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风记》是现代作家徐怀中创作的长篇小说，2018年发表于《人民文学》，2019年8月获得
该小说以1947年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为历史背景，讲述女主角汪可逾入伍投奔光明却在19岁不幸牺牲的壮烈故事。小说围绕着三个人和一匹马的故事，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式描写战争，以特别的胆略探寻战火中的爱恋与人性，为大众展示了牺牲者的平凡和格局的伟大，描绘出了普通人丰富的精神世界。
作者徐怀中，原名怀忠，河北邯郸人，作家。1945年参加八路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团员、第二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美术组组长，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著有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等。《西线轶事》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底色》荣获2014年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
《牵风记》在雄浑和奇幻之中建构战争，看过之后，留给我印象更多的是它“无声胜万声”的悲剧感。这个悲剧感的存在，充分地表达了作家的不一样的另类的战争观。
小说创作的魅力在于提供不一样的生活，塑造新的人物形象。《牵风记》借助一种浪漫奇崛的美学想象，建构和描绘战火硝烟中的新型战士形象，织成气韵丰沛的生命气象。以书写“战地浪漫曲”著称的徐怀中，继《我们播种爱情》《西线无战事》之后，再一次翻开了当代军事文学创作新篇章。
本文试从小说别样的“战争”风貌出发，分析《牵风记》侧重和淡化战争色彩，注重细节描写，着重表现人在大千世界里的复杂性及其人性的光辉，展现战争中人性之真、人性之善、人性之美的匠心独运和审美创造。进一步探寻小说中所表现的“生命回归”意识和对人性、道德、价值观念等方面的深度思考以及对生命的回溯和本源的追求。
一、以“三人一马”为主角，刻画战火中的爱情与人性
《牵风记》以 1947 年挺进大别山为历史背景，讲述了一段战地浪漫故事。文化教员汪可逾、骑兵通信员曹水儿、旅长齐竞以及老军马“滩枣”。这部作品以“
小说既写出了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豪迈与战争的惨烈，同时又着意刻画了战火中的爱情与人性，映射出一个个平凡而又丰富的精神世界，是战火硝烟中最真实也最震撼人心的一部分。
作者徐怀中说：“我写的是一部具有严肃宏大叙事背景的‘国风’式的战地浪漫故事。我希望以自己多年来的战地生活的积累，剥茧抽丝，织造出一番激越浩荡的生命气象。”
1、战火中的别样“芳华”——汪可逾
在《牵风记》里，汪可逾是一个令人惊艳的艺术形象。汪可逾乳名“纸团儿”，她出身于北平一个颇有名望的书法世家，写字是有润格的，而且很贵。她三岁习琴，视家藏宋琴为益友，并自诩为知音。
抗战期间，14 岁的她还是北平的学生时，就向往革命，奔赴延安，可因为她随身携带有一把宋代古琴，错过了渡船，之后又机缘巧合地途经齐竞所在的“夜老虎团”驻地。汪可逾想要参军，遭到拒绝，只好去太行第二中学读书。
