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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642年，楚国的大殿上一场重要的外交会见正在进行。这是郑国君主郑文公前来朝见楚成王，对楚国表示臣服。渴望被中原国家承认的楚成王心花怒放。为了表现自己的慷慨，他决定赠与友邦郑国一千金铜。
会见结束，郑文公离开楚宫。然而楚成王突然为自己的这个决定后悔了。他派使者拦住了郑文公返程的队伍，与郑文公郑重约定，这批铜锭只能用来铸礼器，而不能用来铸兵器。
这是《左传》中记载的一个有趣的外交事件。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楚成王不顾外交礼仪，在赠与郑文公青铜之后，厚着脸皮追加条件呢？
在先秦时代，铜不仅仅是一种金属，更是决定一个国家命运最重要的战略物资。“俘金”二字，便是最好的例证。“俘”就是俘获，俘获的意思。“金”就是指铜。在先秦的时候，这个“金”一般都是用来指铜的。
大家知道，对于中国夏商周三代的王朝来说，这个青铜，“铜”是非常重要的资源 。因为青铜器是那个时期最重要的国家的重器。无论是铸造青铜的礼器、乐器、还是兵器，都需要铜矿的资源。
一个国家是不是能拥有丰富的青铜矿产资源，那么决定了这个国家是不是有资格有能力去祭祀上天，祭祀祖先。取得了通天地的资格。另外一个方面是不是有能力去南征北战，拓展疆土。
从古到今，铜一直都是人类历史上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源。在没有发明冶铁技术以前，铜是人类掌握的第一种金属。在先秦人眼中，这种闪着神奇光芒的金属，如同石头一样坚硬，却可以在人类的支配下，被塑造成各种形状。
铜大大提高了人类文明的发展速度。在上古时代，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两件事，是宗教祭祀和战争。在这两件事中，青铜都必不可少。
正是因为担心郑国将获赠的青铜用于铸造兵器，楚成王才会如此不顾外交礼仪，在赠与郑文公青铜器之后追加条件。要求这批铜锭只能用来铸礼器，而不能用来铸兵器。
铜的资源太重要了，楚王当时赏给他铜是给他一个很大的恩赐。但是这个战略资源无论到谁手里，它都是一把双刃剑。他既可以说他感恩你。但是他也可以利用这些铜来制造兵器。能够制造什么其他东西来打你。
在今天湖北大冶附近，有一座长约两公里的丘陵，叫做铜绿山。在这座山上，漫山遍野长着这样一种不起眼的小花，铜草花。这种花说不上多么漂亮，但是在古代找矿人的眼里，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花朵。因为它生长在哪里就证明那片土地下，有珍贵的铜矿资源。
（铜草花）
我们说铜草花它也又称之为海州香薷，它一般生长在铜分子比较密集的这样的地方。有经验的矿工都知道，上面这个铜草花密集的地方，生长比较茂盛的地方，下面一定有铜矿。
作为一种喜铜植物，铜草花一般生长在铜离子丰富的地方。人们就是通过这漫山遍野的铜草花，发现了这座商周时期最重要的铜矿山。大冶这个地名也就是因为冶炼而来。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湖北大冶有色金属公司在开采铜绿山铜矿时，经常会挖到一些古老的巷道。在巷道深处一把巨大的青铜斧头，引起了考古人员的重视。
（铜绿山古铜矿遗址）
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一个惊人的场景渐渐浮现在人们面前。这是一座春秋时代的古矿井遗址，一共有36个竖井。最大采矿深度已经达到64米，深入潜水位以下8到10米。
