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猎人帽。风衣。中央公园的鸭子。
100年前，一个男婴出生在美国纽约的一个犹太富商家庭。他在15岁被送到军事学校，参加二战，退伍后正式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在作品大获成功后又选择去乡间隐居，直到去世。
他最著名的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在五十多年里畅销不衰，而书中那个穿着风衣反戴猎人帽的主人公霍尔顿也成为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心目中的偶像与“精神领袖”。
他就是美国作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Jerome David Salinger）。
100年后，塞林格之子、塞林格基金会负责人、著名演员马特·塞林格先生在译林出版社的邀请下首次来到中国，先后在上海、南京、北京等地参加J.D.塞林格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他与国内的知名作家学者一起重回“麦田”，重读经典，带领中国的读者们一同走进这位神秘的文学大师真实的内心世界。
马特·塞林格在晓岛塞林格百年诞辰分享会上。
失望与理想——麦田里的柔情
马特·塞林格第一次读《麦田里的守望者》是在他12岁那年的秋天。那时刚刚升入七年级的他在母亲开车送他去寄宿初中的路上读完了这本书。
这本书带给小塞林格的第一感觉是幽默，故事里的很多情节都让他忍不住哈哈大笑，但关于妓女的描写也让他非常紧张：“那个秋天的英语课就是要学习这本书，我那时在想，我才12岁，我要怎么说这个呢？”但幸运的是，十年来每年都要讲这本书的英语老师，选择在那一年跳过这本书。他刚开始以为这可能是出于老师对他的体恤，但十年后，他才知道他们是害怕他指出他们分析得不对。
现在再问起他对这本书的看法，马特用了两个“超级”——“超级有趣”，又“超级感动”。在他心里，看似叛逆而早慧的霍尔顿其实是一个善良、敏感、充满爱心的人，同时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觉得这个世界不符合他的理想，周围的人不像他那样善良，所以才会感到愤怒与失望。
但在故事的最后，这个对周遭一切都不满的“叛逆小孩”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这种状态，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只知道我很想念我所谈到的每一个人”——他的麻烦室友，他的古怪同学，甚至是那个抢了他的钱还把他揍得鼻青脸肿的皮条客。
可是，也许是出于爱，尤其是出于对菲苾的爱，霍尔顿最终和这个世界达成了某种和解。马特相信，随着菲苾坐的旋转木马一圈一圈旋转，那些迷茫而困惑的年轻人将从这个结局中重新获得某种希望，这种希望将指引着他们一步步走出成长的迷雾。
在马特看来，这种“自我救赎”其实是具有普世性的——“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人们都会感到迷失，感到沮丧，这不仅仅是青春期才会出现的情况”。书里霍尔顿的老师安东里尼先生说，有很多人跟你有相同的感受，而且这些人会给你提示，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会更好，怎么做才能获得内心的平静，甚至发现智慧，而这就是这本书的力量所在。
但遗憾的是，那个时代的许多青年误解了霍尔顿的愤怒与失望，将它理解成一种面对虚伪的社会时厌世、疯狂、激进的自我放逐。
“甲壳虫”乐队主唱约翰·列侬被杀，凶手说自己的动机都在《麦田》里；几个月后一个青年向总统里根开枪，警察在他的房间里发现了《麦田》。这些年轻人的狂热和盲目背离了塞林格的本意。“读过《麦田》的人会知道，我父亲是对世界有批判性的人，”马特说，“但是，像霍尔顿一样，他对世界充满意见的原因是希望世界变得更好，是希望所有人成为更好的人”。
“我父亲刚刚去世的时候，他们说《麦田里的守望者》的销量是6500万，直到今天我父亲去世那么多年，还是说它的销量是6500万，所以说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我对图表不感兴趣，对统计不感兴趣，甚至对金钱也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他说了什么，为什么会这么说以及为什么人们如此关注他。”
