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宗绝对不是昏庸之辈。安史之乱刚爆发的时候，代宗已经30岁，跟着父亲颠沛辗转，在平叛的艰苦斗争中，一直在前线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虽说这只是个挂名的头衔，但无论如何这样的实践经验也是那些长于深宫妇人之手的弱主很难具备。
在登基前冷静地置身于张皇后的政变之外，登基后不动声色拿下权倾一时的首宦李辅国，而且整个过程平稳顺畅，政局基本没有受到影响，再加之其后又顺利清理掉程元振、鱼朝恩几个大太监，尽管像吕思勉先生评论的“代宗颇阴鸷”，但对付那些阴森森的公公们，或许只能是比他们更阴鸷才行。
不但在对付太监方面很有心得，代宗也善于整个政局的重建工作，一上台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给他爷爷他老爸两代人同时下葬，这事上代宗没有搞什么形式主义铺张浪费，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因陋就简，赢得了舆论的普遍支持。
同时对于前朝一些有影响的冤假错案给予大范围拨乱反正，像在开元年间被唐玄宗冤杀的原太子李瑛等人以及他们的家人，都很快被恢复名誉拿到补偿，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让人们看到了新主复兴的决心，对于振奋人心和团结大多数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经济领域，代宗继续起用第五琦（“第五”是复姓）、元载、刘晏等经济专家、敛财能手，着手对几近崩溃的财赋制度和漕运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尝试着将财税大权重新收回中央政府手中，以保证整个国家事务的正常运转，这一点以后也会专门分析。
但是，即便如此，代宗以及那个时代所有的人可能都还没有意识得到，复兴之路会是如此艰难如此漫长，以为收复了两京、传首了叛将的首级，局面就稳定了大家又能回到过去的歌舞升平了。
“唐室复振，理实非难。然终于不振者，则潜伏之乱原太多”，安史之乱不是一场简单的军事叛乱，它将整个唐帝国之前隐藏的深层次矛盾统统激发出来，它引发的是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
旧房子崩塌，然而肯定已经不可能在原址上复建一座一模一样的新屋子，只能收拾一些旧建材，但设计师们还得另起炉灶。在这样的复杂情势之下，就不是单凭哪几个人的个人才华和能力就能简单应付得了的，哪怕这个人是秦皇汉武还是唐宗宋祖。事情还得一步步来。
充满细节的历史往往相当复杂，比如，以前我们很少会注意到的史思明父子矛盾，有研究已经发现，史思明之所以想以留守范阳的小儿子史朝清更替在前线作战的大儿子史朝义，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朝清他妈辛氏的娘家家族-范阳辛家，正是当地很有势力的地方豪族，朝清的几个舅舅也都担任着镇守后方的重任。
史思明动了更换接班人的念头，很可能就是出于稳定自己后方扩大政治联盟的现实需要，而不是像后人所简单地认为的宠爱小妾之类的那样，只是这个计划过早被走漏风声，而且大儿子在军队中的实力也不可小觑，才导致在前线父子相残相杀。
史朝义掌控叛军的这一年，也并非只在那里吃喝玩乐花天酒地，这个人还是有些本事的，比如非常大胆地前去联络唐军的旧盟友回纥，要不是政府方面及时发现，外交部门的官员力挽狂澜，一旦叛军和回纥联盟真正得以实现，那么后果还真不好说。历史进程充满着各种偶然性，当然最后失败者往往都会被钉上历史耻辱柱，成了杀父叛君的畜生王八蛋了。
史朝义向北逃窜，结果连老根据地都没能回得去，只能半路上无路可逃自杀了事。史朝义一死，八年的安史之乱算是结束了。真的结束了吗？我们知道，史朝义自杀的的时候，身边已经只剩下寥寥数人，那么那数十万的叛军都去哪里了呢？当然不会说放下武器回家种地，除了一些已经在各种战役中丧命的以外，叛军的真正主力，都已经跟随着一大批安史原来的手下将领望风投降给了政府。
而唐政府方面又没有进一步清剿或者说消化掉这批叛军的实力和能力，为求局面早日安定，只要是愿意投降的统统接受，并且原地原建制就地安置，既然条件这么优惠，叛军们当然就不再会跟着史朝义去送死了，投降政府反倒成为了最佳选择。
这就好像是20世纪20年代，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了吗？成功了，至少大家都打起了青天白日旗，但桂系还是桂系川军仍旧川军，而且大家手里还都是有枪的，整个形势只能是先暂时如此，寄希望于中央加快重建的步伐增强力量，然后再一步步理顺各种关系，这是一种极为脆弱的稳定，但是也没有其它更好的办法了。
