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花钱买和平的外交手段到底正不正确?

江东汪郎


对愤青们来说当然不正确,肯定得打啊,打到山穷水尽也得打,不然就太屈辱了,这种一根筋只知道跟人干架的想法可以理解,就算是赤子之心吧。北宋没打吗?人家打了啊,而且是主动打的,一打就打了几十年,宋太宗两次大规模北伐战争总计出兵三十五万精锐,跟辽国拼了老命了,但无奈的是当时的辽国不像以前的什么匈奴或者突厥,匈奴突厥都还是原始部落,而契丹人是强大的国家,匈奴首领叫单于,契丹首领人家是称帝,匈奴首领在草原上住帐篷,而契丹人在草原上筑城,所以不要老拿过去汉唐时期对抗游牧民族的历史去嘲笑宋朝,汉唐那是一个国家打一个部落,而宋辽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战争!



宋辽战争时,正好是辽国国力最强盛的时期,当时辽国在位的皇帝辽景宗和辽圣宗都是辽国出了名的明君,而且当时室韦人、突厥人、女真人、高丽人、党项人都是他们的藩属,从常理讲北宋根本不可能从他们手里收复幽云十六州。宋太宗两次北伐失败后,丧失精兵几十万,耗费了巨大的国力,已经基本失去了主动进攻的能力,宋辽之间攻守开始转换,此后辽军屡次南下时,北宋就只有防守的能力了,到宋真宗那会,辽军能直接从北京打到黄河边上,就算像某些回答里说的那样,当时的辽军在攻城时并不顺利,他们可能骑虎难下被宋军反击,但那也改变不了总体态势,就算不签订澶渊之盟,辽军被击退了,下次辽军再来,他们还是优势,下一次你还能保证把人家主帅偷偷射死吗?



宋史记载,宋辽几十年战乱后,中原大地十室九空,民不聊生;当时的北宋已经看不到通过战争收复幽云十六州的希望了,花钱买和平不仅是中原百姓苦苦哀求的,也是形势所需。给辽三十万岁币,虽然名义上不好看,但实际上绝对是北宋优势,双方开榷场,北宋的茶叶和布匹是契丹人的必需品,而契丹的肉类奶类却不是宋朝人的生活必需品,加工品和原材料之间的交换,经济强国和经济弱国之间的贸易,北宋绝对的优势,我看到有回答列数据证明北宋贸易并不占优势,看的好尴尬,这种事根本不用找数据,用脚指头想都知道北宋绝对是贸易顺差,而且是巨大的贸易顺差。



有人说北宋的白银产量本来就不多,给辽的岁币是很大的负担,我想说只要经济发达,只要有钱,缺白银这都不叫事,北宋海上贸易非常发达,如果真的缺白银,完全可以去朝鲜日本去东南亚进口,况且北宋每年给辽十万两白银,这个还是可以承受的,连进口都不需要。

最后,辽也是中国政权,契丹人也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宋辽澶渊之盟后,两国之间维持了百年和平,边境地区白发之人不识兵戈,交流密切。辽国,包括西辽,对汉文明也是极度的尊重和推崇,他们对中华文明向北方和西方的辐射做出了突出贡献,不应该再拿老眼光看人了。


北宋一书生




这个问题是几天前我的一位好友提的,没想到居然有那么多“专家”回答,也不知道大师兄是从那旮旯搜罗了这么些人,还一本正经地贴上了标签,本事!

友情提示,超长答案,慎入



南宋的写过太多,再谈谈北宋吧



1.澶州形势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

陈莹中的观点:宋辽战争形势已经明朗,宋军已经稳定住了防线,寇准在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才会鼓动真宗亲临第一线澶州

辽军连攻瀛州十几日不克,伤亡惨重,逾十数日,多所杀伤。契丹主及其母又亲鼓众急击,矢集城上如雨,死者三万馀人,伤者倍之,竟弗能克,乃遁去。获铠甲、兵矢、竿牌数百万~《长编.卷五十八》

辽军深入宋境,补给、医疗困难,这些都是影响士气的重要因素



辽军转攻德清,得手后直奔澶州,又踢到了铁板

契丹既陷德清,是日,率众抵澶州北,直犯大阵,围合三面,轻骑由西北隅突进。李继隆等整军成列以御之,分伏劲弩,控扼要害。其统军顺国王挞览,有机勇,所将皆精锐,方为先锋,异其旗帜,躬出督战。威虎军头张(纟英)守床子弩,弩潜发,挞览中额陨,其徒数十百辈竞前与曳至寨。是夜,挞览死。敌大挫衄,退却不敢动。~《长编.卷五十八》

辽军统兵大将萧挞览被射杀,对辽军整体士气更是一大打击

得到捷报后,寇准极力说服真宗幸澶州北城门,鼓舞己方士气,震骇辽军

既至,登北城门楼,张黄龙旗,诸军皆呼万岁,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敌相视益怖骇~《长编.卷五十八》

真宗御驾亲征的效果得到直观展显



其时,王超率大军在中山对辽军侧翼形成威胁,李继隆、石保吉分列大阵阻辽军于坚城之下,杨延朗(延昭)率兵抵契丹界破古城断辽军归路。(此据宋史寇准传与杨延昭传)

唯一让真宗担心的问题是王超没有按命令率军到澶州与辽军硬刚,坚持要在侧翼伺机攻击,再三严令下,王超仍然失期



就在这种情形下,双方议和了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

契丹人见宋方议和使到来,都禁不住喜上眉梢,殷勤地款待了宋方贵客,对议和一事作出了积极回应,双方议定

1.宋朝助契丹军旅之费每年银十万匹,绢二十万匹

2.各守旧疆,回到战前态势

3.双方皇帝约为兄弟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三十六》


仁宗宝元元年,宋定难军节度使李元昊称帝,建立西夏国,从康定年到庆历二年,宋军屡屡惨败。这时候,契丹人憋不住又跳了出来,要求宋朝归还关南十县

在增币还是割地的谈判中,宋方代表富弼提到了澶渊之盟,“若从诸将之言,北兵无得脱者”