春秋时期，铜绿山已经形成科学完整的采矿系统。通风、排水、矿石提升等，都有明确的分工。通过今天遗留的这些纵横交错的巷道，我们仍然可以想象在商周时期，成百上千人在这里，指挥有序，分工合作，号子震天的劳动场面。
（铜绿山古铜矿遗址）
在这里，考古学家还发现了古代炼炉的遗迹。通过遗留在这里的40万吨炼铜炉渣，专家推算古代这里累计产铜大约在12万吨左右。这在先秦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春秋时代一把青铜戈重量在半公斤左右。也就是说这里所产的铜可以制造2.4亿件铜戈。
青铜剑一般重达两公斤。12万吨铜可以制造的青铜剑，多达六千万把。一枚青铜箭头重30克左右。如果以此计算，那么这里所产的铜，可以制造40亿枚箭头。很显然这是一座能决定一个大国命运的矿山。
这座外表普普通通的矿山，几百年以来一直是楚人梦寐以求的财富。周王朝同样十分清楚这座矿山的战略地位。因此在汉水流域分封了一系列王室成员，他们被称为“汉阳诸姬”。所谓的“汉阳诸姬”他们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守护这种金锡之路。就是青铜和锡的运输。
我们知道南方最生产青铜的地方是大冶铜绿山，以至包括江西德安。那么这里的铜首先要经过长江，从长江然后又转入汉江，从汉江走随枣走廊，才到南阳盆地。然后到达周天子所在地。
这一条“汉阳诸姬”（守护的道路），是保障青铜安全运输的一条非常重要的通道。所以他们的地位非常的重要。
隋国是“汉阳诸姬”中最主要的一个诸侯国，它历史悠久、血统高贵、位置险要，为周王室守护着铜资源丰富的铜绿山。多年来，楚国南下的一个主要动力就是征服隋国，控制铜绿山。直到楚武王时代，楚人才看到了夺得铜绿山的曙光。
公元前740年，楚国内部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件，楚君蚡冒的弟弟熊通秘密策划了一场宫廷谋杀。虽然被称为蛮夷一直使楚国很不满意。但是不得不说，在楚国的上层社会中的确存在着强烈的蛮夷习气，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弑君传统。
熊通杀死了自己的侄子成为了楚国的首领。37年之后，他自称楚武王。从西周开始中国政治权利的传递，就一直遵循着一个明确的原则，“立嫡为长”。也就是说选择继承人时，不必考虑他的品质、才能、年龄，而仅仅考察其出生顺序即可。
就是这种体系往往是一种先天就给你定好了的，所以它不容易引起争议。它办起来很顺畅，但是往往真是因为它很顺畅，它没有争议，所以它没有生命力。
久而久之这个人哪怕是弱智，哪怕是非常平庸，他也能在这个位置上做统治者。那你可想而知，在这种平庸人的统治下，这个国家的前途会是怎么样一种现象。
只有楚国敢于破坏这种规则。在楚国前期历史上，叔叔从侄子，或者弟弟从哥哥手中夺取王位极为频繁。混合了蛮族和中原血液的楚王家族的男人们像饿狼渴望鲜肉一样，对王位垂涎三尺。弑君之举虽然残酷无情，却保证了登上楚国王位的都是进取心极强生命力极为雄健之人。
《左传》记载，楚国的大事，往往是在少年君主手中完成的。在楚国的历史上，弑君篡位者，大抵有所作为，有所建树。而且都出现在楚国力量的上升时期。楚武王熊通就是这样的人。篡位者的罪恶感压迫着他必须有所作为。
踏步守中原规矩，一即位就要周王朝晋升自己的爵位。熊通被拒绝后大怒，他说你既然始终认为我是低人一等的蛮夷，我干脆与你平起平坐。当即熊通自立为王。
他们是在蛮夷，等于是在那样一个生态环境里面，对王位的那种野心是一种赤裸裸的。然后他们没有中国（中原国家）的这种王位继承这种礼制约束。在这种心态下，中国的很多这种礼制，这种规章制度，对他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
