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文之古拙美
王嶽川
宰豐骨匕記事刻辭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文字真正誕生的創作者也有不同的說法，有倉頡說，有史皇說，有沮誦說等。而距今天4600年前皇帝時期的倉頡造字說，逐漸成為主流說法：《荀子·解蔽》說：“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韓非子·五蠹》：“昔者倉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淮南子·本經》曰：“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說文解字序》記載：“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緯書《春秋元命苞》說倉頡“龍顏侈侈，四目靈光，實有睿德，生而能書。於是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指掌而創文字，天為雨粟，鬼為夜哭，龍乃潛藏。”章太炎在《小學略說》認為：“造字之初，非一人一地所專，各地各造，倉頡採而為之總裁。後之史籀、李斯，亦彙集各處之字，成其《史篇》、《倉頡篇》。秦以後字書亦然，非倉頡、史籀、李斯之外，別無造字之人也。”
宰豐骨匕記事刻辭拓片
甲骨文是成熟的文字體系。金文實在甲骨文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大篆有金文(或稱“鐘鼎文”)、籀文之別。金文比甲骨文稍晚出現的文字，金文也叫鐘鼎文。商周是青銅器的時代，青銅器的禮器以鼎為代表，樂器以鍾為代表，“鐘鼎”是青銅器的代名詞。所以，鐘鼎文或金文就是指鑄在或刻在青銅器上的銘文。
石鼓文（故宮博物院所藏明拓本）
大篆由甲骨文演化而來，明顯留有古代象形文字的痕跡。張懷瓘《六體書論》雲：“大篆者，史籀造也。廣乎古文，法於鳥跡，若鸞鳳奮翼，虯龍掉尾，或柯葉敷暢，勁直如矢，宛曲若弓，銛利精微，同乎神化。史籀是其祖，李斯、蔡邕為其嗣。”早期篆書的象形性比較明顯，蔡邕《篆勢》雲：“字畫之始，因於鳥跡，倉頡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妙巧入神。或龜文針裂，櫛比龍鱗，紓體放尾，長翅短身。頹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縕。揚波振撇，鷹跱鳥震，延頸脅翼，勢欲縱雲。”唐張懷瓘《書斷》雲：“體象卓然，殊今異古，落落珠玉，飄飄纓組。”
石鼓文（先鋒本）（北宋拓） 各縱18.0釐米 橫10.4釐米，日本東京三井紀念美術館藏。
石鼓文之前的《毛公鼎》金文藝術成就很高，年代是周宣王時鑄成，其銘文共32行，497字，是出土的青銅器銘文最長者。《毛公鼎》銘文的字體結構嚴整，瘦勁流暢，佈局不馳不急，行止得當，是金文作品中的佼佼者。此外，《大盂鼎》銘、《散氏盤》銘也是金文中的上乘之作。籀文是古代秦國使用的文字，是小篆的前身，由於在春秋時秦人作的《史籀篇》中收藏有223個字，因此叫籀文，據說“籀”的意思是“誦讀”。唐朝時出土的“石鼓文”據考證是秦襄公時所刻，和《史籀篇》中文字相同，是籀文的代表。
石鼓文（中權本）（北宋拓） 各縱28.0釐米 橫14.5釐米，日本東京三井紀念美術館藏。
《石鼓文》的年代可謂言人人殊。作為我國現存最早的刻石文字，無具體年月。唐人認為是周宣王時期的刻石（韋應物，韓愈《石鼓歌》)。宋人認為是屬周宣王時史籀所作（歐陽修《石鼓跋尾》，宋人鄭樵《通志略》認為《石鼓》系先秦之物），羅振玉《石鼓文考釋》和馬敘倫《石鼓文疏記》都認為是秦文公時物，郭沫若認為《石鼓》作於秦襄公八年，距宣王更近。我認為，《石鼓文》年代大體上屬於春秋還是戰國——春秋末期秦襄公時期，孔子前50年左右。
石鼓－吾車
《石鼓文》即是刻在鼓形石上的文字，石鼓共十個，每塊各刻四言詩一首，內容是歌詠秦國君遊獵情況的，故也稱“獵碣”。唐初被發現，原有700多字，歷史歲月浸染剝蝕，現已僅存200多字，其中一石文字全無。
石鼓文（後勁本）（北宋拓） 各縱23.0釐米 橫14.3釐米，日本東京三井紀念美術館藏
從美學角度看，《石鼓文》文字體寬舒古樸，具有流暢宏偉的美。字勢雄強渾厚，朴茂自然。用筆勻圓挺拔：結體已趨方正；章法行列均衡、疏朗。在點畫用筆上已形成典型的"圓筆"風格篆法，結體取勢上"上緊下松"，章法佈局上"均衡規整。一般認為，石鼓文是集大篆之成，是由大篆向小篆衍變而又尚未定型的過渡性字體。石鼓文被歷代書法家視為習大篆的重要範本。古人認為"篆尚婉而通"，篆書特有的美，正在於它筆劃的婉轉曲折。布白圓勻，寬舒飛動，具有一種圖案花紋似的裝飾美。蘇軾《石鼓歌》中說：“上迫軒（軒轅黃帝）頜（倉頡）相唯諾，揖冰（李陽冰）斯（李斯）同筘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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