富弼的话说明了一个问题,宋朝士大夫们在战后总结,当时的确是在占据优势的情况下,莫名其妙地作出了赔款议和的举动

辽兴宗和其他大臣没有反驳富弼的言论,证明当年宋辽战争具体情形如何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清楚



经过重熙增币,宋朝每年要助契丹“军旅之费”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

李元昊放弃帝号宋夏议和,西夏得到的压岁钱是银六万七千两,绢十五万匹,茶三万斤,细衣杂帛三千匹






2.岁币负担


~《宋史.卷一百七十九.食货下一.货财之制》

仁宗皇祐年间,收入一亿两千多万

这一亿两千多万都是银子?都是“缗钱”?教大家一个辨别伪专家的简单方法一一只要说是两银或贯钱的绝对是,没跑


这一亿多是由铜钱、铁钱、楮币、金、银、粮、绢、丝、盐、茶、布、竹木、草、木炭、柴禾……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加一块才有的数据,其中银、绢的比例很低,收入达1.4亿时,银也仅八十多万两,绢一百五十五万匹



大概算一算,澶渊之盟后,真宗要把银、绢收入的八分之一左右拿去发压岁钱

从仁宗庆历增币开始,北宋每年要把将近三分之一的银、绢收入拿去发压岁钱

有的“极简美学”是被逼的。比如我,绝对不会去买一百块一盒的香烟,我认为旱烟叶卷炮筒绿色环保,撒几粒白糖就是雪茄,这玩意极简



~《辽史.卷六十.食货志下》

北宋交纳的岁币是辽国收入的主要构成部分,出主意想办法迫使仁宗增币银绢二十万两匹的刘六符成为了辽国的英雄人物

敌既得金帛五十万,因勒碑纪功,擢刘六符极汉官之贵,子孙重于国中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三十七》

热烈庆祝辽夏从此由北宋养活






3.屈辱的“贸易”


~《辽史.卷六十.食货下》

宋辽贸易的主动权一直牢牢地掌握在契丹人手上,宋朝缺马,契丹人宁可马泛滥成灾也不会卖给宋朝一匹;宋朝人想吃羊,优质羊同样不会卖给宋朝一只

当然,马是战略物资,不卖马只证明契丹人并没有傻到把宋朝当哥哥。就如宋朝士大夫们,与契丹人打交道时满面笑容勾肩搭背称兄道弟,转过身必定称契丹为敌人

用羊这种纯消费品坑北宋大哥就实在说不过去了


~《辽史.卷六十.食货志下》

在宋辽贸易中,羊是大宗物资,宋朝皇室和士大夫们的需求非常大

契丹人专门选老羊和病羊卖给宋朝,契丹君臣觉得这样做蛮好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十一》

到神宗熙宁三年,每年从辽国买羊几万只,送到汴京时全是一堆发臭的羊尸,北宋每年因大量收购契丹老羊、病羊便要耗费四十多万缗



面对契丹人明目张胆的坑哥行为,宋朝人是如何看待呢?~《宋史.卷一百八十六.食货下八.互市》



好一派祥和景象,真宗特意叮嘱经办官员,加价购买契丹弟弟家淘汰出来的东西,一定要让契丹弟弟乘兴而来,满意而归

每年从契丹回流共四十余万(两缗只头匹),当然,银钱被放在首要位置,因为银子是来年又必须要发出去硬通货



这四十余万都是赚的吗?我想,任何一个脑子正常的人都知道,这玩意叫“进口”数

那么,宋朝在宋辽贸易中到底是赚是赔呢?
~《宋史.卷一百八十六.食货下八.互市》

仁宗天圣年间,榷场行政长官知雄州张昭远很不知趣地建议把宋辽贸易做一本清楚的往来账目,以便统计盈亏

仁宗仁厚地阻止了他这个愚蠢的想法,说道:宋辽贸易只是双方互通有无,不谈利益



通过岁币和“贸易”,宋朝白银、铜钱大量外泄,硬通货极度缺乏,只好发行纸币和铁钱弥补

而契丹弟弟赚得盆满钵满,吃得满嘴流油
~《宋史.卷一百八十.食货下二.钱币




我就纳闷了,宋朝君臣都故意使宋辽贸易成为一笔糊涂账了,九百多年后,这些顶着专家头衔的人是怎么算出来宋朝又把岁币成倍赚回来了呢?

弱势到沟里去了的一方,亏得连账都不好意思做,还赚钱

笑话!



即便如此,在熙河开边宋夏再次发生大规模战争时,契丹人毫不意外地又蹦了出来,要求与宋朝划界,宋朝毫不意外地又同意了契丹的要求

悉以所争地与契丹,东西七百里,议者惜之~《宋史.卷三百一十二.韩琦传》





实在打不过,给岁币、割地那是活该倒霉,但别忘了想办法拿回来一一那叫卧薪尝胆

明明能打得过,至少也是势均力敌,偏要抢着跪,跪着跪着,就上了瘾,成为习惯性动作,拉都拉不住一一那叫宋朝




为国钓鱼


宋朝花钱买和平,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北宋的军队除了太祖时期和太宗初期能打之外,其他时候就是一帮装备精良的仪仗队;而南宋的却又受到骑兵稀少、内部派系乱杂的因故对北伐有心无力。


