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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翟晓洁
五、抢救国宝被日本人绑架
张伯驹这一生,为收藏字画挥金如土,甚至不惜变卖房产,家人都骂他是败家子,只有潘素不仅理解、赞赏,还变卖首饰鼎力支持。
1936年,国宝级名画《照夜白图》被溥儒以一万大洋转卖到了日本人手里。照夜白是唐玄宗的御马,这幅《照夜白图》是唐代名家韩干的代表作,画面上还有南唐后主李煜和宋朝书法家米芾的题字,是我国第一部流传有绪的名迹,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张伯驹听闻后,立即联系当时北平行政长官宋哲元阻止此画出境,可惜为时已晚,张伯驹痛心不已。
后来他又听说,溥儒手上还有一幅西晋陆机的《平复帖》。此贴原是陆机写给朋友的信件,只有9行84个字,却是传世年代最早的名家法帖,距今1700多年,比王羲之的手迹还要早七八十年,被收藏界尊为“中华第一帖”。
(照夜白图)
俗话说,纸千年,绢八百。这幅真迹能保存至今,实在是难得。《平复帖》字体为草隶书,体现了书法由隶变草、从章草向今草演进的过程,巴掌大的纸上盖满了历代名家收藏印记,其中包括宋徽宗题签并钤玺印,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张伯驹托人向溥儒表示很想收购此贴,溥儒当时并不打算出手,狮子大开口,开价20万大洋。20万大洋在当时相当于普通公务员300年的收入。很显然,溥儒是想以高价吓退张伯驹。而张伯驹确实手上也没那么多钱,只有扼腕叹息无能为力了。
两年之后,1938年1月28日,张伯驹由天津回北平过年,在火车上与故宫博物院院长傅增湘巧遇。傅增湘告诉张伯驹,溥儒的母亲刚去世,办丧事急需用款。在傅增湘的撮合下,张伯驹终于以4万大洋购入《平复帖》。
“在昔欲阻《照夜白图》出国而未能,此则终了宿愿,亦吾生之一大事。”
(张伯驹画作)
收藏《平复帖》,多多少少为他减轻了错失《照夜白图》的悔憾。后来日本人找到张伯驹,表示愿以20万求购,被张伯驹断然拒绝,他的回复是:“黄金易得,绝品难求。”
三年后,张伯驹被绑架了,背后主使正是日本军方,但介于张伯驹的身份,也迫于国内政府高层的压力,日方将张伯驹转交给了别的绑匪。这帮绑匪看中了张家收藏的国宝字画,开口索要300万赎金。
好在绑匪对张伯驹还算没有为难,并允许潘素探望。张伯驹见到潘素后千叮万嘱:“家里那些字画千万不能动,尤其是《平复帖》,那是我的命,我死了不要紧,这个字画要留下来,如果卖掉换钱来赎我,我绝不出去。”
潘素也深知张伯驹的个性,他把国宝字画看得比生命还重。潘素一边求人说情疏通关系,一边四处借债变卖首饰,终于凑齐20根金条,这才赎回了张伯驹。此时他已被绑架禁闭了8个月之久。
(宋代杨婕妤《百花图》,现存最早女画家作品)
六、变卖祖产,只为保护国宝不流到国外
1946年,听说古玩商马霁川要将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以20000美金的价格贩至海外,张伯驹赶紧找到故宫博物院,请求他们买入,可博物院当时并无经费,张伯驹只好故意将此事公之于众,他说:“《游春图》有关中华民族历史,谁为了金子转手洋人,谁就是民族败类。”
事情闹得满城风雨,马霁川不敢卖到国外,最后答应以220两黄金卖给张伯驹。张伯驹因为不久前刚以110两黄金买进范仲淹的《道服赞》,手头拮据,无奈之下,他将占地15亩的李莲英旧宅卖掉了。
15亩——一万平米的北京四合院,如果留到今天,市场价至少是三亿以上。大宅雅致考究,很多年后,张伯驹的女儿回忆说:“那里有四五个院子,花、果树、芍药、牡丹都有啊,好几个会客厅、长廊。”张伯驹十分喜爱这个宅子,但为了买下《游春图》,他还是变卖了自己最爱的住宅。
(展子虔的《游春图》)
好不容易筹到黄金220两,谁料交易时卖家借口黄金成色不佳,非要加价20两,潘素变卖了珠宝首饰,才凑足了240两。
解放以后,张家家境早已败落,生活捉襟见肘,可张伯驹爱字画的心性不改。有一次,张伯驹看中了一幅画,回来找潘素要钱,潘素犹豫了一会儿,张伯驹像个孩子似的躺在地上,任她怎么拉扯都不起来,潘素没有办法,只好答应拿出一件首饰换画,张伯驹这才从地上翻身爬起,拍拍身上的泥土,心满意足地回屋睡觉去。潘素看着张伯驹的背影,会心地笑了起来。
后来,盐业银行公私合营,张伯驹以董事身份,参与了财产评估,以个人无股票不能再任董事为由,退出了盐业银行。他这一举动,算是彻底隔绝了名利。从此,这俗世凡尘,于他再无瓜葛。
(潘素《青山红松图》)
1956年,张伯驹将自己珍藏了30年之久的一批国宝书画捐了出去。由于他的捐赠,故宫博物院的顶尖藏品几乎多出一倍。
然而,就在捐赠字画的第二年,张伯驹被打为“右派”,家里被抄,他和潘素被赶到了北京后海大杂院内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小屋里,这成为他仅有的一点房产。没有户口,没有单位,就意味着没有粮票,没有收入。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的生活只能靠亲朋好友的接济,潘素有时还给北京国画厂画5分钱一张的书签。
(张伯驹收藏的杜牧《张好好诗》)
七、变成穷光蛋的中国真正的贵族
陈毅知道张伯驹的境况后,亲自登门道歉,张伯驹轻松地挥挥手:“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也在所难免,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送我一顶帽子呢?”