在投降过来的叛军中，以河北地区（今黄河以北）的几个阵营实力最为雄厚。薛嵩被任命为相、卫、邢、洺、贝、滋六州节度使，控制河北南部；张志忠（后赐名李宝臣）为成德军节度使，统恒、赵、深、定、易五州，控河北腹地；田承嗣为魏、博、德、沧、瀛五州节度使，控河北东部（包括今山东北部）；李怀仙为卢龙节度使，继续控制河北北部。帝国农业、经济最发达、人口最繁密的河北地区就统统落入了地方军阀手中，这几处地方此后也纷纷发展壮大，成为了著名的“河朔三镇”。
代宗的这一“姑息”政策，屡屡被后世所诟病，认为正是没有及时拔草除根才留下了重大隐患，但是也正像我们前面所指出的，这是形势所迫，以当时政府方面的军事实力和财政情况，要真想通过战争根本解决问题，不说八年，就是十八年八十年都未必能成功，后人的指责未免显得过于苛刻。
不但投降过来的叛军的向心力成问题，就是随着战争进程逐步壮大了自己实力的一大批地方将领的忠诚度都不好说，而这样一批手里有兵的新军阀如今也正驻扎在河南、淮西、山南几个帝国重要的核心区域，担任各种节度使。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局面一点也不比史朝义自杀之前要轻松多少。
事情还不仅如此，就在当年的七月，代宗发布诏书下令大赦天下改元广德，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番与民更始的时候，边境突然爆发了几乎灭顶的危机。如今帝国的边境可不再是当年的西域或者三受降城那样遥远地区，而就是在长安西边不远的河西、陇右了，“十月，吐蕃寇泾州、过邠州，上始闻之”。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原来担任防御吐蕃重任的河西、陇右两节度使大军纷纷回撤关内参与平定叛乱，西边也一下子门户大开不设防。
广德元年（763年）吐蕃的这一波入侵来势十分凶猛，目标直指首都长安，先是围攻泾州（今甘肃泾川），刺史高晖投降，引导敌军深入关中，没几天的功夫吐蕃军就过邠州（今陕西彬县）、下奉天（今陕西乾县）、武功（今武功县），直逼长安，“京师震骇”。
唐代宗给打了个措手不及，“上方治兵，而吐蕃已度便桥，仓卒不知所为”。好在代宗也算是打过仗的人，没有惊慌太久，下诏命儿子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前去咸阳抵挡一阵子，而自己则于丙子日“出幸陕州”，向东逃去了今天三门峡一带。古人好面子为尊者讳，逃跑不直说逃跑，而是说“幸”什么地方，“出幸陕州”就是逃命去了陕州，长安又一次沦陷而且还是陷于异族。
好在占领了长安的吐蕃军队没有呆多久，15天以后就撤出了长安城。史书上说吐蕃的撤军主要是由于郭子仪等人的抗击，但当时已经第二次离开朔方军节度使工作岗位、赋闲已久的郭子仪，手上并没有多少可用之兵，当然不是吐蕃对手，现在更多学者研究认为，撤军的主要原因还是藏族同胞不太习惯关中的气候和过浓的氧气，引起了疾病发作身体不适，才在抢掠了一番之后扬长而去。
唐代宗一行人出了长安城，一路东逃相当狼狈，到了华州（今陕西华县）地界“官吏奔散，不复供拟，扈从将士不免冻馁”，大家已经开始吃不上饭，眼看就要有哗变的可能。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大太监鱼朝恩及时出现，率领着神策军从陕州前来救驾，“上乃幸朝恩营”，代宗就住进了神策军军营，一路去了陕州，还是自己的太监比较可靠，神策军也就此登场。
神策军原本只是一支千余人规模的地方小部队，天宝十三载（754年）由哥舒翰所创建，驻扎在陇右洮阳郡，负责防卫吐蕃。安史之乱后，在兵马使卫伯玉的带领下，受命回到关内参加平叛，但由于这支军队实力有限也不是大家的嫡系，所以并不受重视。
但是当时正在前线出任“观军容使”的宦官鱼朝恩倒是发现了这么一支小部队，一直就带在身边成了自己的武装力量，相州之役、邙山之战，我们都可以看到鱼朝恩在哪儿神策军就在哪儿，而这一次神策军又跟着鱼朝恩救驾有功，并且在当年十二月，一路护送代宗返回长安，可谓是立下大功。
吐蕃入侵、长安沦陷，对于代宗来说是一个意想不到的重大打击，虽然出逃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影响十分恶劣，首先就是暴露出了长安的地缘危机已经十分显著，外族随时可能入侵，这就不得不派重兵防护西北门户，无疑本来就不足的兵力又要被重新分配；
其次，中央的虚弱直接展示于天下，各路刚刚投降过来的河北叛军当然都看在眼里，中央权威进一步下滑；而更令代宗担心的一点是，在自己出逃期间，屡次诏书各路军队勤王，但手握重兵的李光弼、仆固怀恩等朔方将领很明显地以各种理由拖延、观望。
中央手里不能掌握一支像样的武装，所有复兴大业的梦想都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在认清了这一点之后，代宗率领着神策军回到长安，立刻以鱼朝恩为神策军正式统帅，迅速扩军，逐步将一支地方军改造成为了中央直属的强大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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