一直以来,宋朝因为岁币这个问题被冠以积贫积弱的帽子,这个想法是来自钱穆老先生的思想。虽然钱穆老先生贡献很多,但是史学界的学术言论也是在不断发展的,在近20年的宋史研究工作中,钱老先生的言论已经被推翻大半,国内外各大学者也重新开始审视宋朝这个奇怪的王朝。

先说明一点,宋朝的皇帝除了太祖太宗,其他的似乎都有家族遗传病,基本上后世的皇帝都是性格比较软弱,少有强硬之人。就比如宋辽战争期间的宋真宗,其实辽国也到了强弩之末了,如果再拖下去,不指望宋朝能够什么一举打回去,但是收复被辽国侵占的土地是没问题的。但是真宗的表现很明显是非常厌战的,如果不是寇准力排众议强烈要求亲征,宋真宗很有可能就迁都南方了。即使到了战争转运期,宋真宗也是只想早早地议和,这也是遂了辽国的愿,最后双方的协议是北宋每年给辽国丝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


仁宗时期,西夏反叛,宋夏战争开始,此时的宋军依旧彻底失去战斗能力,基本上一直被西夏压着打,不只是兵将不知、疏于训练,就连军备也变得劣质。好水川之战的失败,让大宋彻底失去了打下去的欲望,而西夏也是因为国力有限,虽然屡战屡胜,但是国内“民甚愁困”,再加上辽国因为境内的党项人归降西夏而发兵问罪,李元昊无力两面迎战,也就同意了宋朝的议和,北宋每年给西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两万斤。辽国也趁火打劫到了额外的绢十万匹、银十万两。如此算来,北宋每年在岁币的支出上是七十万。北宋政府的年财政收入总额根据《宋史·食货志》、《包拯集》、《玉海》等记载平均下来应该在一亿六百零七万左右,可以发现岁币只占北宋总收入的1/150,看起来好像不多,但是北宋政府每年基本都是财政赤字,比如元丰八年,宋政府亏空九百三十一万七千三百。这么一比较,北宋的岁币对于政府来说就是一笔不小的的负担了。正是如此大的开支和负担,北宋的君臣一直在反思制度的正确性,也就有了后来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


但是就经济学理论来说,宋代的岁币制度间接促进了南北经济的均衡发展。因为西夏和辽国的生产力相对低下,而且北方物资总体比南方短缺,因此对于陶瓷这种奢侈品和铁锅这种新生的生活必需品,辽和西夏会从华北购买,宋朝的经济情况是南富北穷,税赋也主要是南方的,南方通常对北方没有什么必需品的需要,而北方则需要从南方收购粮食,购买布匹,这样经济就成了单向流动。辽宋、西夏宋之间的跨国贸易却弥补了这种北方经济的亏空,缓和了南北矛盾,当然这肯定不是宋政府的本意,而是意外的收获。



如果说北宋的议和是因为军事孱弱,没办法的办法,那么南宋的议和,就显得很荒谬了。南宋复国之处,军事上仰仗的是岳飞、韩世忠、吴阶、刘琦这样的将军所指挥的厢军,因为对军事指挥权的放开,宋军的战斗力逐渐上升,开始扭转了一开始对金国被动挨打的局面,在京湖战场开始了反攻。岳飞郾城大捷之后,金国精锐几乎被歼灭,宋金之间的军事水平出现了持平的局面,如果继续僵持,南宋恢复北宋的疆域也不是问题。但是宋高宗对于岳飞韩世忠这样的军事大员在边境手握重兵精兵十分的不放心,尤其是岳飞傻乎乎的参与了立储君一事,犯了帝王的忌讳,除掉岳飞、韩世忠等人的军权就成了首要之事。同时,金军的统帅金兀术也感觉到灭宋已经没了希望,故而像南宋抛出了橄榄枝,表示同意南宋归附称臣。这个提议与宋高宗一拍即合,于是高宗、秦桧、完颜粘罕开始秘密商议,最终促成了绍兴议和,南宋俯首称臣,岁币“

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两”。南宋只有半壁江上,而且军费的开支几乎不变,再加上近乎北宋的岁币,压力更是大的要死,故而南宋期间的起义要多于北宋。

后来宋孝宗隆兴北伐,但是经过高宗折腾之后的宋军战斗力又走了下坡路,因此在一番作战后,金军兵临长江,宋庭无奈,只能议和。只不过因为这次宋军对金军的气势也有所打击,故而屈辱程度比较低,岁币各减五万,地界如绍兴议和。再之后南宋展开了开禧北伐,但是情况不利,最后宋军全面溃败,韩侂胄被杀,史弥远卖国求荣,签署了嘉定议和。岁币又改增成了
三十万,宋金为侄子和大伯的关系,屈辱程度,亘古未有。

当然在嘉定八年,金军全面攻宋,史弥远迫于朝野压力,最终否定一切宋金和议,并与金国全面开战。一开始金军攻城略地,但是很快也败下阵来,所占土地先后被宋军收复,此时的金军因为迫于蒙古的侵扰,再加上财政窘迫,难以支撑战争,遂停止南侵,而南宋因为奸臣史弥远的消极防御政策,也没有乘势收复中原、光复旧土,南宋由此转向衰败。可以看到,南宋议和之多,令人惊叹,但是却有几次是荒谬至极,明明有胜利的希望,却被庸军佞臣给毁了。


