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后，大同小异的脚本又在武汉上演一次。最后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然而与上次相比，疫病蔓延之广，情况之严重，控制之难，何止以道里计？这些都有目共睹就不必多说了。另外，相对于成倍增长的需求，医疗资源更加短缺。短期内以“举国”之力建成临时医院，然而硬件可以速成，有专业训练的医生护士却无法速成。亡羊而不能补牢，令人痛心。
特别需要反思的是“人道主义”的缺失。一部分民众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自己缺乏人道主义，而且还不相信别人具备，以小人之心度人。别人做好事就怀疑其动机，吹毛求疵，甚至污名化。韩红的遭遇是典型例子。还包括狭隘的极端国家主义，什么事都和国家间的“敌我”联系起来，对待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也是如此。不但不感恩，还出现各种匪夷所思的阴谋论。外国科学家愿提供合作，共同克服疫病，被称作“黄鼠狼给鸡拜年”……以至于他国发生疫情竟有人幸灾乐祸，更加是丧失人性。
当下这种思维还突出表现在对待中医药问题上。本来很自然，中西医结合如证明有效，值得推广。如果实践证明某些中药有积极作用，当然应该采用，医务界有不同意见也是科学问题。但是在某些舆论中，又与“爱国”和“弘扬民族文化”扯在一起，信奉中医成了“民族大义”。最近见到与此有关的最极端的“阴谋论”，是说当年美国人在中国建立协和医学院，就是帝国主义消灭中医，进而消灭中国文化的大阴谋，而且已经得逞云云，连用“科学”态度研究中医学都是“阴谋”的一部分。如此荒唐无知的言论，说得振振有词、洋洋洒洒，竟获得不少点赞。
还需要反思的是如何实现法治的问题。最近法律专家指出，实际上我国早已制定应付此类紧急情况的法律，发现疫情的初期，各级官员和有关单位的负责人采取措施是有法可依的，并不需要层层报批。但是，不习惯依法行事的父母官或者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的法律，或者知道也仍然不敢不揣摩上级领导意图，因为如果上面怪罪下来，法律是不能做“挡箭牌”的。缺乏法治观念，既造成不作为，又造成权力的任性。根据以上的反思，不敢提“建议”，只能说希望：
1.全民自上至下进行科学精神和人道主义教育。把理念和事例收进教科书，代替空洞说教。
2.允许人说真话。“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加强信息公开，维护公众知情权，做到言者无罪。
3.尊重事实，尊重科学，尊重专业。对于疾病，最先掌握第一手情况的是医生。首先提出警示是医生本职，不要重复“吹哨人”受训诫的悲剧。
4.加强法治，依法治国。非常时期尤其重要。对全民实行普法教育，俾使人人自觉守法、守纪，按规则行事。日本能对疫情采取比较放松的管理办法，有赖于全民对灾害的训练有素和守法的自觉性。
5.放松对民间团体的束缚和限制。充分认识现代社会民间组织，特别是公益性组织，必不可少的积极作用，将“相信群众”的口号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