两个著名的昏君。大臣不客气地说，桓、灵两位皇帝，卖了官，钱还进入国库，陛下您卖了官，钱揣自个儿兜里了，照这么看，您还不如那两位呢。晋武帝哈哈大笑说，那两位的朝廷上可听不到这种忠言，可见我还是比他们俩强！
这故事里反映出两点，第一，朝廷真是缺钱啊，缺到晋武帝也不顾吃相了，第二，皇上拿士族大臣们真是没辙啊，所以大臣们什么都敢说。
与士族共治的东晋政权
于是，晋武帝就大肆分封同姓诸王，力图让他们驻守在全国各地，以便压制不服的士族，拱卫朝廷。结果就造成了“八王之乱”。
这帮姓司马的家伙彼此间打得头破血流，打输了的就想着找帮手来继续。帮手在哪呢？一看，旁边有一帮蛮族。他们想，这些蛮族都不是汉人，肯定不会跟我争皇位，先用他们一把再说。
可是，谁告诉你，蛮族会老老实实被你使唤的？司马家族的各种神助攻，终于让天下不可收拾了。
人们一定还会给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提出更多的原因，但咱们说了这四条也就差不多了，不再多说了。
天下大乱了怎么办呢？往蛮族少的地方跑吧。于是大量的士族，带着其治下的百姓，向南逃往淮河和长江流域。皇族的大支们多半死于动乱，反倒是一个小支，司马睿，在南逃士族的支持下建立了东晋。
东晋就是在士族支持下建立的，所以东晋的皇帝比起西晋，就更需要与士族合作。甚至司马睿在登基时，极力要拉着南逃过来的士族的领袖王导，与其一起接受群臣朝拜，当时人们有句话描述，叫做“王与马，共天下”。
士族们彼此之间达成了一种默契，拥戴权力有限的司马氏为共主，建立了这个共识，就放手分割权力。
士族本身并没有能力抵御北方胡族的继续南侵，需要把南逃过来的流民编成军队，作为国防倚仗。但是士族也分高下，高等士族是在朝廷中当权、制衡皇帝的豪门大族，比如前面说的王导家族。低等士族则统领流民军队。这样，政权与军权就分离了，这构成了一个动荡来源，也造成了东晋的最终覆灭。
高等士族里面很多人开始更加玄乎地谈玄论道，甚至开始追求各种病态美，要把自己塑造出一种弱柳扶风的感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显示自己与任何体力粗活无关，才是有地位的人，才能把自己和其他的人、包括低等士族区分开。
可是这样一群人把持着朝政，如何能指望低等士族的人甘心啊？甚至高等士族内部，也不断地有一些野心勃勃的人，要搞些大新闻出来，时不时地就叛乱一把。
掌握着军权的低等士族，终于忍受不了这一切了。咱们在前面讲过，在东晋立国百年之后，桓家的后人桓玄篡夺了东晋的皇位，给自己的祖先报了仇。
但是桓玄随即被统领军队的低等士族赶下来。最终，军队的领袖刘裕，依凭军功，逼迫司马氏把皇位禅让给他，建立了刘宋，中国历史由此进入到南朝。
刘裕画像
南朝的政权和军权的重合度，比东晋要强。
但是皇帝们的正统性有问题，不能令人信服。司马家的正统性虽然也不怎么样，但好歹已经统治了一百好几十年了，大家习惯成自然。
南朝的这些新皇帝们，刚刚上台，人们可还没有习惯成自然呢，再加上他们的出身又不够高，于是引得无数野心家跃跃欲试。
对南朝皇帝来说，他们还面临着意识形态上的问题。随着北朝逐渐稳定下来，南朝在武力上越来越不是北朝的对手，南朝就只能通过坚持儒家理念强化自己的正朔地位，说我才是中原正统，占据北方的不过是蛮夷。
可问题是，南朝皇帝们自己也不过是篡位上来的，越坚持儒家的理念，就越放大了自己的正统性缺失。
这是个两难困境，皇上们非常难办。如果皇上们手上掌握着很多资源，能碾压任何野心家，那么他们也不会害怕。问题是，坞堡经济还是主要的经济形式，资源都掌握在豪族手里，皇帝家里还是没多少余粮。
结果，南朝始终处在严重的不稳定当中，皇位乃至朝代都跑马灯似地变换着。