人云宋朝自开国以来,农民起义和士兵起义不断,这样的王朝看起来根本不能算得上什么富裕的王朝,但是仔细想来,没有一次起义能够撼动王朝的根基,而且起义规模仅限于地方,很难连成片。加之现在史学界对于农民起义有了新的定义,也就是有明确的政治目标、有取代旧王朝的运动才称得上起义,这么一定义,宋代的暴动多为民乱和士兵哗变。民变的原因在于政府入不敷出,只能横征暴敛,所以广大民众的生活是比较辛苦的。但是即使这样,宋朝还没有灭亡,在于对不法之徒的严厉镇压和对多数难民的救助怀柔政策是离不开的。宋代的税收是根据土地来算,虽然宋朝土地兼并严重,但是你有多少地就得交多少税,除了皇族没人逃得开纳税这一项,可以说这是被现实逼出来的先进政策,政府的农业补助对象只有自耕农,佃农由地主负责,如果佃农因为生活不下去而发生民乱或是报官,跟他有租赁关系的地主就会被依法制裁。而且为了让百姓能够理解政府的不容易,大宋在全国各地开设书院,以教化民众,增开民智,可以说古典王朝中,宋朝人民的受教育程度是最高的,这也是造成宋代学术氛围浓厚的一个原因。另外宋代因为低级官僚工资低,大家都自谋生路,故而做官为商这不计其数,官民从商者之多,古之未有,这促进了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大量流窜到城市的流民可以通过做佣工来维持生计,这也是宋朝大部分地区稳定的原因。当然我不是我了说宋朝好而写这些,更多的时候会发现,一些很先进的制度,都是被逼出来的。



火器工坊


《打出来的和平才是真的,割肉放血买来的和平,终身都将痛不欲生。》

作者:冷清先生,个人史学成果,严禁抄袭剽窃。

战争与和平,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战争是解决争端的终极手段,战争是摄取利益的极端方式;战争是和平的保卫者,战争也是和平的破坏者;和平能够通过战争获得,和平也可以割地赔款得到;打出来的和平才是真正的和平,纳贡称臣获得的和平极其屈辱痛苦。纳贡称臣是解决争端的权宜之计,战争才是一劳永逸的终极手段。

公元960年,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取代后周孤儿寡母获得了江山。因为得江山不太光明磊落,赵匡胤总怕别人也学自己一样黄袍加身。第一步就是“杯酒释兵权”,解除诸多大将对军队的控制权。第二步,新的禁军制度规定带兵的将领不能练兵,练兵的教头、教师不能带兵,兵和将相互不见面。第三步,以文治国、文人领兵,剥夺武将的军事指挥权,由皇帝遥控指挥军队作战。

赵匡胤改革后的宋朝军事制度,几乎杜绝了领兵将领谋反的可能性,皇权极大的稳固和安全。但是宋朝的军事制度,是以牺牲军队的战斗力为代价的。宋朝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赵匡胤在统一江南、巴蜀之地时,由于是统一战争人心所向,还是进行的很顺利。但是一碰到大理南诏、燕云十六州,这些地方都牵扯复杂的历史问题,赵匡胤才干立马就卷刃了。

公元906年,朱温建立“后梁”,大唐灭亡。公元907年,契丹人耶律阿保机建立“大辽”,公元938年,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辽”。燕云十六州并非游牧之地,其居民主要是农耕的汉人。赵匡胤在宫廷设立一个宫室,用来收藏多余的钱赋,他说等到这个宫室装满银子的时候,就可以收复“燕云十六州”了。可是没等这个宫室装满钱,赵匡胤就驾崩了。

为了避免后周柴氏孤儿寡母的悲剧重演,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即位为皇帝。赵光义是个文人,并不大懂军事,他为了完成赵匡胤的心愿,于公元983年,派遣潘美、杨业、田重、曹彬、崔彦进五位大将分东中西三路,以东路为主再行北伐。宋朝军事制度的弊端,在这次北伐中暴露无余。东路军主帅潘美和杨业不和,“遥控指挥”“以文制武”的结果,东路军大败,杨业被浮,杨家将几乎全部战死,收复“燕云十六州”功亏一篑。

宋太宗临死并没有把帝位传给赵匡胤的儿子,而是把帝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赵恒后称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国大举入侵,寇准力排众议让宋真宗亲征。宋辽军在澶渊(河南濮阳西)会战,双方均有胜负,宋军稍占优势。宋真宗惧怕战败,不顾寇准的反对,力主宋辽和议。辽提出宋给辽岁银300万两,宋真宗的底线是100万两银,寇准给曹利用的底线是30万两银。

曹利用在和辽国谈判之时,采取了“移花接木”的招数,答应给辽岁绢20万匹、银10万两。辽国为什么接受了呢?因为,在唐宋时期,绢(丝绸)是硬通货,一匹绢(35米左右)可以换一匹马。绢(丝绸)是丝绸之路交易的硬通货,在长期的互市贸易中,35米绢(丝绸)可以交换一匹马,所以就用马的单位“匹”作为绢的单位了。市场价格:一匹下等绢,交换劣马一匹,价值七八两银;一匹中等绢,交换中等马一匹,价值十三四两银;一匹上等绢,交换一匹良马,价值二十多两银。


辽国是清楚马匹和丝绸的价格的,20万匹绢,上、中、下等都有,就按中等绢计算,每匹绢(丝绸)价值至少10两银,20万匹绢(丝绸)价值200万两银,可以交换20万匹中等马,总价值在200万两银至250万两银之间。辽国的要价是300万两银,经过双方“漫天要价、就地还钱”,辽国并没有吃亏。辽国每年的财政收入,最多也就是200万两银,至少要输出20万匹马。而宋辽达成的澶渊之盟,辽国每年获得20万匹绢、10万两银,这都是白给的呀!何不见好就收呀,何况宋朝并没有失败,如果长久对峙的话,辽国根本消耗不起呀!

