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一天，阔别22年，张学良与他曾经的长官故旧蒋介石在台湾重逢。谈话间，蒋介石说“西安之事，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张学良在日记中说，“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
张学良
的确，张学良在言谈间流露忏悔之意。在台软禁期间，蒋介石撰写《苏俄在中国》一书时，要求张学良“将西安事变前后事实，写一回忆呈阅”。张学良随即给蒋介石写下两封长函，回忆了西安事变全过程。函件经蒋经国订正，定名为《西安事变反省录》。此外，张学良回忆录《杂忆随感漫录》中的一些章节，及《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中，都有对西安事变的“忏悔”。
但是，结合当时的时空背景，再对比西安事变发生时和半个多世纪后张学良晚年接受采访所述，可知1950年代在台湾对“西安事变”低头认罪，未必出自真心。
护送蒋介石回南京
事实上，西安事变发生时，张学良“负荆请罪”亲送蒋介石回南京，在军事法庭上，张学良却只是承认有对领袖不恭之罪，惟独不承认自己的主张有错。他坚持：“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虽然过了半个多世纪，他依旧还是这种态度。
关于攘外安内还是安内攘外是张学良蒋介石之间的政见分歧，晚年接受采访在评价蒋介石时，张学良说：“到南京的时候，那我真决心去死啊，南京把我枪决了，我不敢说，要是我部下这样子，我就把他枪决了。那我对老先生，我要负起责任呐，可以说，大部分的决心我是下定要死了。他不在了，现在我讲，否则，我不讲。本来我是决心至死不说出来这个事情的，西安这事，至死我不说出去的。不是因为面子的事情”
再者，张学良到了晚年，从不避讳对周总理的欣赏，在公开访问中问如此，私下谈话也是如此。所以，只因张学良在肃杀的环境中迫不得已写下的忏悔录就断定，张学良晚年拒绝登陆是愧对“党国”，未免过度臆测。
蒋介石
在这点上，历史学者唐德刚的一席话至为贴切：“总之，抗战八年，实是我国家民族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这句古话，在抗战初期，真是表现的刻骨铭心，为后世子孙，永留典范。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没有全国的大统一，没有惨烈的武装抗战，则人事全非，一个独裁领袖和一个忍辱含羞的国民党，在历史的舞台上又将以何种脸谱出现”？
蒋介石和国民党，当时有此声望，有此契机，好好搞下去，谁又想到八年苦战之后，管理不善，派系倾轧、五子登科、关门自杀的局面，这又是谁之过？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西安事变提早全民抗战是真；但是说它毁了国民党的权势，那就过甚其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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