熊通的这种叛逆之举其实是一种强烈的自尊心和进取精神。从侄子手中夺取了王位后，楚武王熊通就开始了野心勃勃的扩张。楚武王继位不足三年，就挥师讨伐江汉平原的西部。权国便成为了他到手的第一块肥肉。
这个大胆的篡位者，在政治上表现出极强的创新精神。熊通灭权后，他没有像其他诸侯那样把权国分封给臣下。而是改权为县，设置了县尹加以管理。这是春秋时期最早设县的行政体制改革，被史学家称为是“春秋第一县”。
（县的长官）当时叫县尹。县所谓县，就是悬挂的意思。这个悬挂意思就是它悬在中央手中。而不是说所有的权力是归诸侯所有。县的出现，在中国政治史上意义非凡。
周天子在王朝建立之初，将天下分为众多诸侯国，诸侯国国君在国内又分封卿大夫等，让他们世袭土地。时间一长，这些卿大夫和诸侯一样，权势越来越稳固，与中央的关系也越来越远。很多老牌国家因此被逐渐分裂。
县，他由国君直接掌控，国君直接任命县令。第二县公不可以世袭。第三县公的财政不可以留为自己所用，要上缴国库。它不能够允许有大规模的军队存在。军队只能从属于国家。
这样子国王对于地方的控制权就大大加强了。所以说楚国能摆脱这样一个分封制的负面对他们的束缚，所开创的以县来治理的这样一个先例。
这样和中原相比的话，他们反而是走在前面。在春秋战国的第一波效率化改革中，楚国占了先机，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摆脱了古老王国的陈规陋习，新兴的国家可以在吸收他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因此常常能后来者居上。
正因为被人视为蛮夷，所以楚国才要发愤图强，在中原国家面前证明自己。同样正是因为被人视为篡位者，楚武王必须有所作为。就在楚武王登上王位不久，他看出了中原与往常不一样的形势。
此时一股“弑君潮”正在中原兴起。周王朝已经失去了以往那样的控制力，天下纲纪混乱，各国以下犯上只是层层出不穷。
楚武王17年，晋国的曲沃庄伯杀掉了君主晋孝候。两年后，郑国君主郑伯的弟弟起兵造反。四年后，卫国臣子杀掉了君主卫桓公。
楚武王29年，鲁国人也杀掉了君主鲁隐公。两年后，宋国的太宰华督杀掉了君主宋殇公。
混乱的局势让熊通看到了崛起的希望。中原国家自相残杀，顾不上防范这个南方的小国。楚国正好可以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实现多年来对外扩张的梦想。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边地小国，成长为一个大国。
不过楚武王很清楚，要实现这个大国梦，他首先必须拥有最重要的战略资源“铜”。那么随国就是他要征服的第一个目标。你无论是就是铜绿山的“铜”。还是再南，铜绿山之南获得的铜，你要想向北运输，必须经过随国。他就是“汉阳诸姬”里面的第一大国。
所以楚国想，如果要想控制“汉阳诸姬，”要想从周天子手上，把这一条金锡之道把它夺过来，必须要灭掉这个随国。虽然对铜绿山垂涎了几个世代，但是楚国迟迟没有动手。只有天不怕地不怕的熊通，敢把随国列入他征服名单的第一位。
在这个颇具实力的古老国家面前，熊通不是没有过犹豫。但是他只犹豫了一瞬，他无法抑制心中强烈的冲动。楚国上下对铜的渴望，自己不凡的个人能力，以及楚国军人的勇敢善战，让熊通心中积蓄起强大的底气。
这是湖北孝感博物馆收藏的一枚铜镜。上面印刻着这样的图案，两个武士头戴盔甲，各持剑盾，正与双豹紧张搏斗。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物纹饰，武士和猛兽是最常见的主题之一。巨兽的獠牙利齿面前，这些镇定自若的武士，眼神中流露的兴奋，生动的体现出了楚人的尚武精神。
从迁徙到长江流域开始，楚国人就一直在战斗中生存。楚国周边的各个少数民族，一个个都勇敢善战。几百年来，楚人从来没有放下过武器。在与这些桀骜不驯的野蛮人的周旋中，楚国人血液里的勇敢指数不断上升。