澶渊之盟后,党项人也摆脱宋朝的羁縻,逐渐和宋庭对抗,李元昊经过对宋三大战役(延州之战、好水川之战、定川寨之战)的胜利,1038年李元昊建立西夏,1044年,宋和西夏达成“庆历合议”,宋每年给西夏岁绢15万匹、岁银10万两、茶叶3万斤,价值折合白银200万两。宋朝每年进贡的丝绸中,辽国和西夏除部分自用外,大量的丝绸运送到中亚,换取价值上千万两银的金银财宝,宋朝养肥了辽国和西夏。

澶渊之盟和庆历合议,的确换来了宋朝的畸形和平,的确对发展经济有好处,但是这种畸形和平的代价就是“剜肉饲虎”,不是宋朝更富裕更强大了,而是辽国和西夏更强大了,强大到宋朝再也不可能统一中国了,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新三国”时代。巨额的对外岁贡,压得宋朝喘不过气来,不断地加重对宋朝人民的税赋盘剥。北宋和平的代价就是,发展经济所得的红利,全部都进贡给了辽国、西夏。



根据元人脱脱等人主编的《宋史•食货志》记载,北宋初年的税赋收入是900多万石米,折合900多万两银。北宋中期最好的年份,财政收入为7600万缗,平常年份6300万缗。两宋时期,白银大量外流,各地多使用铁钱,铁钱一缗770文,4000文铁钱折合铜钱一贯,一贯铜钱(1000枚)折合一两银左右,5缗多铁钱折合银一两。北宋最好的年份财政收入,折合白银1400万两左右,平常年份财政收入折合1200万两银。

北宋每年养活军队花费780万贯铜钱,养活朝廷各级官吏花费480万贯铜钱,每年对辽国、西夏的岁贡,折合400万两银,北宋大量使用铁钱,财政收入年年发生赤字。北宋发行交子、会子纸钞,由于没有准备金,交子、会子大量超发,最多时达到14亿多,纸币贬值严重,一贯交子、会子,只能当十几个铜钱使用。北宋的纸币并非资本主义发达的产物,而是宋朝掠夺人民的产物。《宋史》记载朝廷以纸币结算的财政收支,某年实际收入1亿三千万贯,支出一亿四千多万贯。有人以此为据,说北宋年财政收入一亿多两白银。,这真是天大的笑话,贬值的纸币,一亿四千万贯,最多值银1000多万两。



北宋巨额对外岁贡,不得不加重对人民的税赋,苛捐杂税非常之多,无以复加。北宋的田亩税“一石米收一斗,一年收两次”,也就是十税二。北宋的人头税,也是历朝历代最高的,汉唐时期,每人每年收铜钱60文,宋朝初年每人每年收铜钱120文,以后逐年增加,到了南宋时期,每人每年收铜钱600文。南宋出现了“生子不举”的普遍现象,老百姓生了孩子以后,不敢养也养不起,就扔掉或者干脆溺死。

宋朝是一个很奇特的朝代,别的朝代都是到了王朝末期才出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可是宋朝从一开始就出现大规模农民起义。北宋初年993年,爆发李顺、王小波起义,南宋初年爆发钟相、杨幺起义。从宋朝建立到南宋灭亡,三百年间,爆发农民起义400多次,几乎占据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总数的一半。在宋朝三百年间,爆发万人以上的起义400多次,难道是因为宋朝富庶,人民生活的很幸福的体现吗?



北宋神宗后期,财政基本破产,不得不启用王安石变法。新法触动官僚地主集团的利益,神宗死后,司马光上台,废弃新法。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已经被巨额对外岁贡,压得喘不过气的人民,还要满足宋室统治集团的“穷奢极欲”。宣和年间,杨戬在山东征收“下湖税”,王黼、朱勔在江南搜刮“花石纲”,直接导致了宋江、方腊起义。外有强敌“虎视眈眈”,内有起义遍地的北宋,在维持了167年的苟安之后,在金兵攻破开封的“靖康之耻”中灭亡了。

康王赵构南渡,建立了南宋小朝廷,好不容易出来一个“擎天人物”岳飞。岳飞替南宋剿灭收编了太湖的杨幺起义,岳家军赶走了渡过长江的金兀术。岳飞发动的北伐战争,十战十捷打到了朱仙镇,不可一世的金兀术损失十万金兵,元气大伤的金国,提出了议和的建议,条件是“必杀岳飞”。赵构、秦桧之流,觉得机会来了,只要能保住“赵宋皇权”,以“莫须有”的罪名冤杀岳飞在所不惜,割地赔款又有什么了不起呀!

宋金合议,南宋每年给金国岁绢25万两,岁币银25万两,折合白银300多万两。这么多的财富送给金国,不能用这些财富养活军队,抗击金国恢复大宋的江山吗?宋朝皇室给人当孙子当习惯了,宁可憋屈的活着,也不愿意壮烈的死去,保住苟延残喘的赵宋皇权,那可是赵构的第一要务。北方沦陷区的百姓,算什么东西,赵构连他爹、他妈、他哥都顾不上,财富算个什么东西,反正都从老百姓身上榨取的。

一个不思进取苟安了300年的宋朝;向辽、西夏、金、蒙古巨额岁贡了200多年的宋朝;把年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送给列强的宋朝,你相信它是当时世界最富庶的国家吗?纯粹就是扯淡,吹捧宋朝的宋粉们,每年把你们家的四分之一收入,送给欺负你的人,你们家还能富裕的过日子吗,不要自欺欺人了。生活在宋朝的人们,宁可当强盗山贼,也不愿意种地纳粮,是因为宋朝很幸福吗?生下孩子都养不起的宋朝,真的是繁荣昌盛吗?

