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祿山的成功根本在於唐朝自身的制度缺陷

一直以來盛唐的衰落是中國人心中永遠的痛,許多歷史學家分析了諸如黨爭、宦官、流民等導致唐朝滅亡的因素,但是基本公認安史之亂才是導致唐朝由盛轉衰的節點。

許多人認為這是唐朝的民族政策出了問題,因為安史之亂的主力干將是以胡人為主的,那麼事實卻是如此嗎?我們揭開盛唐時期的體制面紗,推演下如果安祿山是一個漢人,能否忍受得住體制漏洞帶來的誘惑。

安祿山能夠做大皆因唐朝行政體系

“開元之治”這是盛唐繁盛的標誌,也被不少人認為是唐朝乃至全中國最輝煌的“盛極”時期。但是在中國古代社會的高速發展意味著人口的暴增,但是人口的增加意味著中國歷史上常見的人地矛盾開始凸顯,隨著均田制的流產,無處可去的流民們大量投身軍旅以求謀生之路,這直接導致了職業募兵制的產生。①就像歷史上的古羅馬一樣,當公民兵開始轉變成為職業部隊之後,其效忠對象就開始由抽象的國家轉變為實體的將領和藩鎮。這給了“安祿山們”以機會。

安禄山的成功根本在于唐朝自身的制度缺陷

安祿山的成功根本在於唐朝自身的制度缺陷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這是每個中國人耳熟能詳的諺語。在府兵制時期,唐朝的法律是把徵收的糧食統一放置到倉庫裡,需要的時候由國家統一分配。隨著府兵制度的崩解,唐軍主力換成了“募人”,其糧食的來源主要為軍屯和調配的正租。到了玄宗時期全國的鎮兵已經達到了49萬,而戰馬達到了8萬③。僅僅是戰馬,每年就需要消耗的糧食898.91萬石④,過於巨大的消耗再加上漕運時不時地阻斷,讓長安選擇將越來越多的權力下放到地方,藉以節省開支⑤。安祿山這樣的藩鎮將領因此擺脫了中央對地方軍隊最大的一道鉗制。

僅僅解決糧食的問題自然是不夠的,“錢糧”是放一起的,士兵除了吃喝外自然也需要工資,立功者也需要賞賜。這就涉及到了安祿山和其他藩鎮決然不同的一點。此時的唐朝對藩鎮依舊是有極大的控制力的,體現在財政上就是藩鎮所需要的開支全部是中央審核批准的。

偏偏安祿山非常得寵,他要什麼,皇帝就給什麼;又因此得以身兼河北採訪使等掌握地方重要權力的職務,集中了行政和軍事的權力於一身,在兩套系統之內都有足夠的權力。當其成功將行政、軍事、監察權融合起來的時候,一個“國中國”就形成了。

河北的胡化給了安祿山契機

不過作為一個地方政權,再強也不能和中央比消耗,安祿山的部隊僅僅只靠破產的農民是不夠的,當他們在戰場上被消耗掉之後,後繼乏力的他只有死路一條。一個充足而且善戰的兵源就是非常重要的了,這就牽扯到了唐朝的民族政策。

唐太宗就說過“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從兩唐書統看,唐朝從武德年間開始,就把河北作為安置歸降胡人的重要地點,河北遂為北方各民族匯聚融合之地。從高祖武德年到玄宗天寶時,“自燕以下十七州,皆東北藩降胡散諸處幽州、營州界內,以州名羈縻之,無所役屬”⑥。

這麼多的胡人,自然要有用武之地才是。

於是玄宗聽信李林甫“不如用藩將,彼生而雄,養馬上,長行陣,天性然也,若陛下養而用之,使必死,夷狄不足國也”⑦。

安禄山的成功根本在于唐朝自身的制度缺陷

李林甫的建議一向被認為是安祿山坐大的重要原因

募用外族人的胡人為兵,對於唐朝上下而言,比本土的漢人相比有著太多的優勢。對於皇帝來說,一個漢人的士兵作為農家子長大,需要將其訓練成為一個弓馬嫻熟的戰士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這意味著大量糧餉的消耗。這無疑是對國家的財政很大的負擔。就如同今天所有的企業主都希望招募可以直接上手的老工人一樣,唐玄宗也希望能夠有一隻經得起消耗,戰力強又成本低的部隊。這麼算下來胡人無疑要比漢人划算得多,自幼習練弓馬,數量也算充足。