随着楚国站稳了根基，势力的拓展。他的拓展，从刚开始的一种不自觉被迫的，训练成这么一种尚武精神。到后来的养成一种尚武的自觉。
这种自觉的是什么呢？他有一种使命感，他不但要守住自己已经站稳的这么一个根基，他还要开疆拓土，问鼎中原。与中原诸国乃至周王朝分庭抗礼。在这方面，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武备，他自己难以服众，难以站稳脚跟。
在战场上迅速崛起的大国，大多数是边缘型国家。这也是春秋列国竞争中的一个规律性现象。例如秦国地处西北，在与游牧民族旷日持久的竞争中，培养起了虎狼之性。
齐国地处东海之滨，在与东夷的长期斗争中，保持了不懈的斗志。而晋国与北狄和山戎做了几百年的邻居，从他们身上熏染到了，中原文化所缺少的强悍和暴烈。
不过在这几个大国中，楚人的尚武精神是最为突出的。楚王他文献上有一句话，楚王“三年不出兵，死不从礼”。这是文献对楚王的要求。如果说在你任王之内，有三年你没有打仗的话，死了之后你的尸体就进不了宗庙。
春秋时期，大概有十六个王，十六个王实际就有十三个王领兵出征过。那三个没有领兵出征的，要么是早夭，要么就是身体不行。还有一些楚王战死在战场上。文王死在讨伐黄国的途中，直接死在战场上。这在其他的国家是比较少见的。
公元前706年，楚武王率领大军，踏上讨伐随国的征途。伐随国的难度前所未有。随军精良的武器，是他们最大的战斗力。虽然楚人的尚武精神超过随人，同时楚国军队在人数上，占有了压倒性的优势。但第一次攻随战争并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张正明先生在《楚史》中说“武王几度伐随，始终没有把随真正打败，根本的原因呢是兵器不如对方”。那个时候谁的铜锡多，谁的铸造技术高，谁的兵器就好。
楚国在这两个方面都不如随国。这个事更证明了如果要崛起成为一个大国，就必须首先迈过隋国这道坎。
距首次伐随16年后，年已70岁须发花白的楚武王，再一次踏上征途。他发誓要在有生之年，完成这个关系楚国前途的重任。他突然感觉到心脏一阵不适。事实上，就在这次出征前举行祭祀仪式一次次起跪时，楚武王已经无奈地感觉到不祥的征兆。
用我们现在话说，可能楚武王他有心脏病。那么这个心跳厉害就是心脏病要发的这种预兆。凭楚武王的精明，他不会不知道这个常识。（王妃）邓曼已经看出来了。但是楚武王执意要自己亲征，就是说我不降服随国死不瞑目。
（楚武王与夫人邓曼）
楚武王对王妃坦诚了自己的忧虑。楚国女人身上有着非同寻常的坚毅和勇敢。面对楚武王的担忧，王妃邓曼说出了楚国史上一段著名的话。她说“我也有一种预感,大王的福寿这次可能是要到头了。不过您放心的出发吧，即使您捐躯在途中，楚国终将会迎来胜利的”。
公元前690年，楚武王率领大军第三次踏上了征伐随国的路途。从熊绎的隐忍驯顺到熊通的大逆不道，自立为王，楚国已经脱胎换骨。楚国这个觉醒的巨人北上的步伐将震得中原大地不断的颤抖。
邓曼的预言不幸变成了现实。征途上楚武王不时感觉“心荡”。日益严重的病情，没有让他放缓前进的步伐。行走到汉水东岸时，楚武王心脏病突发，命运就是如此令人难以捉摸。
楚武王奋斗一生就是为了征服隋国。到了即将完成平生大愿的最后一刻，楚武王却在一棵樠木之下，永远的闭上了眼睛。
按照武王的遗嘱，楚军将帅严密封锁国君去世的消息，率领大军直扑随都。楚人的性格是愈挫愈勇。前两次伐随都是铩羽而归，这次国王又出师未捷身先死，楚军上下一片悲愤。
在必胜的信念之下，数万楚国大军直扑随都。楚军前所未有的气势，让随国人胆战心惊。在首战失利后，迫于楚军的压力，随国不得不臣服楚国。楚军终于用一场胜利，告慰了为国捐躯的武王。
这是一次奇怪的凯旋仪式，得胜的军队上下一片缟素。军人脸上毫无笑容。楚武王的灵魂，率领着他的军队凯旋回都。楚国百姓和王妃邓曼一起，向这位伟大的君主致以最后的敬意。