在马特看来，《麦田》之所以触动人心，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尖锐、反叛与嘲讽，更是因为那份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对世界的爱。霍尔顿看到了世界上不诚实的部分，腐坏的东西，他不想成为这样一个世界的一分子，但又不得不身处其中，无论哪个时代，人们都可能遇到这样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做些什么？生活又何以为继？
马特回忆道，当那些迷茫的年轻人向他们心中的精神领袖写信诉说自己的自杀倾向时，塞林格总是不惜花费几个小时甚至几天的时间来认真回信，劝说他们不要自杀，同时努力向他们展示人生中会有多少令人兴奋的事情。他让人们看到了批判背后的理想主义，看到了黑色的冷酷与少年怒气背后的柔情。
“我的父亲是一个对世界充满爱的人。”马特多次讲起这句话。“他像很多人一样，一直纠缠在对世界乐观一点还是悲观一点之间。他在智力上和思想上属于悲观主义的人，但他心胸如此宽广，以至于他整个人的底色还是乐观主义。我感觉到我父亲所写的每一行，每一字间都充满了爱。霍尔顿所有的行为背后都是爱。”
书里书外的父子——“理解与爱”
当被问起自己最喜欢父亲的哪部作品时，马特笑着说自己作为他父亲的儿子，也有一种反抗权威的精神——比起广为人知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他会选择读者没那么熟悉的《弗兰妮与祖伊》作为父亲的“大师之作”、“最终的代表作”。他还说如果他是一个老师，他会在大学生课程里普及这本书，甚至选择这本书作为自己的教材。
《弗兰妮与祖伊》延续了格拉斯家族里七个早慧的孩子的故事，书里的主人公是七个孩子中最小的两个:弗兰妮和祖伊兄妹俩。不难发现，塞林格笔下的人物几乎都是年轻人或孩子，从带着小女孩去逮香蕉鱼的西摩，到随身装一本《朝圣者之路》的弗兰妮，他们各有个性，性格迥异，却又是一样的鲜活而立体。
深谙年轻人心理的塞林格，在创作这些处于青春期的少年时似乎就是在塑造自己的孩子。他之所以能把这些人物书写得如此生动，也与他在现实生活中作为一个父亲与子女之间的联系密不可分。
在《弗兰妮与祖伊》的扉页上，写着这样一段话：“一岁的马修·塞林格曾经鼓动一起吃午饭的小朋友吃他给的一颗冻青豆，我则尽力秉承马修的这种精神，鼓动我的编辑、我的导师、我最亲密的朋友威廉肖恩收下这本不起眼的小书。”
半个多世纪过去，当年分青豆给小朋友吃的小马特自己已年过半百，坐在上海的思南公馆里，他在谈起这本与自己有关的书时仍不禁哽咽，他说自己在读时感到父亲好像在与自己对话，十分亲切。“那是我能最清楚地听到我父亲的声音之时，最清晰听到他的内心。他自己多次重读这篇作品，我也读了很多很多次。”
这份父子间的联结与默契让读者不禁对一个问题十分好奇：作为“塞林格的儿子”是什么感受？
对于这个问题，马特认真地回答说他非常荣幸能有一个这么好的父亲——他思想深邃，又幽默风趣，他很谦逊，而且对这世界充满爱——这与他是不是个名人毫无关系。
因为看到有很多人来家里拜访父亲，马特在很小的时候就懵懵懂懂地意识到自己的父亲是一个很有名的作家，一个用一生在不断学习反思的充满智慧的人。这个父亲会和儿子提起印度教、二元论、禅宗、儒家这样的哲学思想，也很注重启发和引导儿子去思考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
在马特四年级时，有一次他放学回家，塞林格问他：“你在学校里功课做得很好，表现很好，但是哪怕有一位老师有一点点智慧吗？”10岁的马特还不能理解这个问题，于是对父亲说自己不知道。塞林格于是说，“你看吧！所以说智慧真的是很难获得的东西，你一定要踏上你自己的冒险之旅。”
“冒险之旅”，马特一直很喜欢这个词。在他心里，作为艺术家的父亲就是把自己的写作和研究当作一场迷人的冒险，倾其一生在文学的世界里不遗余力地探索“爱”、“真”与“美”；但同时，身为一个父亲，他又慈爱而平易近人。他关心儿子的生活，支持他的事业，也像无数的父亲们一样和儿子聊那些“简单的父子话题”，比如说周末的足球赛，晚上吃什么等等。
塞林格创造了少年霍尔顿——一个想在成人世界里保持童真的人。他笔下格拉斯家族的孩子们也个个鲜活生动，无一例外地在自己动荡而明亮的青春里尽情释放自己迷人的个性。他对于那个年代的孩子的心理有着独特而深入的理解，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他自己的孩子。
