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網友@Park聊數碼在微博怒摔出一張照片，這是一個78歲老人的背影。
一身樸素的穿著，拖著一個拉桿箱，沒有西裝墨鏡大長腿，但就是這樣一張平平無奇的照片，卻在朋友圈瘋轉。
那麼，他到底是誰呢？
他就是，中興創始人——侯為貴
1942年，侯為貴出生在西安，他從小就是個學霸，一路讀到江西南昌大學。
畢業後做了兩年中專老師，後來學校改為西安軍工企業航天部691廠，侯為貴也就從一名人民教師，變成了一個科技工人。
但，是金子，擱哪兒都發光。
表現出色的侯為貴，一路做到了技術科長，技術副總的職位，並連續20年，保持廠裡技術第一人的記錄。
侯為貴是典型的中國知識分子性格，他生性嚴謹，不苟言笑，用他自己的話說，“我有點內向。”
當然，他也是一個典型的工程師，不止工作，他連自己的日常生活，都有嚴格的規劃，多少時間散步，讀多久的書，休息多長時間，都一一嚴格計劃並執行得分秒不差。
然而，這樣一個有些“古板”的技術人，確是當年691廠的“洋務派”。
1981年，在錢學森的要求下，廠裡開始研究半導體，為了給廠裡引進先進的技術設備，侯為貴第一次走訪美國。
“當時到了美國，等於是到了另外一個星球上。”
在美期間，侯為貴每天都接受著，精神和技術的雙重洗禮，但他沒有被震暈頭腦，而是開始冷靜反思自己的人生規劃。
是要當一輩子技術員？還是放下一切闖一闖？
1985年，侯為貴說服領導，以技術引進為由，南下創業。
於是，在深圳一個雜草叢生的簡易房裡，44歲的侯為貴，正式開啟了自己的創業生涯，同年，中興半導體有限公司成立。
中興，中興，為何叫中興？只因侯為貴希望“中國興旺”
創業初期，由於沒有資金，侯為貴只能以電子代工做切入。
那時他們十幾個人住在一個工棚裡，煮一盆菜圍在一起吃飯。他們做過電子錶，電風扇……什麼都試過。
歷時一年時間，侯為貴才終於賺到自己創業的第一桶金！
但歷來節儉的他，卻立馬大手筆地用這筆錢成立研發小組，專攻交換機領域。
但80年代的中國通信市場，是一個完全被外商壟斷的局面，俗稱“七國八制”。
在那樣的情況下，侯為貴要帶著中興，撕開一條國貨的口子，談何容易？
侯為貴只能在夾縫中求生，努力抓住每一個稍縱即逝的市場機會。
第一個契機，便是中興於三年後產出的，中國第一臺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數字程控交換機。
侯為貴立即針對被外商冷落的農村市場進行重點推廣，並迅速獲得成功，中興銷售額很快便突破1億大關！
但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一有了錢，股東們的心思就散了，侯為貴痛苦的看到中興陷入，國有企業標誌性的“巨龍”式悲劇，但侯為貴心智堅韌，他不會坐以待斃。
1993年，侯為貴琢磨在產權上做文章，他集合了一批技術元老，通過自籌資金成立維先通，再與691廠，深圳廣宇改組，最終重組為——中興通訊。
1996年，侯為貴決定要突破原有產品的單一性，進軍交換，傳輸，接入，視訊等多元化領域；
但也是這一年，侯為貴曾經惺惺相惜的朋友——華為任正非，也正準備進駐這些領域。
避無可避之下，中國通信業兩大巨頭，正式拉開了一場長達近20年的混戰……
先是華為派出銷售先鋒爭奪市場，隨後中興祭出低價蠱惑人心。雙方你來我往，各自為戰，但至少初期還保持著表面的友好。
直到1998年，華為遞交了一份標書，該標書將華為與中興的產品進行了詳細對比，暗示華為的性能遠勝於中興。
毫不示弱的中興當然要予以反擊，於是那次投標會的第二天，侯為貴便提交了一份中興版的“對比標書”。
此一役，華為敗北，中興獲得大額訂單。
但事情還沒完，華為立即以一紙狀書將中興告上了法庭，事已至此，向來溫和的侯為貴只能應戰。
雙方對薄公堂，各自據理力爭，最終華為被要求賠償中興180.5萬，中興被要求賠償華為89萬。
表面看來，中興似乎贏了官司，但實際上，由於華為的先聲奪人，中興被大眾認為存在惡意競爭。
此一役，中興贏了錢，卻輸了品牌和市場。
19世紀末，運營商中國聯通剛做CDMA，但整個過程卻進行得十分不順。
先是聯通自己在CDMA95和CDMA2000間搖擺不定，好不容易選定目標後，又遭遇投標被叫停。
幾番的折騰之下，包括華為在內的許多廠商選擇退避三舍，甚至中興內部也有項目組被解散，但侯為貴在此時，再一次用他工程師的冷靜，在客觀分析當時的CDMA市場後，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他要繼續大規模的投入。
2001年5月，聯通CDMA終於順利招標，而幾乎沒有競爭對手的局面，讓中興輕鬆拿下了10個省份共7.5%的份額。
也許是做過老師的原因，侯為貴身上少了一絲商人的急功近利，多了一些讀書人的堅持與務實。
他很少憑直覺孤注一擲，但一旦下定決心，又會像技術員一樣，分毫不差地將整個計劃執行到底。
對聯通是如此，對小靈通市場同樣如此。