楚国人永远怀念这位传奇的君王。他为楚国留下了一套初具规模的国家机器，留下了一片广阔而安宁的江汉平原。尤其重要的是，这次对随国的征服，意味着当时天下最重要的一座铜矿山，纳入了楚国的势力范围。
楚国的大国梦获得了强有力的物质支柱。楚国几代人的梦想终于在这一代雄主手中完成了。
第三次伐随真正胜利，就是楚王他充分总结了，那些原来伐随失败的一些教训。那失败教训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兵器不如人，器不如人，不是技不如人。所以他们改进兵器。
春秋时期，中原诸国的主要战斗形式是车战。在楚武王以前，楚人还和南方的少数民族一样，全靠步兵作战。正是前两次伐随失利，使楚武王明确的意识到，武器技术对于国力发展的重要性。
湖北随州曾侯乙墓，曾出土两件带矛的车軎。一般的车軎都是青铜圆筒，仅仅只是用来固定车轮。而曾侯乙墓出土的车軎，却是锋利有刃的矛状。它们安装在车厢两端，在作战时对敌军的步兵和战车均能构成较大的威胁。
春秋时代的战车以木质为主。而河南淮阳马鞍冢楚墓中出土的战车，却与众不同。他的车厢栏杆外面镶有八十块铜甲板，铜甲板刚好能布满该战车的左右两侧。可以说这是一辆名副其实的古代装甲车。
在战国时期有大量用的是弩机。这个弩机第一射程远。第二力量，发力很强大，穿透力很强。
如果你对方打过来了，这个贵族站在车子里头，或者其他战士屈着在车里头，一下子射穿了，就把他伤着了。你有个铜片，他至少伤不着。这就等于人穿着铠甲一样。
第三次伐随过程中，楚国军事装备和作战方式，发生了重大改进。楚国建立了第一支战车部队，车兵首次装备了戈矛合体的戟。为了适应车兵作战，楚武王还专门建立了，一支负责平整道路，架设桥梁的工兵部队。
正是楚军在随都郊外迅速架起的浮桥，让随国人最终选择了投降。从那以后，楚国的战车技术就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
在征服了随国拥有了铜绿山之后，楚武王的儿子楚文王继续扩张战略。将楚国的战略重心放到了开阔的江汉平原。他的孙子楚成王，南抚扬越、北收弦黄、东征徐夷，控制了大别山南北的通道。
周王室摄于楚国的兵威，正式承认了楚国对江汉平原一带的铜治权力。这一承认意义非同寻常，因为这等于承认长江中游的数座大铜矿，成为楚国的囊中之物。
正是因为楚国得天独厚的拥有了那个时代最多的铜矿资源，正是青铜的力量，推动楚国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国，成长为一个席卷江汉，问鼎中原的强国。
楚国将方圆的邻里的这些小国，逐一给歼灭，形成了被周王朝不得不认可的地位。
这一个大国的地位，就是因为在它的境内，拥有丰富的这个青铜矿产资源，给它提供了一个丰富的，用于铸造这个青铜礼器和青铜兵器的一个矿产来源。
同时也给他提供了一个和北方诸国以及中原王朝进行贸易的，取得一个经济实力的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精力来源。有了铜矿资源，就意味着楚国可以制造最多的武器。
而征服了青铜冶炼特别发达的随国，就意味着楚国可以学习到当时天下最先进的武器制造技术。自立国以来，楚国一直以胸襟广阔善于学习闻名，把各种不同的文化资源融合成一炉，向来是他的强项，也是他不断发展的动力。
在这片平静的丹江水库水面下，淹没着一座古老的楚国都城。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在这座都城附近的大量的楚墓中，发现了数量众多的兵器。这些在地下沉睡了几千年的武器，向人们提示了楚国崛起的秘密。
同样，湖北江陵发掘的楚国墓葬，出土了数量惊人的青铜剑。雨台山（楚墓）是五百五十五座。它大概出的剑是有两百多座。
咱说小一点的墓地，太晖观（楚墓），它十座墓葬里面居然就出了六座。那还有拍马山（楚墓）它有五十座墓葬里面也出了二十多座。所以这个出铜剑的比例都在百分之五十以上。
