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祖国贫穷羸弱,人民生活困苦。特别是农村非年节一年到头儿荤腥味儿难得闻上几回,从生产队分的粮食省吃俭用，但每到春天青黄不接之时村上总有几家儿揭不开锅。没办法只得端着钵盆拉下脸皮求爷爷告奶奶东借西找。谁家若是玉米饽饽、粥,咸菜、大酱有的吃就念“阿弥陀佛”了。村上相亲们都勤俭持家、艰难度日。可在那样的年代里村上有一位于大爷却嗜酒如命：终日里醉醺醺的，走起路来左摇右晃前仰后合，说起话来颠三倒四，若是哪天心气儿不顺，难免直勾勾地瞪着醉眼，口出狂言，不着边际地说三七道四六，甚至指桑骂槐。胆小路人见之唯恐避之不及，多退避三舍，生怕惹出事端无处讲理 。
那么，在那个年代村上怎么就出了这么一个“老酒鬼”呢？乡亲们有的连肚子都填不饱，可这“老酒鬼”他怎么就有钱打酒喝呢？就没人管得了他吗?这说起来呀话可就长了。
听奶奶和村上的老人说，抗战时期于大爷四十多岁，是“两喝水”的保长：既给鬼子当差，更为八路军办事、送情报。当时游走在唐山丰润一带，周旋在充满险恶而又错综复杂的抗日环境中。到韩城据点儿办事开会，难免陪鬼子伪军小酌几盅。用时下的话说这也是工作的需要。酒瘾就是那时染上的。难怪乡亲们都人前人后，半正经半奚落地称“老酒鬼”“老保长”。“老保长”膝下有一子五女，儿子最大。解放后镇里和村上为了照顾和安抚“老保长”，其实更是对他抗战时期功劳的肯定。开滦招工时就把他大儿子安排到唐山矿工作，每月有百八十块的工资。在当时真让乡亲们羡慕不已。儿子每月回家看望老爹。自行车后驮架上总是偏挎着帆布电工包，包里什么都可以没有，但是两瓶酒是万万不可缺少，因为那是老爹的最爱，是老爹的命根子。夸张些说，两顿不吃饭没事，有个头疼脑热的不吃药那扛得住，可是一顿不喝酒，看那难受劲儿简直比该死还难受。要不怎么叫酒瘾大呢？要不乡亲们怎么叫他“老酒鬼”呢？当然，儿子每次回来还得扔下十块、八块的。好在当时一般的瓶装白酒才两三元一斤，散白酒只七八毛钱一斤。这样粗算一下，老保长每月的“口粮”一般情况下是能够首尾相接的。赶上断顿那两天老伴儿和三个没出嫁的女儿便成了他的“出气筒”。家中老小被这“老酒鬼”闹得鸡飞狗跳不得安生，连左右邻居也不得安宁。几乎每次老夫妻吵架都是因酒而起，“战争”升级时，乡亲们闻声连忙奔过去拉架、劝解、说和……可好景不会太长，不定哪一天“战火”还会熊熊燃起……儿子每次回家总是苦口婆心地给老爸“摆事实、讲道理”。语气里有央求，有威吓，甚至放下几句诅咒的狠话：“爸呀，少喝口儿吧！要不早晚得死在酒上。要不我妈也得被你气死。”“死就死，多会儿死多会儿埋，反正没酒不中。”类似这样的父子对话，有时剑拔弩张充满火药味儿；有时“老酒鬼”还呈半撒娇状，语气是那么温婉平和，神态是那么惬意自得……