“他从不命令孩子应该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而是通过讲述自己的人生经验或相关的故事去启发我们自己去寻找答案。”而在多年之后，在他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他的儿子也带着对父亲的怀念来到地球的另一端开始为更多人讲述他心里的父亲。
正如作家李洱所说，塞林格父子之间有着相互的“理解和爱”，这份感情让人动容。跟随马特的讲述，我们得以穿透世俗强加于他的层层浮名，慢慢走近他真实的内心世界，如同在啖毕繁华肉身后，最终回归坚实的果核。
“他总是很直接地承认，他不是一个完美丈夫。他也不是什么权威，他自己也不相信权威。但在我心里，他就是我可能得到的最好的父亲的样子。”59岁的马特这样形容自己的父亲。
与世界的距离——是“学士”而非“隐士”
在《麦田》成功后，塞林格就很少公开出版自己的作品。他在新罕布什尔州乡间的河边小山附近买下了90多英亩的土地，在山顶上建了一座小屋，然后在那里生活。对于充满好奇心的媒体和读者们来说，塞林格就是一个神秘的隐士，在与世隔绝的时空里编织自己神秘而迷人的文学之网。
但马特并不认同这样的说法。在他看来，父亲所做的只是在获得盛名后依然坚守自己一贯的生活态度，尽可能远离纽约浮华而虚伪的文学圈子，远离那种假惺惺地互相吹捧的风气，远离数不尽的扑克牌局与鸡尾酒会。他根本不是消极避世，也不是如一些媒体所说对周围的一切人事充满了冷漠：
“他和朋友、街坊、素不相识的农民、超市的屠夫进行长谈，他在邻居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他对来家里玩的我的朋友和他们的父母们友善而大方……他只是想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生活。
他希望自己有时间来阅读、写作、生活，你觉得这让他变成了一个很怪的人吗？也许吧。但我觉得他的一些观点和阅读面比我在很多很好的大学碰到的教授都要深刻。这种生活让他成为了一个学者而不是一个隐士。”
在那个十分看重名声、看重名人效应的社会，马特形容他父亲对这种社会风气的拒绝在很多人看来就像“当面甩了一个巴掌”。
“当你不上脱口秀，不再有媒体来采访你，这就留下了别人随意评价你的空间。有时候，那些想省事的媒体会直接给父亲贴上一个标签，说他是隐士，将他边缘化，而不去深入了解他。那些被他拒绝的人也会在背后抹黑他。”马特直言这种做法实在是有点“小心眼”，而这也正是他此次来到中国的一个重要的目的——给读者们展示一个真实的塞林格，一个按照自己的方式，而非按照他人意愿去生活的塞林格。
在他停止出版的那些年里，他一直坚持写作，每天都写几个小时。他没有为声名所累，为琐事所扰，没有堕落成小霍尔顿最讨厌的那些上流社会的人，而是与世界保持着一种微妙而恰到好处的距离，既未放弃，也没迷失，只是坚守着那种令人舒适的自由而纯粹的生活状态。也正是这份平静，这份纯粹，让他不竭的灵感在纸上汩汩流淌开出动人的花。
马特饱含深情地说，父亲那时的文字是美得惊人的，他写了惊心动魄的文字，“他写了他自己真正在乎、真正深爱的事情”。
对于父亲的作品，马特也坚定地说它们绝不会被拍成电影。
“如果拍电影，会有很愚蠢的好莱坞演员来表演，我能这么说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很愚蠢的好莱坞演员。我觉得这是个有点败坏的东西，会对这本书造成一定的损害。”马特也相信，在父亲看来，读者和作者之间关系具有一种隐秘性、纯粹性，这种关系能够让作品直抵读者的内心。
马特承认自己也目睹了很多作家因为钱而做出的一些决定：海明威会卖家具、卖酒，菲茨杰拉德也会做出类似的选择（当然他认为这些作家大体上是很好的人）。但是对他而言，守护他父亲想要守护的那些东西，这当中有一种亲密，一种诚实，这是对父亲毕生坚持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的一种传承，是对这些充满了爱与感情的作品的一种尊重。
所以，对于影视化这件事，即使是面对斯皮尔伯格这样的世界级知名导演的邀约，马特的答案永远是“不会”。
在最后一场分享会上，马特向台下的观众坦承自己其实并不喜欢在公众面前谈论父亲（事实上在之前他也很少这样做），但他依然觉得这次中国之行是一件非常有意义且重要的事。因为自己的父亲从不在公众面前说什么，而外界通过媒体、维基百科或传记里读到的塞林格，离真实的他又非常遥远。
“那些文字里充满谎言，如果我不去说点什么，不去给大家展示离真实塞林格更近的塞林格，那是很遗憾的。他现在不能发声了，我还能发声。我想在他的百年诞辰之际，他的读者值得了解一些答案。”
这个答案是什么？或许就藏在半个世纪前那些乱跑的年轻孩子的青春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