5 年后的她毕业后，待她再度来到原先遇见过的那支部队时，这才得偿所愿，成为晋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九团团长齐竞队伍中的一名“军务参谋”。她生性高大丰满又天生柔弱，是军阵中的妩媚、战争中的和平，她的芳华、才情、品性、战斗精神，都是无与伦比的。
小说中，她的出场本身就是很神奇的。她突然出现在了慰问演出的现场，挽救了一场本已经尴尬结束的演出。她演奏的古曲《高山流水》，令全场军民泰然心悦，陶醉不已。
这场演出让那些文化素养较低的群众和官兵听得如醉如痴，甚至入了迷、着了魔。即便中途汽灯故障，演出暂停，观众还能够回家喂奶、喂草，再接着回来继续听。
小说后续写道，这场演出在过了半个世纪之后，军史专家们前来探访研究大扫荡，却被这场演出所震惊。因为“老人们对当年战斗中许多生动感人的细节记忆很模糊，掏不出他们几句话了。而要未成年的一个北平女学生，以她尚不娴熟的技艺弹奏了几支古琴曲，老人们却至今难以忘怀，连种种细节都能讲得出来。那位汪姑娘怎样席地而坐，怎样将古琴架在双腿上，又怎样缓缓抬起右腕，以右手中指尖弹拨出一个空弦音”
小说还写了汪可逾的笑容：“小汪的笑容，正如含藏于心底的一汪清泉，缓缓涌出，叮叮咚咚四处流淌，永不干枯。”这既是故事女主人公汪可逾招牌式的她不谙世事，见人就是一句“你好”，礼貌得甚至有些“傻”。可这又恰恰彰显了生命原初的稚朴和真诚。笑容，也是一种纯澈天真、干净无邪的笑容。
在腥风血雨的大决战中，她就像一缕和煦清风，拂动人们的心灵，她的生命虽然短促，却给历史而留下悠长的回响。
她拒绝大车碾压敌军尸体，宁可绕道而行，以致耽误了战地演出受到纪律处分；交换俘虏得以归来的她，明明知道齐竞想要得到的是什么答案，但她的清澈的心灵不容任何亵渎，宁可失去宝贵的爱情不可失落率真的自我。
汪可逾宛若赤子般毫无心机，透明阳光，处处显露出优雅和高贵的精神气质。小说对战争中知识分子的形象的塑造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打破和颠覆了人们对战争的固有印象和认知，这种认知是超越日常经验、甚至超越世俗逻辑的。
2、战争中的人性悲剧
汪可逾和另外 6 名巾帼英雄陷入敌人重重包围之中，她们宁死不屈，决心效法八女投江或狼牙山五壮士，投了手榴弹，扑下山崖。她从陡峭处跳崖，受了重伤。在全书的结尾，汪可逾死了，但她挺立着，形象不倒，精神未死。她闪放着光亮，作意欲前行状，成为一尊永恒真善美的女性人体雕塑。
在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那样的残酷的战争环境里，汪可逾与齐竞的邂逅本身就是一个奇迹。缘于对宋琴的共同爱好，汪可逾与旅长齐竞建立了超常的友谊，而他们之间关于艺术的探讨与互动、生活中的相互欣赏，无疑构成了一种别样的爱情奇观与“战地浪漫曲”，浪漫、激越的战地恋歌即将上演。
俩人艺术上的相通是他们爱情的基础，但这个基础却不能保证爱情的牢固。他们之间的冲突不是性格原因，也不是日常生活中的矛盾，而是因女性贞操的丧失与否所产生的。
男主人公齐竞是位儒将，他感情细腻，深爱汪可逾，心中却有着挥之不去的贞节情结，跳不出男权思想下对女性的贞洁要求。在两情相悦之时，齐竞竟然想探查她是否处女，她感到备受侮辱，坚决拒绝。
进入大别山的头一个晚上，汪可逾所在的八里畈区工作队共 27 人遭遇当地民团的偷袭，她和另外六个姐妹在跳崖后被俘。那六个姐妹都被敌人强暴了，而汪可逾受到严重脑震荡，被营救回来 5 天后才苏醒。
当齐竞委婉地问她是否也被强暴的时候，汪可逾终于看清了齐竞的本质。齐竞的所作所为,无疑进一步加剧了战争带给汪可逾的精神创伤。她大声质问：“是谁赋予你这样的特权？凭什么我应该被你所笼罩？凭什么我只能受你的摆布？凭什么我必然要为你占领？而且还要预先签立城下之盟，保证自己白璧无瑕？”