對於李林甫來說,胡人最好是漢話都說不太好的胡人--沒有漢人這麼多道道,他們除了自身的勇武什麼都沒有,離開了唐帝國的供給,他們什麼都不是。當兵是這樣的胡人最好的出路,他們積極性比漢人高不說,對於漢人特色的政治他們似乎也不甚瞭解,不像漢人的世家門閥,他們在朝廷中也沒有什麼根基,全靠政策當兵。這樣,就算出人頭地,也不會像漢人那樣更進一步出將入相,這樣就很難威脅到當朝宰相李林甫個人的地位,也不會做大為門閥權臣之類,威脅到李家的天下。所謂“於‘公’於私,都是積極好的主意”,也就難過唐玄宗從諫如流了。

客觀來說,這樣的政策本身並沒有問題,事實上全世界一直到近代都在用類似的治國策略。奧斯曼帝國專門從基督徒家庭中選拔男孩,在布魯薩皈依後,訓練成為蘇丹的個人奴隸兵,這就是赫赫有名的切尼耶裡禁衛軍。⑧無獨有偶基督徒也廣泛使用穆斯林作戰,包括和穆斯林有著深仇大恨的十字軍,一樣有大量突厥騎射手。其原理基本相同,就是在自己原本的系統之外尋找一支力量,因為這支力量在體系內沒有根基,只能跟隨把他們領進來的引路人,可能比體系內原本的力量還要來的忠誠。

安禄山的成功根本在于唐朝自身的制度缺陷

讓歐洲聞風喪膽的蘇丹新軍其實原本是基督徒

在安史之亂之前這個政策確實起到了不少作用,契丹人李光弼為朔方節度副使,突厥人哥舒翰為隴右節度使,高句麗人高仙芝為安西四鎮節度使等都證明忠誠可靠,乃至李林甫時期的安祿山也是溫馴的綿羊,在李林甫的手下戰戰兢兢絲毫不敢僭越。

但是老話說得好,忠誠是因為背叛的籌碼不夠,當李林甫死後,這個方法因為失去了“引路人”而失效了不說,更是給了唐朝一個重磅炸彈--他們成為了安祿山的重要兵源。

安祿山的個人才能不能小覷

但是歸根結底,這一切的爆發還是因為安祿山這個人,按理來說胡人的節度使有很多,為何偏偏是他成功地鑽了空子,其他人卻做不到,最後不是給唐朝做了炮灰就是被自己人弄死?

這和安祿山的才能分不開,縱觀其一生不能不說某種程度來說,他是一個全才。

首先他是一個非常懂得利用自身條件的人。其身在范陽,心卻在長安,時刻注視著中央的一切動態。為此,他把劉駱谷安播在長安,蒐集情報;他的兒子也在長安做官,密切注意中央動靜,兒媳婦是宗室之女,也有條件打聽各種內幕消息;他的妻子被封為國夫人,與長安的達官貴人關係密切,隨時可以得到各種信息。後來,安祿山又安插吉溫在長安作耳目;吉溫利用許多老關係刺探情報。所有信息都很快反饋回范陽,,為安祿山採取形式多樣的應付措施提供了依據。

然後安祿山非常善於處理人際關係,他清醒認識到了尋找靠山的重要性:先認張某為乾爹,借“父子”關係登上政治舞臺;後認楊貴紀為乾孃,,借“母子”關係隨時出入皇宮,接近唐玄宗,得到了向唐玄宗表示忠心,在感情和心理上征服唐玄宗的機會,進而受到了唐玄宗的寵遇。在接受唐玄宗的考驗時,都能掌握分寸,把握住時機。最後能夠在玄宗眼皮子底下,集中監察、行政、軍事權力於一身。

安禄山的成功根本在于唐朝自身的制度缺陷

楊氏家族的當政對安祿山的反叛起到了關鍵作用

最後也是最為重要的是他的語言天賦確實非常人能所及,靠著這個天賦他籠絡了大批胡人為其效命,組建了精銳的“父子軍”,非常可笑的是這招也曾被唐朝用來籠絡他。⑨也是這個才能讓他能夠比大部分的唐人更為有效地利用河北的胡化資源。

因此,安祿山的反叛和他胡人的身份有關,但並不是決定因素;這和安祿山或者其他人自身的民族屬性無關:

唐朝在制度上的缺陷導致地方將領能夠“三權歸一”,這本身就是非常大的疏漏。

唐朝的流民問題和土地兼併問題沒有處理好,結果導致軍隊效忠對象轉變為將領個人。

唐朝的民族政策又為安祿山提供了源源不斷地兵源。

面對權力的誘惑,一個很極具能力的人,能否承受得住,這本身就太考驗人性。面對帝位,別說同民族,哪怕是親生的父子相殘,手足的兄弟鬩牆都史不絕書。恐怕誰也不會認為靠著同民族的“向心力”就能夠抵禦皇冠的誘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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