“老酒鬼”虽然嗜酒如命，但是却不讲究穿着。当然跟当时的社会环境、物质条件不无关系。六十年代“老酒鬼”五十多岁，中等匀称的身材，挺拔的腰板儿，若是晚上看或老远看，拿今天的话说还是蛮帅气的。若是青天白日下走近了他，一张古铜色的大长方脸上布满深浅不一、左右对称的皱纹，稀疏而灰白的扫帚眉下一副脱垂松弛的眼皮，细看倒是有几根白毛尖儿，那是睫毛。一对乌豆眼从缝隙里闪出些许迷离的光亮。蒜头鼻子，两个鼻孔朝上翻翻着。开阔的上唇上一小块儿浓密的黑胡子，仿佛粘上去的一样。其实就是电影、电视里看到的鬼子的卫生胡儿。是当保长时在韩城据点，在鬼子军官胁迫下，半推半就落下的。这印记“老酒鬼”自知不光彩，三天两头用刀子刮、剪子剪,有时干脆用手一根根往下拔，疼得他龇牙咧嘴。但是，凭借他在50年代划分的贫农成分，更倚仗抗战时期为八路军、武工队送过几次情报，居功自傲 ,根本不把书记、队长放在眼里。源于“老酒鬼”的先天基因，再加上当“两喝水”保长时期的历练，在六、七十年代实行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时期“老保长”“顺理成章”地就成了“大头社员”像“看青”（专职看护生产队的庄稼类似现在的协警或保安）这样的好差事总是非他莫属。工作期间总体上还是忠于职守、尽职尽责的，但是，跟酒能打上伙计的东西，偶尔忍不住会塞进嘴里、装进兜儿里。即使不“看青”，由于“老保长”行为自由懒散、言语刁钻刻薄，队长也要给他派好活儿。否则，赶上顺心就敷衍着干两下儿；心情不好就故意挑疵儿、找茬儿，和队长争吵，甚至大打出手。经众人劝解后，仍骂骂咧咧、不依不饶，“马拉个巴子的，不干了，回家喝两口再说。”边走边松开宽松的裤腰，双手左右狠劲一缅，往下卷了两圈儿，在刚才的打斗中千疮百孔的老缅裆裤险些脱落。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很多人没有裤带，特别是老年人的大缅裆裤是不用裤带的。一天中，宽松肥大的裤腰子不知要松开、缅卷多少次。大家看着“老保长”赤裸的脊背，松弛褶皱的肌肤随着光脚的吧嗒声上下起伏一颤一抖。初夏的阳光洒在他黝黑的肩膀上闪着亮光。若不是一年中最难熬的冬天，无论是家中，也无论是串门儿，还是“看青”和田间劳作，总是光着脊梁、打着赤脚。裤子实在是不能不穿。缘由一则钱紧是次要的，二则是酒瘾给闹的是主要的。有钱喝酒没钱买衣。老话说的“抽大烟、拔豆秆儿”一点儿也不差。每次“老保长”和队长打完架气呼呼地离开，看着他的背影社员们总会议论几句：“老保长”肯定是酒瘾上来了，故意挑疵儿打架，给回家喝酒找个借口。队长快别生气了，咱们谁也惹不起他呀。抗战时期鬼子的皮鞭、烙铁、辣椒水、老虎凳他都不怕。没看见他额头和前胸的伤疤？社员们有的像是自言自语；有的像是劝解安慰队长；有的更像是为“老酒鬼”邀功请赏……
