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万年: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的联合专家组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封城”措施最少可以减少数十万疾病的发生,有些学者研究可以减少几百万疾病的发生。可以肯定地说,这种措施它减少了大量的病人发生和死亡。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
《面对面》栏目记者在武汉专访国家卫健委新冠疫情应对处置工作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讲述他经历的战“疫”。
“封城”决策艰难 减少数十万甚至更多疾病的发生
2020年4月8日零时整,无数人等待着这个时刻。这一刻,武汉市内75个离汉通道管控卡点全部撤除,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重新恢复与外界的连接。从1月23日启动“封城”到4月8日“解禁”,这座有着千万人口的城市停摆了整整76天。 梁万年:“封城”主要是考虑当时这个疾病已经有传染性,加上正值春节前夕人口大量地流动,另外中国的传统文化春节要团聚的,它的聚集性会进一步增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武汉主要的疫情中心,就有可能会在短时间内通过人口的流动和聚集而使疫情蔓延。但武汉的人口近一千万人,要把它隔离,让城市整个不动,人口静止下来,做这种决策是非常困难的。 记者:如果不采取“封城”措施的话,会是什么结果?
梁万年: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的联合专家组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这种措施最少可以减少数十万疾病的发生,有些学者研究可以减少几百万疾病的发生。可以肯定地说,这种措施它减少了大量的病人发生和死亡。
如果不加干预 一个新冠病人可能传染三到四个人 从2019年12月底武汉市疾控中心监测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开始,关于这种新型疾病的研究、防控、诊疗和通报工作一直都在进行。2020年1月20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公告,将新冠肺炎纳入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防控措施;将新冠肺炎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规定的检疫传染病管理。 梁万年:在理论上来判断一个疾病和病原体它传播力大小的时候,往往是用基本繁殖力这个概念,简单地说,这个疾病如果一个病人在完全没有干预的情况下,他一个人能传播几个人。现在对这个疾病的认识,它的基本繁殖力,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学者研究的范围大概是2.2到6.4之间,比较主流的一些观点认为它的传播力应该是3到4之间,这个比季节性流感、比SARS都要高,它就导致了指数性的暴发。
传统医学发挥作用 中西医结合救治成为亮点
一系列组合措施下来,武汉乃至整个湖北真正实现了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做到了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应检尽检、应隔尽隔,按照“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原则,把重症病人集中到综合实力最强的医疗机构,由高水平专家团队实行“一人一策”进行救治。而在整个疫情防控救治的过程中,中西医结合成为亮点。 梁万年:这次我们国家的新冠肺炎救治,充分广泛地使用了中西医结合的疗法,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尤其是在轻症病人的救治过程当中,起到的效果非常明显,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福祉。除了用西医的办法来救治以外,我们用自己的传统医学来救治,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从疑问到赞叹 什么让世卫组织考察组专家的态度转变? 从2020年1月3日开始,中方定期与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国家和地区组织以及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时、主动通报疫情信息。1月5日,世界卫生组织首次就中国武汉报告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进行通报。2月中旬,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组成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肺炎联合专家考察组,赴北京、广东、四川和湖北,进行了为期9天的实地调研。考察组成员包括美国疾控中心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科学家。梁万年担任联合考察组中方组长。 梁万年:我和他们接触了九天的时间,他们实现了几个转变,开始来的时候他们总是感觉,中国所采取的最严格的围堵战略能有效吗?他们怀疑这个围堵能不能操作,能落实到地吗?他们来了以后看,他们相信了。第二个对湖北尤其是武汉,这么大的医疗压力能应对得了吗?会不会造成社会的混乱和恐慌?因为当时我们提的口号是应收尽收、应治尽治。他们看了我们的定点医院,看了我们的方舱医院,他们相信了。第三个就是老百姓对你这种严格的社会管控措施的接受度问题。他们到武汉看到老百姓自我牺牲,隔离在家,非常感动。这个是他们感受最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