汪可逾是否被强暴，小说没有明确交代，只是说汪可逾因头部受创而昏迷不醒，无法确认，甚至于她自己也弄不清楚。其实这件事是无需追问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但齐竞需要一个确认，一个汪可逾的亲口证实。
齐竞要求锯石之后的美玉自证清白，结果只能是自取其辱。对齐竞而言，汪可逾只是“枉可遇”。
最后，在这场俩人之间最严重的冲突中，汪可逾断然否定了自己此前与齐竞建立起来的爱情与友谊。她决绝地说：
战争毁灭了美好，而毁灭美好的不只是战争，还有人性。战争和敌人毁坏了汪可逾的身体，她的肋骨打断，左腿骨折，右肩破裂，受了严重的脑震荡；而齐竞摧毁了她的精神，重创了她的内心，让她看到了人性中的阴暗、猥琐和污浊。
二、“生命回归”意识
小说虽然写的是战争，但其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战争。当汪可逾和曹水儿被困山中，来到一个人迹罕至的超大溶洞中藏身时，她仿佛预见了未来，知道大限将至。在经历了身心的巨大伤害后,她死前的唯一梦想,就是回归到一种生命的本真状态。
于是，她卸下了身上所有的东西,包括腿上的那块夹板。然后脱掉棉衣、单衣和内衣。拒绝进食，粒米不沾。然后，每天只饮山泉，喝一两口，呕吐一碗，如此往复九日，口腔、呼吸道、消化道被清洗得干干净净。接着是连续数日的比灌肠更彻底的排便。
最后要求曹水儿用泉水给她擦洗全身。按照汪可逾的要求，曹水儿先用冷水给她擦洗全身，同时又拆掉一套棉军服，用里面的棉花为她一点一点地清洗着身体上的污垢。
曹水儿想去外面找块白布把汪可逾包裹起来，却因牵扯出之前和保长女儿的“私情”而被执行枪决，再也没能够回来。
而汪可逾的尸体却在这方水溶洞中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她如同人体雕塑一般，遗体永不腐朽地留存着。当齐竞等人在老银杏树下的树洞里找到她时，她的整个身体呈现出站立的姿态。小说这样写道：
汪参谋一条腿略作弯曲,取的是欲迈步前行的那么一种姿态。她显然是意犹未尽,不甘心在两亿五千万年处迟滞下来,想必稍事修整,将会沿着她预定的返程路线,向零公里进发,继续去寻找自己的未来。
这里“预定的返程路线”其实就是汪可逾向生命原点的回归，所谓“向零公里进发”去“寻找自己的未来”。
正如小说对汪可逾小名“汪纸团儿”的解读，诠释了汪可逾短暂却又光华的一生。
而汪可逾却是刚刚起步,便已经踏上归途,直至回返零公里。从呱呱坠地,便如同一个揉皱的纸团儿,被丢进盛满清水的玻璃杯。她用去整整十九个冬春,才在清水浸泡中渐渐展平开来,直至回复为本来的一张白纸。
她本来犹如一张白纸，被揉皱成为纸团儿，进入水中，最后从水里出来，脱干了水分，又还原成为一张白纸。她保持着来时高雅、纯粹、洁净的人生姿态，自己一步一步地塑造了一个完美而永不腐朽的自己。
通人性的老军马“滩枣”帮助汪可逾达成了愿望，使她能够在钟爱的银杏树下安于长眠,回归到生命的本真。
三、战争小说中的诗意美学
《牵风记》不仅是一部战争题材的小说，也是一部充满了诗意美学的小说。文笔有着战争文学中罕见的诗情画意和富含浪漫情怀的内容，其实是对人类美好情感的渲染和烘托。
1、天马神骏——“滩枣”
《牵风记》作者不惜笔墨描写了一匹老军马“滩枣”。这匹高大、健壮的枣红马不仅通人性，而且仿佛懂音律。在汪可逾为了向老军马表示感谢而练习《
汪可逾对“滩枣”能听懂她的音乐自然是十分惊奇的，“她又何曾有过这样的梦想,人民解放军的一匹军马,竟也成为她的一位无言的知音了”。
令人惊讶的是，老军马“滩枣”不仅在音乐上与小汪有“共鸣”，同时也极通人性。汪可逾被安排回后方时，“忽然，大洋马‘滩枣’向这边奔驰而来……拦截了队伍的去路。”汪可逾明白，“滩枣”是来追她的。它迎面拦住，不肯放行，她因此得以留在战斗部队。“滩枣”还仅凭直觉，就把汪可逾和曹水儿安全送出黄泛区，成功地在敌人的炮口下避开每一处弹着点。
