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历史的发展，制度也在不停的完善。尽管宋朝吸取了唐朝的经验，对有关制度进行很好的改善。到元朝时期，一些制度依然不适合元朝，最后忽必烈不得不大力的整顿与改革一些制度，其中一部分制度是蒙古可汗改善的。忽必烈为了适应元朝的发展，在蒙古可汗改善的基础上进一步整改。
公元1241年，窝阔台去世后，在乃马真后执政与贵族统治时期，朝政错乱，法度不统一。自此蒙古众王贵族对汉地增加赋税，又私自招揽民户，工匠要求也急剧增加，很多民户无法承担繁重的赋役选择逃亡。比如邢州一带，在1236年分封给两位贵族王亲的民户有14000多户，直到蒙哥初年只有700余户。
由此说明蒙哥时期，对王族与贵族的分封非常严格，在之前可汗的分封下，进行较为完善的改革。蒙哥对当时的投下（是指诸王、驸马、勋臣所属的人户）进行整顿与改革，对大蒙古国在法度与分封有了很好的归整，更为弟弟忽必烈开创元朝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话说回来，蒙哥登基后，就对汉地开始大力整顿，让以往的混乱局面逐步统一起来，前后有过两次大规模的登记户口。为了更清楚的了解民户的具体情况，让每个民户都可以登记入册，以事实情况分封汉地，进而防止诸王与皇族、功臣有作弊之举。
公共1252年，蒙哥通过登记户口比公元1235年增加20多万民户。虽然通过登记户口来抑制投下的发展，但蒙哥在位期间仍有大封宗亲的现象。前后拨出将近11万户给诸王后妃，共计有15人之多，以及将近一万户给有功之臣，共计有11人之多。这些诸王后妃以及功臣们，原来是没有分地分民的，一旦他们得到分地分民，就意味着汉地投下数目的增加。
公元1260年，忽必烈登基时，诸色占役者强半，所以，对于整顿与改革投下制度，已经让忽必烈操手不及。尽管这么棘手，也必须执行。在忽必烈大力的执行下，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一：对五户丝制（五户丝制是赋税制度中的一种）进行改革。元朝统治者要求：投下丝料由有司征收，受封的达官贵人都由中书省把关，也改变了过去征收州郡的办法。如每户丝料22两4钱，二户共计丝料2斤12两8钱。所纳丝料二斤由正丝与色丝各一半，此外，每户将剩余的6两4钱积成五户，且满二斤为止，付本给投下支用，这叫“二五户丝”。要是按十分来算的话，纳官要七分，投下得三分。这样改革控制了投下的丝制，进而对投下严厉的管控。
二：对民户的户籍全面整顿，还发布了许多有关投下的禁令。公元1264年颁布圣旨：“依着先帝圣旨，诸王、公主、驸马并诸投下，不得擅行文字，招收户计。”到公元1271年，尚书省颁布《户口条画》：对众投下招收了一部分人户，都按照民户登记入籍，再次重申投下不能擅自招人户。又对投下的匠户与驱奴等人都做了详细规定。元朝这些有关投下的禁令，大多都是忽必烈在位时制定的。
三：对于投下封地进行调整。如忽必烈借平定李璮之乱的有利形势，在原来汉人管辖区域内，以比较重要的诸王贵族的分地为单位，采取了分设、新立、改置和维持原状等方式。众建路州，尽可能使拥有较多封户的诸王贵族独占一路一州，或在该路州占主导地位。通过这样的调整和变动，使之大致具备了既为朝廷路州，又系投下封地的食邑特征。
由此可见，忽必烈对投下进行整改，也促使了元朝的经济发展，以及其他方面的有利之处，进而推动了元朝的整体发展，让元朝的整体国力得到很好的提升。
当时，忽必烈对五户丝食邑进行整改后，又将分封制度推广到江南，还建立了江南户钞制。可见，忽必烈是要将投下制度进行到底，以有关投下制度的其他制度也要整改。平定宋后，又规定诸王与驸马在江南分地的民户，每户交纳中统钞5钱，故而称作“江南户钞”，到成宗时，改为交纳中统钞2贯。据《元史》中所记载：江南户钞下所记录分拨的人户，共有193万余户。忽必烈的整改，对元朝后续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元军下江南之时，所有民户共累计937万余户，对于封户所收人户是总数的五分之一。从分封来看，所占的数目依然不小，足以说明忽必烈继续执行投下投下食邑化政策；相对来说规模有所减少。对于五户改为户钞，那也是因为忽必烈定制，在江南根据宋朝旧制而来，秋税征粮，或可折钞，后夏税征物，也可折钞，而未像在北方那样分派科差，征收丝料和包银。
对于投下制度，在忽必烈时期基本已经定型，忽必烈的后继人大体遵循他所制定的有关制度即可。虽然成宗与仁宗时期，先后都有对投下制度进行改革过，但没有收到明显的效果。元朝末年，皇权对投下进行日益减弱，与此同时，依附于皇权的投下分封制度，也逐渐走向衰落。
长城君曰：忽必烈前任都有对投下制度的制定，但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为了让元朝实现后续能建康的发展，忽必烈开始对投下制度进行整顿与改革，通过实行一系列的措施，让投下制度发挥了优势，让元朝的经济逐步昌盛，国力也逐步壮大。元朝后期能有很好的发展，与忽必烈整改投下制度有很大的关系。从忽必烈的眼光来看，对投下制度的整改是想可持续，还想让后面的继承者一直使用下去。
参考文献：
《史天泽家传》《中堂事记》《元史》《元典章》《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