这段历史非常糟心。不过，如果我们换个视角再来看看东晋和南朝，却能发现一个新的历史价值出来。
江南土地的开发
今天我们一说到中国的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地方，肯定第一反应就是江南，以及岭南。
但是在宋朝以前的历史上，江南人口一直是远远比中原地区要稀疏的，岭南就更不用说了。人口稀少，无力进行开发，经济上自然也就不值一提。
汉武帝曾经出兵攻灭江南和福建一带的土著政权，但是打赢了之后就把当地人口迁徙到了江淮之间，放弃了新征服的土地，可见汉朝时的江南、岭南多么无足轻重。
这是因为，中原地区的黄土地带，开发难度远远低于江南。长江中下游流域，气候湿热、水网纵横，要在这里进行农耕，首先要排除沼泽地区与湖泊中多余的积水，比开发黄河流域难得多。
除非江南的人口大幅增长，否则不可能有效开发这里。而且，中原地区又不是住不下了，谁会愿意费力不讨好，向江南地区迁移呢？
别忙，到了西晋末年，蛮族来了，中原百姓自然就迁移了。经过北方的若干次战乱驱赶，长江中下游平原就被开发出来了。这里潜力巨大，一旦开发出来，迅速成为帝国的经济重心。西晋末年这一次，正是中原百姓大迁移的第一次。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历史现象，每一次北方游牧者大规模南下，都会伴随着中原人大规模南迁，也就带来了帝国对于南方土地开发的大规模深入，儒家文化也在这个过程中传到了过去根本传不过去的土著地区。
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
在南朝的时候，中华文化不仅仅是传播到了长江以南的土著地区，甚至跨海传向中国土地之外。
南朝的皇帝们发现自己无法与北朝在军事上竞争，于是就在文化上竞争。原本在中原已经很精致的文化，在南朝发展得更加精致。
同时，为了防止过度强调儒家正统性反而伤及自己，南朝的皇帝们又大力支持佛教。南朝的艺术和文化，都发展到很高水准。为了让更多的人承认自己的正统性，南朝便通过海上向朝鲜半岛、日本等地传播文化。
到了这时，我们可以发现，东亚世界发展出了更宏大的结构。也就是草原-中原-海洋，共同构成了三重结构的世界。东亚的历史开始联动发展。
草原和中原的关系，在这个时期成为秩序的生成线。也就是说，新的秩序，是在草原和中原的过渡地带生长起来的，这个新秩序的载体就是鲜卑人建立的北朝。鲜卑人出身于东北和长城沿线，能同时调动草原和中原的资源。
而这个时期，中原和海洋的关系，是秩序的传播线，载体就是南朝。南朝之所以有动力向外传播文化，正是因为北方的压力。
可以发现，每一次北族的南侵过程，给中原带来了血腥与混乱，却也让中华世界向更大规模扩展。鲜血从来不是白白流淌的，历史就在这种血光与勇气当中，缓慢而坚定地向前发展。
今日小结
西晋的灭亡，是受制于一些无力改变的历史大势，比如气候变迁、中原的豪族化、士族的堕落等等一系列原因。这些原因使得，有生命力的新秩序，已经不能指望过去的这些中原士族了。
南北朝的对峙，则使得南朝方向不断努力向外传播文化，以便跟北朝进行正统性的竞争。中华世界就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为草原-中原-海洋的三重宏大结构。
未来中国秩序的重整，南朝那边已经指望不上了。咱们就来看看北朝这边究竟是如何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这就是下两讲我们会聊的内容。——施展《中国史纲五十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