冷清先生写完了,如果你觉得说的对,烦请给我点赞加关注。如果你觉得我说的不对,那你就来骂我吧,拿出你的知识来和我辩论,看看你能不能驳倒我。


冷清先生


宋朝花钱买和平的外交手段究竟“正不正确”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从不同角度看,从宋朝的不同时期看,得出的结论,很可能都是不同的。因为历史就是如此复杂,我们需要把握它的不同面向,才能更为准确地认知历史。

北宋时期:一笔比较划算的买卖,正确性多于不正确性

宋辽战争在经历过赵光义时期的两次宋方重大失败后,其实一直处于不尴不尬的僵持与小幅度袭扰战的状态,即便檀渊之盟前的辽军南下其实也是一次很“僵硬”的南侵,只是一次声势浩大的亲征级袭扰战。宋辽双方都有点摸不清对方的底牌,这才半推半就地达成一个檀渊之盟。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檀渊之盟,其实还是很划算的一笔买卖。无论宋朝还是辽国,一个是立国将近百年且面临内部权力争斗(辽圣宗还没有亲征)的幽燕东北地区政权,一个是立国将近半个多世纪且长久丧失幽燕屏障的中原政权,宋辽双方在军力上都已经远远没有立国之初的那种锐气了,辽国也就顶多能在塞北欺负欺负党项与高丽,宋朝连个党项都打不过。

而且檀渊之盟所交付辽国的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在北宋平均每年约1200万两的财政收入面前,也就1%的占比,实在算不上什么【加重负担】。如果不通过这10万两、20万匹区买和平,以北宋养兵的浪费德性,光是每年的边防军费就得占到财政收入的30%-40%,毕竟北宋光是养中央禁军和西夏边防军就已经是“天下钱粮半数养兵”了,考虑上宋辽之间几乎无限可守的防守难度,估计上一个30%-40%的防辽军费占比也不足为过。这样算下来,其实反而是连年北伐辽国更费钱一些,更加重财政负担。

我们如果非要把现代人脑海里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安排”到北宋人身上,那北宋这样搞檀渊之盟,确实是不符合我们现代人脑海里的“正确”。但,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的为北宋时期的人好好想想,就会发现,其实反而是檀渊之盟这种划算手段远比连年作战更不会加重北宋的负担,其实反而是对当时之人更正确的一个选择。

更何况,檀渊之盟约定宋辽双方是兄弟之国,在理论上是平辈的,远比石敬瑭、赵构之流降辈跪舔要强得多。宋辽之间充其量也就是恢复到南北朝并尊而已,并没有在国格上通过贬低一方的方式抬高另一方,所以倒也算不得太过屈辱。

当然,如果我们从军事战略的角度看,北宋不能收复燕云十六州,使得汉唐帝国时期的燕山、阴山防线始终处于北国腹地,使得自己的北部防线始终存在正面缺口,确实是一个无可奈何的战略不正确。

南宋时期:赵构秦桧突破底线的花钱买和平确实是极其不正确的选择

赵构与秦桧这对狼狈为奸的君臣,在南宋军队(尤其是岳飞所部精锐)有能力打回黄河甚至迎回二帝的情况下,为了皇位与相位的专权私利,不惜在金国面前不再自称皇帝,直接向金朝称臣纳贡,虽然进贡的15万两白银与25万匹绢,比起檀渊之盟来说也没多到哪里去。但,不仅南方刚刚遭遇金兵侵掠打击,南宋也已经丧失了大半国土,而且最关键的是【称臣纳贡】,直接把汉代以来华夏文明中原政权主宰东亚的朝贡体系拱手让出,这可是当年的南朝都没有干过的事情,这在中国古人的意识形态中,绝对是一次严重的斯文扫地之行径,是对古人心目中的华夏国格的严重贬损

即便我们从非常功利的战略视角上看,赵构秦桧放弃了岳飞所部、韩世忠所部、吴玠吴璘所部在东、中、西三处战线上的巩固与进取,错失了女真人还不大想直接统治黄河流域的大好时机,使得南宋政权错失了至少把国界推到黄河沿岸的可能,为日后的南宋立国造成了极其被动的防守局面,这在战略上也是极不正确的。

综上,北宋的檀渊之盟及其后续宋辽和议是一系列正确性大于不正确性的选择,南宋的绍兴和议及其后续宋金和议则是一系列不正确性远大于正确性的选择,甚至可以说是在各方面都极其不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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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鲲


先说结论,肯定不正确,这是战略性错误。高祖有白登之围,日后才有卫霍之能。唐王有灞桥之辱。而后才有天可汗之威。汉唐都有暂时的战略退却和求和,但目的是为了日后的战略反击。而两宋却始终把花钱买和平贯彻始终,实在是最大的失败和窝囊。

两宋之所以如此,首先就是两宋的体制所决定的,

既守内而虚外,防范武将造反是两宋的第一要务。这就在事实上造就了两宋在‘’国际‘’问题上的软弱和在措施上必然采取守势。但长期采取这样的手段,习以为常软骨病就形成。两宋以文制武也无法取得战争的胜利和难以产生百胜名将。

两宋的和谈是一辈不如一辈,宋真宗时期不过花费不过30万,宋居长,辽居次。仁宗的时候就涨了,还多了一个西夏。越往后越不如,直到亡国,可见花钱没有任何用处,只是勉强维持边境不生事而已,两宋的行为好比鸵鸟政策。眼不见为净。两宋的士大夫看似正义凛然,为国为民。实际上不过是窝里横。对皇帝慷慨陈词。不惧君威,对农民起义全力镇压。对外很软弱,因为他们知道,辽国,金国不会听他们的,会真打。

好比一个男人在家里打老婆孩子,出门对同事老板屁都不敢屁,就是一个夯货。幸亏大宋有钱。没钱也许好点。两宋是士大夫的乐园,但绝非武将的舞台。

可以一时忍让,但不能无节制地忍让,更不能永远甚至花钱买平安,是实在是两宋的奇葩策略和准则了。两宋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他支出小于成本。但‘’国与国‘’之间的计算不是这么算的,宋辽百年和平既麻醉了宋,也陶醉了辽,成事却是大金,金国灭宋不过两年,兵马不过两万。奇怪的是宋和金都没有吸取教训。导致历史的再次重现,还是那就话,花钱买不来和平,忘战必危。


