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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前面三期，关于成都米市（民国时期）的连续介绍，有读者感慨：相比之下的房子（现在）不是一样吗？
回顾那个年代，能够吃口饱饭简直就是极为奢侈的梦想。真的会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1940年春，成都市大米价格最开始为每石11元，然而由于抗战吃紧，日军节节逼进，大量难民涌入成都，急需口粮；又恰逢川东地区遭到干旱袭击，小春歉收，资（阳）、内（江）、富（顺）等县急需粮食供应，成都附近各县如新都等处的积米，都运往这些地区进行销售，以获高价……这多方面的原因导致了一个问题：整个成都市的粮食供应局面愈发紧张。不到3个月时间，成都米价就涨到了22元。
米市“行情”一遍大好，不少商贾军阀纷纷加入到了囤货居奇的阵列，致使米市米店到了无粮可售的地步，之后成都爆发了影响极为深远的“抢米事件”。到6月中旬，成都大米价格每石竟涨至70元左右。为应对米荒，国民党政府想了很多办法，如一方面在经济部内设平价供销处，责成农本局提供平价粮食，另一方面颁布法令严打囤积居奇，但至始至终，收效甚微。据有关资料记载，到同年7月10日，成都南北两个米市的少量大米暗中更涨至每石118元！
国民党大张旗鼓平抑米价却没有什么效果，当然需要给公众一个说法。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官员则习惯用政治铁腕解决一切问题，认为砍掉几個人的头，就能够威慑大多数人，进而稳定大米市场。政府后来果然为此杀了不少人，包括当时的成都市市长杨全宇。但杨全宇的死在今天看来，却着实有点冤。
当时，行辕主任贺国光（正在代理主席职务）代表的省政府与杨全宇代表的市政府结缘颇深。“抢米事件”暴发后，粮价虽经严厉管制，但仍如脱疆之野马，民众怨声载道，给当时的蒋政府带来极大威胁。
省政府指责市政府办事不力，称既有市场自由流通的米，又有省上划拨下来的平价米，成都还不断出现米荒现象，是不应该的。而市政府则根据事实加以反驳，并揭露省上划拨的大米数字多有虚假，欺骗民众不说，还将一切罪责推在市政府头上，是不公平的。同时指出，成都的市内是不产米的，市民要吃饭，省上掌握着粮权，却说了不算，而划定之粮，也不兑现，积谷不出，市区以外大户囤粮却不查办，等等。更有一次，在全省的大会上，杨全宇不仅与省上代表当面冲突，更认为贺代主席不查事实是有意偏袒，遂愤离席。
杨全宇在成都米荒风潮中，为民众食米问题，甚至于顶撞上司，使贺国光在省务会议上和省参议会上下不了台，遂怀恨在心，必欲报复，这就是杨全宇遭杀身之祸的原因。
贺国光为了找杨全宇的漏，指使陈仕淦（中统特务，又名陈仕敢）利用与杨是中学同学和在德国是好友的关系，托故借住桂王桥西街杨宅。杨全宇为了友谊，慷慨供其食宿，不防其有阴谋。而陈仕淦则利用特务手法，暗中对杨监视，以图窃取“秘密”上报。
时逢杨全宇的另一北大同学、好友余维一（曾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主任），在重庆筹办航运轮船公司，曾向杨借钱买船，杨从市府存在银行的公款中挪借五万元给他，后余维一在重庆付还这笔借款信告杨时，杨即嘱他就近交存重庆大川银行转汇（杨是重庆大川银行董事长），该行经理欧阳××，收到余的还款后，在未与杨取得联系时，恐法币贬值，就自作主张，托人在宜宾为杨购存小麦200石，以图保值，并将经过函告杨全宇。不料此信寄到成都桂王桥西街杨全宇家时，即被陈仕淦窃阅，直转贺国光的手里。贺如获至宝，即作为罪证，并向蒋介石密告。蒋即于1940年9月2日电杨全宇去渝。杨对这一切毫无察觉。9月4日，杨全宇飞渝，当晚即被速捕。罪名是：“现任官吏囤积粮食。”
了解到杨在成都结怨受屈后，审讯杨的军法总监部，其军法总监表示“深知其内情”，但初判有期徒刑五年，蒋介石说轻了，改判十年报批时仍说轻了，最后在改判十五年时，蒋仍不悦，亲笔改判“死刑”，并要立即执行。
据资料，按照当时公布的法令，囤积粮食数额超过1000石才算达到了死刑标准。蒋介石法外用刑的动机并不难理解，三国时期的官渡大战，曹操缺粮，为稳定人心，曹操给管放粮的小吏“商量”，“借你项上人头以示众”，蒋介石之所为不过效曹操故智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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