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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何时成为过去？记忆何时失焦变形，罩上柔美的光晕？
“都柏林，从来不是我的都柏林。那令人着迷的城市，我饥渴的年轻灵魂无限向往。”爱尔兰小说家、编剧约翰·班维尔这样写道。
就如同巴黎之于海明威是一场流动的盛宴，都柏林之于班维尔，同样如此。新近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时光碎片：都柏林记忆》，便是一部班维尔的私人文学地理之书。在书中，乔伊斯、叶芝、贝克特……这些为都柏林写下种种传奇的作家们纷聚于此，此时彼刻，城市的文化、建筑、社会、历史和作家的文学交友记忆、创作现场交织纠缠，一场奇妙而独特的都柏林之旅就此铺展。
班维尔的小说以精准、冷酷、辩证的散文风格著称，其作品曾获布克奖、弗朗茨·卡夫卡奖、爱尔兰图书奖、欧洲文学奖、《卫报》小说奖等众多文学奖项，主要作品有《哥白尼博士》《开普勒》《证词》《海》《蓝色吉他》《无法企及》等。
在获得布克奖的小说《海》中，布克奖评委会表示，他们在班维尔的作品中“清晰地感受到了乔伊斯、贝克特和纳博科夫的影子“。
《海》运用了约翰·班维尔精准而优美的散文体语言，既包含着对人生缺失的妥协，也有对记忆和认知的非同寻常的反思。它完全令人信服、又有着深刻的感动和阐述，毫无疑问，是伟大的语言大师最好的作品之一。《海》对悲痛、记忆和冷静的爱进行了精妙的探讨。在班维尔的作品中，你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乔伊斯、贝克特和纳博科夫的影子。
在《时光碎片》中，读者依旧可以感受到班维尔独特的叙事风格。在他的笔下，都柏林的诗、酒、音乐、戏剧、童年，永不枯萎。
《时光碎片：都柏林记忆》【爱尔兰】约翰·班维尔/著，金晓宇/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11月版
在街头
[爱尔兰]约翰·班维尔
事实是，我对都柏林的过去没什么兴趣，如果说到这一点的话，我对它的现在也兴趣不大。就算是在其辉煌的日子里，都柏林曾是大英帝国的第二大城市——建筑历史学家马克·吉鲁阿尔说是“欧洲最优秀的古典城市”——或者它独一无二地拥有两条主要运河，或者威灵顿公爵出生在梅里恩街现在的爱尔兰共和国总理府的对面，这些和我有什么关系？对于我这个在创作中的作家来说，事实是乔伊斯利用这座城市为他自己的文学目的服务，并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将其用到了极致，正如卡夫卡对K所做的那样。所以，作为我的小说的背景，这个地方对我没有什么用处。诚然，我早期的一些短篇小说可辨认出是在都柏林发生的，但就这件事而论，它们也可以设定在伦敦，或巴黎，或莫斯科。直到很久以后，当我编造了我的神秘兄弟本杰明·布莱克时，我才看到20世纪50年代的都柏林作为他创作的黑色系列小说的背景的潜力。
因此就这样，我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都柏林，就像我先前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韦克斯福德一样。像之前一样，我试图用一种想法安慰自己，甚至为自己开脱，即这就是艺术家们所做的事情，想象是他们唯一能真正生活的地方。但我相信吗？几年前，我被邀请为一本六字“故事”集撰稿，沿着海明威杰作的路线——他写过的最好的东西之一：“待售：童鞋，未穿。”我对该书的贡献可能看起来很滑稽，但却蕴含着一个严肃而又必须被接受的事实：“应多生活，少写。”
叶芝住宅旧址，梅里恩广场82号
在我的姨妈去世之后，我接替了她山街单元房的99年租约。不过住在那儿的早先岁月里，我很快乐——事实上，比我当时意识到的还要快乐。我太爱我的那块都柏林梅耶酒吧，北弗雷德里克街的特殊地段。我现在认识到，尽管我怀有国际化的抱负，但我的感性本质上是属于小城镇的，而巴格特奥尼亚是我理想的韦克斯福德大小的地区，我不情愿越过它的边界冒险。因此，我一直很不像话地对这座城市的——例如——中世纪地区很无知，那是在斯威夫特的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和吉尼斯啤酒厂周围，或者北边更古老的霍斯村和周边地区。尽管最终我要在那里定居。那时霍斯村仍然是一个繁荣的渔村，我记得我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沿着西码头散步，看见穿木屐的渔民们打包一桶桶腌鲱鱼，准备出口到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那些场景萦绕在我的记忆中，色彩斑斓、热闹忙碌、古色古香，就像某位二流荷兰绘画大师的风俗画一样。
