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中庸》《孟子》是公元前四世紀至公元前三世紀初的儒家學說代表。
《大學》不知何人所作，後人根據書中的“曾子曰”，認定其作者是曾子及其門人，這種說法根據是不充分的。
《中庸》古人傳說是孔子的孫子，孟子的老師，子嗣所做的。孔子去世的時候，子思只有三歲，我們不能指望一個三歲的孩童可以繼承先師的畢生絕學。
《大學》的方法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中庸》的方法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大學》和《中庸》討論“行為舉止”的範圍，仍然是：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
至於應該先“尊道德”，還是應該先“道學問”，這是宋代儒生爭論的問題，在此之前並沒有誰會把它當作問題來研究。
孔門之後，有一派別就記住了孔子講的一個字，把“孝”看得太重要，以至於後來者完全地把“個人”埋沒在家庭倫理之中。“我”根本不是“我”，而是“父母的遺骸”。
墨子和楊朱，實際上是兩種極端主義。楊朱是極端的“個人主義”，不肯損一毫而利天下。墨子是極端的“為人主義”，要把別人的當作自己的來愛護。前者割裂了我與世界的統一性，後者護士了個體的特殊性。孟子把他們都罵了一頓，然後開始著手進行“調和”觀念。
儒教打著“孝”字招牌的人，講的是：思事親不可以不修身。因為要孝順父母，所以要修身。實際上《中庸》講的是：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兩個觀念恰好相反，一種是無視“個人”的“孝”的人生哲學，一種是“修身”的人生哲學，修身就是修個人。
如果能用一個字來講《中庸》的話，那就是“誠”字。誠是天之道，誠之是人之道。人的天性本來是“誠”的，跟著天性去做事，讓天性充分地發揮出來，這就是“教育”，這就是“誠之”的方法。中庸是要充分發展個人的天性，使得個人行為可以配天道自然規律，可以“天地參”。
《孝經》本身是個極端，不能體現《論語》中孔子對“孝”的闡述，也不能作為儒家正統的人生哲學或是倫理思想。《孝經》實際上的作用是“家天下”環境中，“君父”給萬千子民弄的“家風”。皇帝是所有人的爹，大家都孝順的話，就沒人造反了。正統的儒家可是鐵桿的“公天下”支持者。
到了戰國時期，儒家從“外務的儒學”進入了“內觀的儒學”。早期的儒家只注重實際的倫理，注重禮樂儀節，不太多談心理上的內觀。即便是曾子是“三省吾身”，具體反思的事情都是行為，而不是心理。到了《大學》，儒家開始涉及“心”和“意”等心理範疇。
但凡善惡，一種是從“居心”立論，另一種是從“行為效果”方面來立論。《大學》中的政治學說偏重“居心”一方面，說：“君子先慎乎德……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又說：“國不以利不利，以義為利”。義不義，問的是心；利不利，講的是效果。
《大學》裡面的“正”，就是《中庸》裡面說的“中”。只是《大學》講得更過了寫，一個人沒有憤懣，沒有恐懼，沒有好樂，沒有憂患，很難在說他是個人樂，這是一些極端的“苦禪”。《中庸》講的稍微溫和些，喜怒哀樂是人情，不能沒用，也不能太過，所以要“中節”，要用禮來做束縛。《中庸》進一步延伸了內在的“中”，是為了追求外在“和”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