当对各部队及机关所有马匹统一“最后处理”的命令下来时，包括年龄颇大的“滩枣”在内，这群战马的生命就要永远终止了。它们在被机枪扫射前绕着堰塞湖一圈又一圈地奔跑，直至口喷鲜血，一头栽倒。
老军马“滩枣”却由于连长“手生”的枪法而逃过一劫，从此消失在众人的视野中。当汪可逾在临死前重新弹起无弦的《关山月》时，失踪已久的“滩枣”却突然出现在溶洞口嘶鸣起来，但随后很快又消失在山间。
更为奇异的是，这匹老军马在死前，竟然从水溶洞里把汪可逾的遗体和古琴运了出来，并且把汪可逾的尸体运到了她一直喜欢的银杏树下，并且让她立在那里，最后，自己却享受了天葬。
小说最后写到“滩枣”，是以司令员齐竞的视角展开的，映入齐竞眼帘的不是活生生的老军马“滩枣”，而只是一头白花花的大牲口骨骼。“滩枣”的尸体早已被鹰群啃食,徒留白骨森森。
2、小说里“行为艺术”描写
小说里的有三次堪称“行为艺术”的裸体表现。
第一次是在部队连续强行军遭遇狂风暴雨，连背包最里层都浸透了水，谁都没有了干衣服换。战士们脱光了转成圈用火烤衣服，女同志只能以体温焐干衣服。汪可逾也是累垮了，什么也不顾了，在一家门洞里支起门板，光着身子睡下了。不想睡过了头，天大亮了还没醒。结果被时任旅参谋长的齐竞给遇上了。
第二次，在激战中，她作为参谋奉命带领满船的女民工过河，风大浪高，又有敌机轰炸，为防止落水后衣服缠绕无法逃生，她动员大家脱掉衣服，遭到拒绝，不得不先脱光自己。100 多名裸体女人挤满了一艘船，这景象惊呆了现场的所有民工、部队和俘虏。
第三次，她因伤病过重牺牲。部队遍寻不着，最后发现，她的遗体竟然一丝不挂地站立在一棵古老银杏树的巨大树洞里，看上去就像是印在那里的一个女性人形，久而久之，必将与老银杏树融为一体。
这些描写，强化了《牵风记》“超验主义”的话语风格。让活下来的人们咀嚼不尽、怀想不已。
四、“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
在《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一书中说：“现代的叙事伦理有两种：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在人民伦理的大叙事中，“民族、国家、历史目的变得比个人命运更为重要”；而“自由的叙事伦理学更激发个人的伦理感觉，它讲的都是绝然个人的生命故事，深入独特个人的生命奇想和深度情感，以富于创意的、刻下了个体感觉的深刻痕印的语言描述这些经历
1、在战争中呈现不一样的“传奇”
在解放战争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载体背景之下，作者避开对战争的平铺直叙，“剑走偏锋”，以一个北平女学生汪可逾在战争中的“小资”之风，以这个小精灵与留洋归来的我军高级将领齐竞的恩爱情怨为线索，将战争年代的小女子刻写得晶莹剔透，别有一番另类“传奇”滋味。
汪可逾的个性，在小说中表现得特别突出，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别样的人格写照。她的一切为简直就是“与众不同”的超凡脱俗。小说写在开门的时候“高高地举起臂膀，手按到房门的上沿把门推开，随后背对房门，轻轻向后蹬一下，咣当一声，房门嗑上了”。
写汪可逾的床铺简直就是“皇家禁地
房东对联贴错了，汪可逾宁愿自己重写一副也要给改正过来。每次与同志见面问一声好，从来不管别人是否回应她一句问好。这样的个性在野战部队，在战争中，恐怕是极为罕见的。