对于郊区，我一无所知，一想到那些大片的居民村和被烟尘熏黑的工厂的景象，我就畏缩不前。那里杂乱无章地点缀着一块块绿地，吉卜赛人的孩子们不用马鞍地骑着花斑小马疾驰，在我对这些地方的过度想象中，那里还有涂着布莱克里姆发蜡的狂暴的男青年参与帮派械斗，妻子会被殴打，女孩会给弄怀孕了，到了晚上，谷仓大小的酒馆里充斥着醉酒的喧闹声，总的来说，生活肮脏邋遢得不可救药。
我是一个多么拘泥谨慎、愚钝的年轻人，一个在任一方面都没有什么势利资格的势利小人。
“凯尔特人酋长”，20世纪70年代的都柏林
关于文学上的都柏林，已经有很多著作，言论则更多。大约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爱尔兰作为中立国，一直将这场战争视为突发事件——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切差不多都随着这座城市最声名狼藉的三个“人物”接二连三的死亡归于尘土。这三个“人物”是布伦丹·比汉、弗兰·奥布莱恩和帕特里克·卡瓦纳。当然，都柏林文学圈子里还有许多更年轻的人继续成长：托马斯·金塞拉，巴格特奥尼亚的桂冠诗人，他那首优美的诗歌《巴格特街荒漠》，散发出那个时期的浓烈气息；布鲁克林出生的约翰·蒙塔古，他为了都柏林破败的辉煌，离开了度过少年时代的蒂龙郡，抛下了那片崎岖不平的田野；诗人兼评论家安东尼·克罗宁，他的《死如门钉》是关于那个时期最优秀和判断最精准的书之一；十分出色但又被大家忘恩负义般地忽视了的短篇小说家玛丽·拉文，她住在上巴格特街附近的拉德巷；以及传奇般的——一个老套的字眼，但用在这儿再合适不过——詹姆斯·帕特里克·“迈克”·唐利维，小说《姜饼人》的作者。
顺便提一下画家弗朗西斯·培根，尽管他不失时机地离开了巴格特街，离开了这个国家，但他终归是在这条街上出生的。
都柏林街头涂鸦
毫无疑问，我说以下这些话会被人喝叱，但是那些名声最响亮的传奇人物创作的作品很少，虽然那些稀有作品确实件件宝贵。他们所处的喧闹世界的中心，就是格拉夫顿街的麦克戴德酒吧，他们在酒精的刺激下高谈阔论，许多“杰作”乍一出现就烟消云散，不见了踪影。我想，麦克戴德酒吧里的人物，在他们声名鼎盛时期，就充分利用了当时糟糕的时间和地点，设法找些乐趣，甚至还完成了一些作品。但是他们生活在一个没规矩的时代，缺乏活生生的榜样。他们的英雄，或者至少是他们口头上承认的大英雄，已经去世了：叶芝1939年逝世于法国南部，乔伊斯1941年逝世于苏黎世——后者对自己祖国的态度可以用他《芬尼根的守灵夜》里的一句话来巧妙概括，是关于“画家山姆”的一段诙谐的自传式表述：“他甚至任性胡来，变成教区牧师，说他很快就能打发掉欧洲的肉末扁豆，远比对付爱尔兰的裂荚小豌豆快得多。”
我在麦克戴德时代即将结束的时候来到都柏林，那些文学酒徒和健谈者们正苟延残喘。我总能看到比汉和卡瓦纳还在那附近。比汉，尽管他的行为方式很疯狂，但是他住在一幢顶漂亮的房子里，在伯斯桥区绿树成荫的安格尔西路，在巴格特奥尼亚最南端的边界之外，没什么危险。卡瓦纳，当时显然快死了，他会在我住的单元房外面的台阶上坐上几个小时，一直瞪着马路对面多尔曼出版社的地下办公室。多尔曼是当时主要的诗歌出版社，由当时未受颂扬的，或至少是未受足够颂扬的英雄之一利亚姆·米勒管理。我只遇到过一次弗兰·奥布莱恩——迈尔斯·纳·高帕林，也就是布莱恩·奥诺兰。那是秋日的一个黄昏，在柔和的微光中，我看见他在空寂无人的格拉夫顿街上摇摇晃晃地走着，帽子歪斜，上衣后摆在10月的大风中飘来摆去，喝得烂醉，身影透着几分悲凉。
都柏林街头涂鸦
这座城市有太多的骗子、装腔作势者和蹩脚诗人。但也有真正有才华的人，不仅只是艺术家，还包括学者，不管他们多么古怪——比如历史学家和系谱学家约恩·“教皇”·奥马霍尼和民俗学家谢默斯·恩尼斯。而且我们有真正风趣的人。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外交官兼记者肖恩·麦克·雷摩因，我想部分原因是我有幸能认识了解他。我还记得他1962—1965年在罗马为爱尔兰电视台对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做的精彩报道——“当然，我当时根本不在罗马，”多年后，他假装向我透露这个“秘密”，只见他明亮的眼睛瞪得老大，带着抑制不住的笑意，“这一切都是在好莱坞的露天片厂秘密完成的。”
（文中插图由出版社提供）
新年文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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