两宋的富裕是指士大夫和官绅,岁币自然是百姓出,两宋的农民起义是最多的,只不过大宋运气好而已。两宋是最无能的王朝,仅仅比两晋强一点。即便如此,西晋还统一华夏五十多年。宋代自宋太宗开始疲弊一直到亡国。换句话说,自打澶渊之盟开始就注定了两宋都亡于外的结果。

我是清水空流,历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关注和点评。


清水空流


有些事情矫枉过正后的结果也是不太美妙,比方说宋朝。


花钱买和平在强盛的汉朝和唐朝都干过,不但花钱,还送人。公主和亲就是又给钱又给人,只要求塞外的民族在塞外安安生生放牛放羊别闹事就行。


汉唐没有被诟病过,原因是啥?

是因为汉唐的和亲政策就是权宜之计,当下腾不出手解决边患,为了让你不闹事。我可以送公主去和亲,可以给你金银财帛。但是中原王朝一旦国力强盛,如果那些塞外之人还是喜欢闹腾不听话时,中原王朝就会悍然出兵用拳头让对方乖乖听话的。


霍去病的封狼居胥,薛白袍的长歌入汉关,都是天朝对不听话的蛮夷的一次惩戒:


小朋友不听话 该打打屁股了。


宋朝则不是,宋太祖夺了柴荣的江山,吸取了唐末诸侯割据,武人频频改朝换代的教训,自从杯酒释兵权后,武将就成了宋朝重点防范的对象。


大宋朝皇帝宁可相信宦官都不相信武将。


所以掌握军队的枢密使或者是啥都不懂的文官,或者是啥都没有的太监。


书生误国,宦官乱断。

靖康年间金兵第二次围困京城汴梁,时任枢密使的孙傅竟然相信神棍郭京的话,给了他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布六丁六甲大阵,用神术灭金兵。


在金兵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孙傅下令撤去城头守军,大开城门,让七千多市井无赖组成的神兵去对抗金人的精锐甲兵,真的是用鸡蛋去碰原子弹,七千多人被金兵刀砍斧剁的秒了,坚若磐石的汴梁城也诡异的被金人拿下了。


正是宋朝对武人的天然不信任,导致了他们无力对外用兵,就是对外防御战,如果遇到懂兵法的文官还好,还有一战之力,但是像范仲淹,像李纲,这样的牛人毕竟凤毛麟角。


很多文人当政的情况是纸上得来终觉浅,一落到具体事情上就显出了书生的柔弱。比方靖康年间很多官员在朝堂谈起议和来夸夸其谈,大有诸葛亮舌战群儒的豪气,但是让他们去金营送个信则吓得瑟瑟发抖,见到金人统兵大帅连一句整话都说不利索。


战斗力渣,对武将像防贼,大约宋朝也只有花钱买和平这一条路了。


反正大宋很是富庶的,这点钱花出去还能很快挣回来。


不过花钱有时候也有风险,碰到金人或者蒙古人,他们崇尚我的就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看不上宋朝给的那点议和的小钱,憋着端锅毁灶的主意,这时问题就大了,宋朝打又打不过,逃也逃不掉,只有灭亡一条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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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薛白袍



薛白袍


苍茫大地认为宋朝的这一极端错误的。

一、光靠银子、丝绢是买不来长期和平的,只能撑大外敌的胃口。

二、在外敌太强大时,死打硬拼仍不能克敌时,临时用和亲等政策可以理解,但这只是为本国励精图治赢得时间,绝不能苟且偷安。

汉初白登之围后,大汉从高祖数代曾用和亲之策,但大汉列代掌门都深知大汉初创,国弱民贫,又无骑兵,所以他们学兵仙韩信忍了一时胯下之辱,连匈奴单于公然挑衅,要大汉第一寡妇吕雉改嫁于他,吕雉尽管怒火中烧,也只是婉拒了事。但大汉是有性格的,等文景之治后国力强盛、军力强盛,武帝刘彻就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与匈奴决战的责任,卫青、霍去病成了汉民族的英雄!汉成了一个民族的共同的姓!

三、北宋用金钱、玉帛买得边境暂时安宁,全国纸醉金迷、醉生梦死,最终应了老话:忘仗必危,忘仗必亡!

宋辽签订澶渊之盟后,宋辽当家的如《皇帝的新装》中所说的:每个人都有说不出的快乐,两国都忘记了战争,结果金强大了,狼子野心,三下五去二先后灭了辽宋两国,文艺皇帝宋徽宗的妃子、女儿成了金国人泄欲的工具,徽宗头顶一片呼伦贝勒大草原,自己在金国当牛作马,被折磨至死!史称靖康之耻,国灭生死,老赵家几代作逆啊!


苍茫大地顾炜斌


从军事角度讲,弱宋采取募兵制,号称100万军队,其实废人居多,募兵制不像以前的府兵制,府兵制是“兵农合一”,军队可以屯田,粮草可以自给自足,而宋朝募兵100万,都是招募各地饥民,为混口饭吃加入军队,打仗时候只懂跑路,不打仗就吃军饷,宋朝还大兴科举,并且录取条件为历朝历代最宽,造成“冗官”现象,宋朝一年要花大量金钱供养历史上最庞大的公务员体系,和吃军饷的所谓军人,搞笑的是宋朝农民起义400多次,也是历史之罪,所以科举制和募兵制不但不解决农民起义问题,反而加剧了农民起义的念头,因为公务员,军人越多,财政负担越大,最后都转嫁到宋朝百姓头上。