在陈毅的帮助下,张伯驹和潘素来到长春,在吉林省国家博物馆工作,几年后,他将《百花图》等30多件藏品捐给了吉林省博物院,当时的馆员说:“张先生一下子使我们博物馆成了富翁了。”
多年之后,张伯驹的女儿回忆父亲时说:“父亲时常教育我,一个人要热爱自己的国家,这是大事,不能马虎,除此之外都是小事,不必斤斤计较。”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身处危难,才能看清一个人的格局和度量。在张伯驹的心里,国宝和国家的事,再小都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都是小事。
他对国家,是无私的爱。对朋友,也是绝对的真诚坦荡。
(潘素的画作)
章诒和的父亲章伯钧去世后,母亲搬了家。章家成分不好,从前的朋友唯恐避之不及,生怕惹祸上身,只有张伯驹夫妇不顾这些世俗的偏见,第一个前来看望。他们是跟一个古董商谎称要和章家核对账目,费了好些周折才得到章家的新地址。
袁世凯复辟失败后,他的儿子袁克定成了过街老鼠,人见人骂,张伯驹却收留了他十年,只因他不与日本人合作。
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张伯驹去餐厅吃饭,巧遇黄永玉。后来黄永玉记下当时张伯驹吃饭时的情景:“他点了一碗汤,两块面包,一碟酱,两块黄油。喝过汤,他将面包涂上黄油和果酱,用方帕包好,装入口袋拿回去和妻子共食。当时妻子病重,不能外出吃饭,两人过的很是凄苦,但是清贫之中却不失贵族之气。”
学者王世襄回忆张伯驹时这样写道:“在1969年到1972年最困难的三年,我曾几次去看望他。除了年龄增长,心情神态和二十年前住在李莲英旧宅时并无差异。不怨天,不尤人,坦然自若,依然故我。”
(潘素的画作)
中国真正的贵族,就该是张伯驹这样的,宠辱不惊、从容不怕,不争不辩、不卑不亢,即便身处贫苦困境,仍饱怀着人生的初衷,和恬淡的心性,永远淡定自若,永远真诚待人。这是一种由内散发的贵族气质,绝非单纯财富累积所能比拟。财富都是外物,得失会有变数,唯有心性深入骨髓,很难随意更改。
外界的打压,改变不了他的品性和内心。就像张伯驹曾对章伯钧说的那样:“这顶帽子对我并不怎么要紧,我是个散淡之人,生活就是琴棋书画。”古典文化精髓早已将他浸润得通透冷静、泰然沉着。
元宵节是潘素的生日,每年的这一天,张伯驹和潘素都会联手创作书画。后来时局艰难,加上身体抱恙,这个习惯就停了好长时间。有一年元宵节夜晚,刚刚大病初愈的张伯驹突然来了兴致,他对潘素说:“桑榆未晚,我们再搞一次合作,你看如何?”
潘素挥笔下墨,画了一幅白梅,张伯驹配以《小秦王》词牌:
寒风相妒雪相侵,暗里有香无处寻。
唯是月明知此意,玉壶一片照冰心。
(张伯驹书法)
暗里有香无处寻,玉壶一片照冰心。诗虽写梅,其实也是张伯驹一生的写照。他本是口衔金钥匙出生的贵族公子,完全可以享用着家族留下的巨额财富,逍遥舒适奢华地过这一生。然而,他偏要以一己之力,掮起了整个民族的文化保护与传承使命。
战乱流离时,他将字画缝入衣衫的隔层里,冒着轰鸣的炮火和无情的流弹,带它们躲避危难。30年来,他竭尽所能保护着这些文物,昼夜提心,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可是无论怎样,这份沉重的责任,本不该他背,他也完全可以不管不理。
从既富且贵,到一无所有,这中间包裹着一个文人贵族的伟大人格。在张伯驹的伟大面前,或许这些墨宝字画都轻了分量。然而,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国宝字画,而今我们再追溯和崇敬张伯驹的人格魅力时,便有了承载,有了依托。
张伯驹保护的是国宝,其实,张伯驹何尝不是国宝呢!
(潘素的画作)
八、国宝无二,张伯驹亦无二
终于等来平反时,张伯驹已经年过八旬。生命中最后的四年,是张伯驹一生最忙碌的时光。他频繁参加各种戏曲、诗词、书画研讨会,他要为他最爱的中华文化,尽一些力,尽一份心。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宇昂昂若千里之驹乎。
(潘素画作)
张伯驹保存的最后一幅画,是宋代杨婕妤的《百花图》,被认为是我国存世的第一位女画家的作品。张伯驹对这幅画爱不释手,他曾说:“我终生以书画为伴,到了晚年,身边就只有这么一件珍品,每天看看它,精神也会好些。”但就是这样一件被他当做精神慰藉的宝贝,最后也捐了出去。
张伯驹保护下来的顶级书画,随便留下一幅就够他的子女后代吃几辈子了,可是最后,他还是一件都没有留下。
他捐出去的国宝,前前后后多达118件。
那幅韩干的《照夜白图》,后来由日本流转到了美国,现今被收藏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张伯驹不在了,幸好国宝还在,并且还将留存很多年。如果你有机会在博物馆,见到这些字画,请在心中默默地缅怀一下张伯驹。
因为,对于我们整个民族来说,国宝无二,张伯驹亦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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