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續寫21世紀的《資本論》?

習近平總書記日前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深刻闡釋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體系、豐富內涵及其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巨大作用,宣示了今天的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科學真理的堅定信念。

(一)

馬克思為著真理孜孜以求,力求通過系統研究政治經濟學,揭示資本主義的本質和規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1867年問世的《資本論》是馬克思主義最厚重、最豐富的著作,被譽為“工人階級的聖經”。人們看到,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每遇到一次危機,就會引發一場“馬克思主義研究熱”。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資本論》等著作再次熱銷。

在此背景下,一部名為《21世紀資本論》的著作在全球範圍內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和熱烈探討。究其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其所討論的問題即財富的不平等分配,二是其在一定程度上借力《資本論》的影響。

那麼,《21世紀資本論》同《資本論》是什麼關係?是否如其中譯本名稱所直觀地反映出的那樣,是21世紀的《資本論》?

對第一個問題,應當承認,《21世紀資本論》同馬克思的《資本論》之間具有某種關聯,特別是其所討論的問題。作者在書中通過豐富而翔實的歷史統計數據指明,私有資本的積累必然帶來廣大勞動者的“貧困積累”,即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分配、社會的兩極分化。因此,書中高度評價馬克思的資本積累理論:“馬克思提出的無限積累原則表現出其深邃的洞察力,它對於21世紀的意義毫不遜色於其在19世紀的影響。”但是,對第二個問題,答案是否定的。《21世紀資本論》對社會問題的分析並非基於《資本論》,其間還充斥著對《資本論》的膚淺認識和誤讀。由於其過度依賴數據所呈現的表層現象而無視馬克思資本積累理論的社會歷史內涵,導致其與《資本論》主旨相背離並愈行愈遠,所以,《21世紀資本論》並不是21世紀的《資本論》。

(二)

作為“馬克思主義最厚重、最豐富的著作”,《資本論》在揭示資本積累歷史趨勢的同時闡明瞭社會主義誕生的兩大條件:一是由資本積累所生成的社會主義誕生的物質條件,即高度發達的、社會化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及其所帶來的物質財富。如馬克思所說,“發展社會勞動的生產力,是資本的歷史任務和存在理由。資本正是以此不自覺地創造著一種更高級的生產形式的物質條件”。二是由資本積累及其與之相適應的貧困積累所生成的社會主義誕生的主體條件,即日益壯大的、由資本主義生產機制所訓練和聯合起來的無產階級及其反抗的不斷增長。以資本增殖運動為主軸的經濟運行過程不僅帶來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在此過程中還將完成對作為主體的勞動者的兩方面的塑造:其一是對工人階級的先進性的塑造;其二是對包括工人階級在內的廣大無產階級的革命性的塑造。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將這一過程概括為“與資本積累相適應的貧困積累”過程,其結果如恩格斯所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日益把大多數居民變為無產者,從而就造成一種在死亡的威脅下不得不去完成這個變革的力量”,由此為社會主義的誕生準備了主體條件。

基於上述認識,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了“資本主義積累的歷史趨勢”:當“資本積累”與“貧困積累”達到極點,資本主義的外殼就要炸燬,剝奪者就要被剝奪,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更高級的生產方式及社會制度——社會主義以至共產主義。然而,《資本論》中闡明的只是科學社會主義的一般原理。在現實歷史進程中,由於發展的不平衡性,廣大經濟文化落後國家和地區的存在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資本積累”的持續進行提供了廣闊空間。在利潤率不斷下降的壓力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通過各種形式的資本輸出活動,實現了其資本的持續積累,而與這種資本積累相適應的貧困積累則被轉移到了經濟文化落後國家和地區,最終在現實歷史進程中塑造出一種社會主義誕生的特殊環境:在“資本積累”不足而“貧困積累”有餘的經濟文化相對落後國家和地區,儘管社會主義生成的物質條件不足,但由於廣大勞動者身受多重壓迫,其革命性日趨增強,由此導致一些經濟文化落後國家和地區率先通過革命建立起社會主義政權。

(三)

近代以來,在帝國主義的強勢侵入下,中國社會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成為帝國主義資本積累所帶來的貧困積累的眾多轉嫁對象之一。在帝國主義、本國封建主義及其他反動勢力的多重重壓下,中國人民的貧困積累日益加深。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自此肩負起帶領中國人民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歷史重任。通過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中國人民實現了中華民族“從東亞病夫到站起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三次偉大飛躍。在此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人始終重視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習、研究和運用,始終自覺地從《資本論》中汲取理論資源來指導具體實踐,並在此過程中實現了對《資本論》的思想繼承與創新發展,如新民主主義時期創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對發展我國經濟提出的一系列獨創性觀點等。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同改革開放新的實踐結合起來,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形成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許多重要理論成果”。關於社會主義本質的理論,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理論,關於樹立和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的理論,關於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理論,關於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理論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等等,不僅有力指導了我國經濟發展實踐,而且開拓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

(四)

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的。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形成和發展過程看,《資本論》始終是其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理論資源。

其一,“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起點。從《資本論》中揭示的社會主義生成條件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有兩層含義:一是在“貧困積累”達到極點的情況下通過革命建立起的社會主義制度,在此意義上,我國社會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二是與“資本積累”不足相對應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相對低下,在此意義上,我國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伴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總體上顯著提高,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成為更加突出的問題,在“著力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大力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的過程中,仍然要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為理論起點——正如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所指出的,“全黨要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牢牢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

其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為主要內容。中國共產黨人在實踐中開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書寫歷程,這是一個對《資本論》的理解不斷深化的過程,同時也是不斷地從《資本論》中汲取理論資源的過程。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是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律認識的一個新突破,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新的成果,標誌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其三,“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立場。《資本論》在深刻闡明“以資本為中心”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根本缺陷的同時,為世人指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克服“以資本為中心”並確立“以人民為中心”成為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題中應有之義。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立場。要堅持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作為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部署經濟工作、制定經濟政策、推動經濟發展都要牢牢堅持這個根本立場。

其四,唯物辯證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方法。《資本論》與資產階級經濟學之所以在觀點上分道揚鑣甚至是相互對立,有兩大深層原因,一是根本立場,二是基本方法。貫穿《資本論》始終的基本方法是唯物辯證法。秉承這一基本方法,中國共產黨人在實踐中提出了一系列指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思想,如“經濟發展新常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是我國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徵的必然反映,它符合事物發展螺旋式上升的運動規律;又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因為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主要矛盾在供給側;等等。

綜上,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忠誠信奉者、堅定實踐者,中國共產黨人在帶領中國人民進行改革和建設的實踐進程中,始終自覺地從《資本論》中汲取理論資源。在此過程中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續寫了《資本論》的當代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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