2001年，小靈通受限於自身技術落後，被華為在內的許多企業所嫌棄，甚至中興內部也許多人嗤之以鼻，更甚者是，小靈通曾被幾度被政策封殺緩建。
但在這些重重壓力之下，侯為貴依然紋絲不動，他堅決維護自己對於市場的分析，他相信市場對小靈通有迫切的需求，且小靈通有它自身，價廉物美的優勢。
此一役，隨著政策地逐步開放，唯一堅持下來的中興，大獲全勝，到2003年，小靈通為中興貢獻了近1/3的收入。
到2004年，中興通訊已實現212億元的實際營收，並在港交所正式掛牌，成為內地第一家A+H的上市公司。
但侯為貴說，“國內市場遠遠不是中興的目標，國際化將成為公司未來業績發展的主要增長點。”
2007年，侯為貴派人到非洲索馬里開拓市場，當地派了兩輛配滿保鏢和重型武器的武裝車來接機。
當晚，中興員工便伴隨著連綿不絕的槍聲入睡。
可以說，在非洲的中興人，是拿著命在幹活。
同樣，爭戰埃塞俄比亞的過程依舊是困難重重，因為需要在偏遠地區挖溝埋電纜，工程特別複雜，很多歐美企業覺得不划算都放棄了，唯有中興人憑著一股子勁，堅持了下來。
2009年，日本NHK電視臺，拍攝了紀錄片《中國力量》，其中就涉及中興通訊20年的海外征戰史，並透漏了大量中興援建埃塞俄比亞的細節。
紀錄片中，埃塞俄比亞人民正圍在一起載歌載舞地慶祝，他們是如此地激動：
“這是天村第一次開通手機！這是咱們村的文藝復興！”
轉眼到2012年，中興由於國內外擴張太快，市場規模過大，遭遇28.4億的大幅虧損，一向主張穩進平衡的侯為貴，不得不對自己和整個中興做出反思。
彼時，侯為貴深刻地意識到，“固守電信業或許還能贏得一席之地，但如果固守傳統的電信思維，那麼，未來可能會一敗塗地。”
痛定思痛後，侯為貴沒有同意，裁減技術人員，消減研發投入等等，治標不治本的表面改造。
而是直指問題核心，極具魄力地提出，中興需要轉型！
他將中興的終端業務獨立出來，提拔“少壯派”曾學忠等上位。“中興通訊這樣規模的上市公司，年輕人早就應該上來了。”
2013年，71歲的侯為貴，穿著他一貫喜愛的藍色襯衫，出現在中興的換屆選舉上。
這位低調內斂的老人說，“未來總有一天，出於某種原因，每個人都會有退休的時候。當公司狀況良好而且運營正常時，我會退休的。”
不知當時與會的眾人，有幾人聽進去了這句話？又有幾人當了真？
畢竟，人們很難相信，一個站在過巔峰，嘗過權利的人，能做到真正優雅而從容的離場。
所以，當2016年1月7日，中興發佈公告稱，侯為貴不再參選新一屆董事會，正式宣告侯為貴的中興時代結束的時候，所有人，才如夢初醒——
原來這位不善言詞的老人果真，從不妄言。
但侯為貴本人對此，卻相當平靜，對於這場卸甲歸田，他沒有任何遺憾，任何不捨，這位淡雅的老人只是簡單地覺得，“這是自然規律，我今年就要75了，人生總要有不同的階段。”
侯為貴一直都是這樣的清醒而嚴謹，他似乎只在合適的時期，做合適的事。
如果拋開一代傳奇企業家的光環，你可以看到他本人其實是一個和藹可親的長者。
對股東，侯為貴從來都是本著，尊重，透明，多回報的原則去交往。
對員工，他即使不滿也不會發火，而是用一種老師式地方法，去交流解決之道，他會問，“你看看這個怎麼樣啊？你有什麼想法啊？”
對自己，他更是從來都保持著艱苦樸素的習慣，出國基本是經濟艙，訪問視察時，也是同員工一起吃飯，甚至出差還經常帶個電飯煲在賓館煮粥。
他是那種極具人格魅力的人，據知乎一位與侯為貴單獨相處過的員工回憶，“在機場貴賓室裡，他坐著休息時，我一直站在身邊守著，有一種領袖和士兵的感覺，這種尊重很自然淳樸，發自內心。”
時間來到2018年4月17日，中興遭受來自美英兩國的雙重封殺。
很難說侯為貴對此毫無準備，翻看他2016年接受專訪時的資料可知，他曾冷靜地指出過，“海外100多個國家風險也很大，很容易出亂子。”
而現在的中興，的確是猶如暴風雨中的孤舟般命懸一線。
據業內人士說，芯片行業的庫存週期一般是兩個月，也就是說，如果中興的庫存正好是業內平均水平，那麼，留給中興斡旋的時間已然不多了。
兩個月後，中興是生是死，孰難料也。
侯為貴創立中興時說，他希望中興實現“中國製造，到中國創造”。如今大業未成，便遭絕地重擊，這位堅韌了一生的老人，依舊毫不猶豫地挺直了脊樑，披褂上陣。
一個成功企業的背後，都有一個傳奇的故事，一個傳奇故事的背後，都有一個極富人格魅力的企業家。
而一個強國的背後，一定且必須有一群驚才豔絕的企業家，他們有情懷，有夢想，能吃苦，能榮光，不抱怨，不浮躁，只為一個強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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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背景整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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