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我們聊到了關於“中庸之道”如何推行開來的問題。
因不同的人的天資天生就有智愚之分，故而人們對於“中庸之道”的把握也就出現了“知者過之，愚者不及”的情況。
即是聰明的人太過明聰，以至於不能踏踏實實去踐行中庸的功夫，而愚鈍的人悟性又不足，總是理解不到“中庸”的精髓。
所以孔子感慨：“道其不行矣夫。”也就是“中庸之道”難以真正推行開來。
今天，我們就接著這個話題，來品一品《中庸》的入世觀。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舜一直是儒家所標榜的擁有大德的聖人，這裡孔子借來舜的例子來闡述中庸智慧的妙用。
他說：“舜好問而好察邇言。”
這裡要注意這個“邇言”，所謂“邇言”就是人們隨口說出的一些話，就好比我們在馬路上看到前面的人突然摔倒了，我們一般會本能的問一句：“你沒事吧。”
這就是“邇言”。
為什麼舜很喜歡聽“邇言”呢？
前面講過“率性之謂道”，“邇言”是靠我們本能“率性”說出來的“話”。
這種話沒有經過我們心中各種思維念頭的感染，是絕對本能情感的表達，是絕對真實的。
所以，多留意人們的“邇言”，對於我們瞭解自我，瞭解別人是很有幫助的。
而之後“隱惡而揚善，各執兩端”，這裡注意孔子用到的是“隱”，而不是後世理學家們常常說的“去惡”或是“懲惡”，這也就恰恰是“中庸”智慧高妙的地方。
善惡從沒有明確的界限，轉換了視角、時間、對象，善惡都是可以互相轉換的，這個道理不用再細說。
如果用“中庸”的智慧去處理善惡的問題，那麼就是要同時把握善惡兩端，靈活權變，隱去其中惡的一面，將善的一面弘揚出來。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賺錢，錢這個東西本身就是一個善與惡兩面都非常明顯的東西。
有的人認為只要賺到錢就是好事，而有些人慾望比較清淡，並不在意錢財的多少。
這就是“各執一端”，而不是“各執兩端”。
有了錢，用對了地方能實現很好的價值，但用不好就能幹很多壞事。
但同樣沒有錢，很多善事想做卻可能沒有能力去做，但也同樣做不了一些惡事。
所以，到底該不該多賺錢？錢該怎麼用？
這其中就包含著很多靈活權變的道理，想要真正把握住，唯有依靠“隱惡而揚善，各執兩端”這個“中庸之道”的妙用。
後世腐儒不明所以，盲目講求“去惡揚善”，實乃徒增教條，歪曲聖學，罪過。
之後，孔子由舜轉移到了自己身上說：“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闢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當時很多人都說孔子有智慧，但孔子自己不承認。
他說我哪裡有什麼智慧，別人設下陷阱，引導我進入，我都不知道躲避。
而我決心在內心中守住中庸之道，但堅持不到一個月就守不住了。
這是孔子的自嘲，而在這自嘲中也可以品味出孔子傳道的無奈。
在孔子的年代，天下大亂，人人都在為了土地、財貨爭鬥著。
此等亂世，想要推行人倫大道，其難度可想而知。
但就是在這種亂世之下，孔子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硬是逆勢而上，窮一生精力周遊七十二國傳道，但始終沒有受到重視。
途經陳、蔡之間更曾被困住，險些餓死，其落魄慘狀更是被人嘲諷為喪家之犬。
所以我們也就明白了為什麼孔子會發出“道其不行矣夫”的感慨了。
那麼，說到這裡我們不妨思考一個問題，那就是孔子有沒有想過要退隱呢？
自古失意的文人往往都會走上兩條路，一條如孔子這樣，始終對那個時代抱有一絲希望，他希望以自己的言傳身教，重新點亮世人的心燈，讓世間迴歸正道。
而另一條則如孔子所言：“賢者辟世。”世道不好，難以撥亂反正便索性隱退，例如孟子。
雖然從結果上來看孔子始終沒有選擇退隱，但關於退隱這件事情，在我看來孔子是考慮過的。
孔子說“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獨守中庸，只顧個人涵養的性天風月，這樣的心理，失意者難免不會產生。
且見機退隱並非違背道義，甚至是一種能進能退智慧。
孔子又何嘗不會考慮呢？
但獨守中庸雖可自利，卻未必能夠利他，這種事孔子做不出來。
所以終歸孔子傳道治世的情懷佔了上風，對時代的那最後一絲希望化為孔子心中的願力，讓孔子選擇了逆流而上。
此等聖人的偉大情懷，不得不讓人敬佩。
當然這也只是後學晚輩結合先聖處境和言論對聖人情感進行的妄加揣測，一家之言，僅供品玩。
而與孔子相比，其弟子的情懷則顯得遜色一些，比如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這裡說的是孔子的得意弟子顏回，顏回心把握住中庸之道，則如同獲得寶物，死死抱在胸口不會放手。
借來隔壁佛家理論來看，這就彷彿小乘弟子證得了羅漢果位，獨享極樂，不願轉身踏入紅塵，行菩薩道去世間救苦救難。
不能說錯，但總歸比起老師孔子少了一些情懷。
最後孔子總結：“天下國家可均，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天下和國家最終可以實現平等大同，高官厚祿可以輕易辭去，戰場上面對刀劍也可以衝出重圍，但要想達到中庸的境界，沒有這麼簡單，不可能是一下就做到的。
孔子將平天下、治國、辭官、打仗等等看似非常大的事情拿來跟“中庸之道”類比，說“中庸之道”遠沒有這些事情來的簡單。
這就又與前面孔子所感慨的“道不行其矣夫”相呼應了，“中庸”大道的推行，太難了。
無論從個人內明功夫方面，還是外用方面去看，都是十分難以把握的。
所以綜上，不論諸位先哲對“中庸之道”的論述、類比，還是大道推行時，面對艱難困苦的處境孔子毅然重振旗鼓逆流而上的偉大決定。
都說明這道統終歸還是入世之學，並不是說其不能像道家一樣“抱一守中”逍遙遊於天地。
而是其如果缺少了“外用”的環節，不以之去實現“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用，那麼這套思想也就沒有了意義。
從孔子以“一以貫之”之道傳給曾子而有了《大學》的“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開始，再由曾子傳於子思而有了《中庸》的“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這儒家思想的核心永遠是人，其價值永遠是要體現在人倫世界的。
其邏輯關係雖是由“內明”而轉至“外用”，先自立而後利人，但不能亂了主次，僅執著於“存心養性”的內明功夫，而忽略了外用才是根本。
閱讀更多 論道讀人心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