宋朝人种田十税二,为历史之最,还有最高的人头税,全国各地新生儿被抛弃或被亲生父母淹死的不计其数,现在中国人谈到宋朝就傻乎乎地对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瞎研究,研究出宋朝GDP占世界80%的可笑结果,其实宋朝就是因为财政负担太重,才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宋朝的所谓GDP也是用纸币的面额来算,这种纸币跟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出来的纸币完全不同,他纯粹是政府搜刮民脂民膏的工具,如果按照纸币面额算GDP,国民党当时金圆券计量,中国GDP翻美国几个跟头了。

就是这样一个虚假繁荣的宋朝,军队只能防家贼,而不具备拒外敌的能力,北方少数民族都是马上民族,往往一万人军队即可全歼宋军十几万人,靖康之耻以后,那个难逃到南方偏安一隅的败家皇帝康王赵构,臭名昭著的秦桧,在年轻时候曾经都是血气方刚的主战派,在宋徽宗,宋钦宗被俘以前,金军要求宋朝送一个皇子当俘虏,年仅19岁的赵构自愿赴死,没想到因为赵构文武双全,在金军帐中变现出令金人难以置信的“不怕死”,并怀疑这人是将门虎子冒充皇子来当俘虏,就把赵构给放回去了,由此可见宋高宗赵构年轻时候其虎虎生气不输于岳飞,韩世忠等。

但是赵构亲自坐上皇位以后,见识过真正的宋朝国政以后,开始变成一个一见金人就跑的跑路派,而年轻时候的主战愤青秦桧,当了宰相以后又转为主和派,所以在当时的局势下,主和应该是一个成熟政治家所应该有的主张,宋朝100万废渣,骑兵甚少,日行军几十公里,所到之处“御敌无方,扰民有术”,因为行动力太慢,所以要吃更多的粮草,每次打仗即消耗国力,又基本打不赢,所以在战略必须边打边撤,以时间换空间,借助于南方丘陵地,山川河流,敌方骑兵不能纵马驰骋,时不时搞个偷袭才能捕捉战绩,岳飞就是靠偷袭金兀术而一战成名。


李敖接班人野兽


宋朝在短期内花钱买和平的手段是完全正确的。这不仅减少了军事上的花费,还的确给宋朝自己争取了足够长的时间去休养生息。但这话在后世人看来就是政治不正确,所以很容易被打成宋朝贫弱的根源。

在宋朝历史上,前后三次出现过与外部势力达成的和平协议。

包括对辽国的澶渊之盟、对西夏的庆历和议以及后来对金国的绍兴议和。三次协议都规定了宋朝需要向对方缴纳岁币。其中即有金银这样的贵重金属,也有茶叶和丝织物之类的贸易货物。这些举动也被不少人下意识的认为是宋朝积贫积弱的重要因素。


然而,如果稍微知道下宋朝每年的具体产出和花费,就知道类似的合约虽然看上去吃亏,其实还是比较符合宋朝人自己胃口的。因为宋朝就是在和平时期,每年供养庞大军队和各级官吏的花费,都远远超过了这些贡赋。

如果宋朝不是及时停战止损,以其孱弱的军事实力是无法继续抵抗下去的。虽然在当时,往往会利用占据的稍稍反弹来作为和谈时机,但在根本上是宋朝自己已经有了无法打下去的预判。所以,后世盯着这些岁币不放的思维,根本上来说是刻舟求剑。


此外,很多人都会有意无意的忽略掉这类协议中的一个内容:开市贸易!基本上,随着战争的结束,宋朝在边境上就恢复了同对方的正常贸易。哪怕贸易的大头是朝廷办的官营机构垄断,但也是为国家赚取了不少收入。辽国、西夏和金人,都没有因为自己是战胜国而在贸易上漫天杀价,一切还是按照市场协商价格来的。这些收入,大体上都能填补岁币损失,甚至还可以倒赚。


所以,仅从结果方面来看。宋朝花钱买和平的策略是完全正确的。

真正让宋朝积贫积弱的原因,恰恰不是外力而起自身的设置问题。宋朝为了自己的稳固统治,将官僚队伍扩增到古代世界的最高值。尽管很多职务本身并无必要,但可以成为监视和牵制同僚的因素。当然,朝廷也就需要为这些人提供俸禄。


类似的情况在军队中也同样存在。大量的地方精锐被抽调到中央做禁军,而地方上为了维持基本的防务需求,还要保持数量不少的厢军队伍。结果自然是当兵吃饷的人口越来越多,但战斗力却不断被平均下去。而在中央的禁军规模尽管庞大,却不能及时赶往战区。必须在和平时期就频繁调动。这些时期也都是需要花钱的。


结果是宋朝的财政一直非常紧张。应对方法就是古达版的货币超发,即发行数量更多但成色不足的货币。且在日常经济活动中,只准使用铜钱,而不准贵重金属流通。黄金和白银都被朝廷垄断后储藏,以备不时之需。这就是宋朝积贫积弱的原因。

最后,让宋朝的花钱买和平政策破产的还是宋朝人自己。

每当他们察觉到北方的情况有任何风吹草动,就会单方面撕毁合约,并选择军事行动。辽国末年,和女真一起南北夹攻就是一个典型。之前屡次封锁西夏,并尝试军事包围策略也是同一种思维模式的产物。就是金国灭亡后盲目的端平入洛,同样如此。


这些军事行动的特点都是用自己的一厢情愿,却替代对时局的认真了解。平日里就缺乏正确的认知,出事后又异常冲动。不仅用掉了远高于岁币的军事花销,还给自身的安全环境带来严重威胁。反过来又要进一步扩军备战,增加国防支出。当然,如果再算上因此丢掉的新土地,那么损失就更加不可估量了。


因而,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花钱买和平”是宋朝外交历史上做出的最优化选择。每当宋朝人主动打破这种优选,结果就是更多让他们自己都难以承受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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