也就是说，基本上是每一个男人都配上一把铜剑。这就证明它（楚国）就是一个非常尚武的民族。而在中原地区就不一样了，中州路（东周墓）它两百多座，只出了二十多件（铜剑）。
那么二里岗，就说他是两百多座，只出了两件（铜剑）。这个比例相差太大了。这就证明这个楚人这个尚武，就是彪悍的风格。就是尚武的精神是时时刻刻存在。这个在墓葬里面具体的体现。
楚墓中出土的最负盛名的青铜剑，并非楚国所产。而是著名的越王勾践剑。吴越原本是历史悠久的“宝剑之乡”。他们制造的宝剑天下闻名。楚国人多年来一直殚精竭虑，向吴越人学习铸剑技术。
铸剑，越国赖以名动天下的绝技，在楚国工匠的手上推陈出新。特别是吴越相继被灭之后，原来为越王铸剑的名师“干将”“莫邪”，转而成为了楚国的铸剑大师。楚国全面吸收了吴越的技术精华，铸剑工艺后来居上，一度达到了当时最高水平。
可以说，各国武士皆推崇楚剑。一剑在手，翩若游龙，飞若惊鸿。后人更是以“吴钩明似月，楚剑利如霜”这样的诗句来描述楚剑的锋利。
楚国这个兵器惨如蜂虿，就是杀敌人的时候那个凶残的就像那个蜜蜂蜇人，像蝎子尾巴蜇人那么厉害。就是说杀人的话很锋利。
楚国人的学习创新能力，还突出表现在对兵器的改造上。这把来自江陵楚墓的双矢并射连弩，被认为是半自动步枪的鼻祖。这些前进的武器，反映出楚国人强大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
蓬勃向上的楚人对四周的文明，一直是敞开胸襟，擅于接纳。他们博采众长，推陈出新，这正是从楚武王开始。楚国国势一日千里，奔逸绝尘的秘密所在。
经过几百年的积蓄力量，楚国境内的土地及矿产资源，都得到了充分的开发。特别是得到了铜绿山的铜矿资源后，以青铜和矢器为两翼，楚国成为一只展翅飞翔的凤凰。光彩夺目，声势逼人。
《左传》这本由鲁国史官书写的史书，记载的大多数是中原诸侯的大事。对南方那个边远小国，中原国家毫无兴趣。在楚国建国三百年间，《左转》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楚”字。
直到公元前710年，这本惜墨如金的史书，终于提到了楚国。它是这样说的“蔡候郑伯会与邓，始惧楚也”。就是说蔡候和郑伯，在邓这个地方会盟。会盟干什么呢？
因为他们害怕楚国强大了，他们要商量对付楚国的办法。也就是说中原的国家，已经开始感觉到楚人的威胁了。
那就证明了到了楚武王的后期，他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力量，确实有个突飞猛进的发展阶段。那不然在中原腹地的这些“郑伯”“蔡侯，他们怎么会感到我们已经感到来自楚国的威胁？”我们要大家在一起会面，来商讨我们的一些对策呢？
《左传》中这短短的一行文字，透露了中原王朝对这张新面孔的恐惧之心。很快事实证明了，这些古老诸侯国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
公元前688年，楚国军队一路沿武当山东侧平原北上，直插南阳盆地。征服了权国、罗国、邓国、绞国和申国，中原已经近在咫尺了。
楚军另一路则直指大别山。在迫使隋国臣服之后，楚又消灭了中原南端的息国，并挥师北上，攻打蔡国和郑国。
楚国把它的势力插入了中原腹地。之后，楚国占领了从川东、湖北，河南南部到安徽的千里沃土。并对华夏世界形成了新月形的包围。
楚国一连串狂风暴雨般的战争表演，让中原诸国惊呆了。他们从来没想到，这个远在南方默默无闻的蛮夷，突然会爆发出如此惊人的能量。让这么多世系久远、文化发达的诸侯国，都难以抵挡。
那么惊魂初定后，中原国家是否会联合起来，阻止楚国气势汹汹的脚步？楚国人最终能够实现他们问鼎中原的梦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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