评论家朱向前说：《牵风记》最大成功，就是贡献了“以往战争画廊中，甚至是当代文学长廊中都没有出现过”的人物。可谓是一道军旅作的传奇。
2、在战争中对个体生命伦理的思考
伴随着这种“传奇”的，是作者对战争、战争文学乃至于人性的深度考量，也就是“战争之思”。小说尽可能摆脱往昔有形或无形的思想禁锢与自我局限，清除残留的概念化公式化影响，实现弃旧图新轻装上阵。回归到小说创作所固有的艺术规律上来。
在大千世界中表现人的复杂性及其人性的光辉，展现战争中人性之真、人性之善、人性之美。
当溶洞里的汪可逾临死之前,面对着已经毁损的古琴,仍是充满着珍视与热爱。“汪可逾一把将她的古琴揽在怀里,脸紧紧贴住琴面,许久许久,两行泪水滴落在琴面上。她双手颤抖着,将古琴从木盒中取出,由琴面到琴背,一寸一寸抚摸查看。”
奄奄一息的汪可逾，面对毁损、早已不复当年之音的古琴。做了一个让人惊诧的举动,她要弹奏这张无弦之琴。
骑兵通信员抱起竹筒，用山泉水为汪可逾冲洗双手……汪参谋嫌树叶不洁净，她宁可像手术大夫那样,戴上消毒手套，两臂举在空中，不许有任何接触，一直等到双手上的水自行晾干。随即见她十分困难地将两腿收拢，勉强完成了一个盘腿姿势，将那张宋琴平平正正地摆在受伤的大腿上，开始在光光净净的琴面上弹奏起来。
这是一场只属于自己的无声演出。即使满身伤痕，连站立都非常困难，汪可逾却仍然执著于弹琴之前的仪式。宋琴的毁损与否,并不影响她的弹奏。她牢记着弹琴之前的每一个细节,连一个步骤也不曾放过。她用颤抖的双手，一遍又一遍地弹奏着，手指磨出了血也浑然不觉。
在无弦的演奏中，“群山万仞，江河纵横，海天一色，薄雾流云，月落日出，乌啼蛙鸣。平平常常司空见惯，石破天惊闻所未闻。出自古史典籍诸子百家，或纯玄思异想天马行空。凡此悠悠不已物是人非，无不在呼应着七根琴弦的颤动荡漾，无不涵盖于乐曲旋律的起承转合与曲折跌宕之中”。
她沉浸在琴声围绕的世界中,好似这一方静谧的溶洞中，只余她一人。这一瞬间，乐曲的起承转合，仿佛踏着时空蹁跹而来，成为弹奏者指下永恒激荡的古音。
克劳塞维茨当年在《战争论》一书中强调：“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战争总是在某种政治形势下产生的，而且只能是某种政治动机引起的。” 不过，如果从文学层面上“注释”战争，就会获得比政治层面丰富得多的内涵与外延。从这个角度上说，《牵风记》是成功的范例。
阅历丰富、经历非凡，用半个多世纪创作经验写作的徐怀中老人，努力地“返璞归真”，也在努力地以富有时代气息的文艺观念赋予小说新的生命。
充满灵性的老军马、命途多舛的古宋琴、高大古老的银杏树，它们在血色战火之中，以其自身独有的光芒和力量，和主人公汪可逾的生命体验紧紧缠绕在一起。向我们诉说着生命回溯的美好与可贵，从而为战火纷飞的现世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
写在文后：徐怀中曾在关于《牵风记》的一次访谈中提到：“原来构想,是尽可能淡化战争背景……担心战争场写多了,给人感觉又回到以前军事战争题材作品那种老旧模式上去了。”事实证明，作者对全书所进行的淡化战争色彩、挖掘人物内心、融入传统文化等多样化处理，使得紧张的战争更多地成为了一种叙述背景，而贯穿其中的人物价值观和文化色彩，使得全文始终呈现出一种哲理性的思辨和美的情思。在这部作品中，写的是特殊年代里的军人们，在战争环境中以短暂一生，彰显人类绚烂而丰富的精神世界。爱和人性，是人类的主题，也是战争中不可回避的主题。在这两者之外，那些平凡而崇高的人最终做出了更富价值的生命选择
作家徐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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