“老酒鬼”喝酒从不讲究下酒菜，当然主要是当时条件所限。老婆子给炒个鸡蛋算是最奢侈的，一块儿豆腐、几粒花生米算是不错的，一截儿葱白、一颗白菜心也能愉快顺利地把酒送下肚。甚至有时就“干拉儿”。（就是唐山丰润一带对只喝酒的俗称）冬天“老酒鬼”身穿老棉袄，怀揣着一小酒瓶儿，隔一会儿就掏出来张一口喇叭，经常醉醺醺地，“马拉个巴子的，今儿前半晌我‘干拉’就有二两。”是炫穷还是炫富；是自嘲还是自诩？别人谁也搞不懂。老棉袄前襟上，老婆子精心为他编结扎制的蒜疙瘩扣儿（旧时衣服一般是蒜疙瘩扣儿，由布条编结而成，现在少见。现代版的唐装上可见蒜疙瘩扣儿。）早已不知所踪。大冬天，“老酒鬼”时常袒胸露乳，那才叫“开怀畅饮”呢。实在扛不住寒冷就左右缅紧前襟儿，找个被风向阳的地方蹲墙根儿。这对“老酒鬼”来说都无妨，只要桌上、怀里有酒就好。
一个初春的早上，因为时辰尚早，乡亲们大多还沉浸在梦乡之中，村上一片宁静。没有现在这样的噪声污染，让人心生烦躁。空气清新，环境优雅。“老酒鬼”蹬上缅裆裤，裤腰儿一卷，赤裸着上身，光着两只大脚发出特有的咕咚咕咚的声响。来到堂屋放好桌子，把酒瓶、酒盅往桌上一蹲，屋里屋外转了一圈实在没有下酒菜，又回到堂屋盘腿坐在桌旁的蒲墩（用香蒲草编的圆形座垫儿）上，“马拉个巴子的，先‘干拉’两口。等老婆子的粥熟了再喝两碗就得了。”他低声自言自语了两句就喝起来。“嗨，马拉个巴子的，哪养汉的儿子做的酒这么辣？”其实那“嗨”和那“马拉个巴子的”几乎可以宣泄“老保长”或“老酒鬼”所有的喜、怒、哀、乐……与影视作品里和尚口中的“阿弥陀佛”差不多。无论什么时候、什么情况“阿弥陀佛”总挂在嘴上，仿佛它有无边的法力，对信徒有莫大的慰藉。恰巧这时后屋一位赵姓后生，十五、六岁的样子，闹痢疾双手连提裤子带捂肚子，没打招呼就从于大爷堂屋跑了过去。（那个年代一个院子里，不管是同姓还是异姓，少则三四家，多则五六家，甚至七八家，所以不管白天、黑夜，总是南北通行，出入自由。）等赵家后生解决完问题，二次经过堂屋脚步从容了许多，凑到近前看看桌上的酒瓶和酒盅，又侧脸看看“老保长”，“大爷，起早就喝上了！”语气里略带着挑逗和耻笑，因为关系好平素闹惯了，抬头低头总会来几句不疼不痒的淡话，既融洽了气氛也加浓了乡情。“嗯，不喝酒喝啥？”“老酒鬼”低着头哼了句。“大爷，那就啥呀？”“就‘口条儿’。”“‘口条儿’在哪儿呢？”“这儿呢！”话音未落“老酒鬼”张开大嘴，伸出老长的舌头，舌头上托着几颗稀疏散乱东倒西歪的烟黑牙。“大爷，这酒菜儿好，总吃总有。”赵家后生说完也伸了一下舌头。“老酒鬼”本打算幽默幽默逗后生一笑，却见后生这般没大没小伸舌嘲弄，“你妈拉个巴子的！”嘴上骂着抬手要打的架势，可脸上的皱纹却笑得堆成了一朵花儿。后生当然也不怕不躲，“大爷，照你这么说，你酒菜儿还真不少，以后不要为没酒菜儿跟大奶打架了。”“还有啥？”“老酒鬼”闻听心中一振，一本正经地问。“还有‘嗨’跟‘马拉个巴子’。”这次没等“老保长”扬手，话音未落那后生撒腿跨出后门，朝自家跑去。“你个王八蛋操的，等哪天见。”“老酒鬼”还是顺口笑着这么一骂。半会儿就忘了。类似的情景不知演绎了多少回。难道这不是幽默的乡趣？难道这不是朴素的乡情？
听奶奶和村上的老人说，抗战时期我村（山王寨）正处在解放区和敌占区之间。八路军、武工队和鬼子、伪军你来我往，所以在村上和周边发生了多次小规模的战斗，双方互有伤亡。
1942年初夏的一天，韩城据点儿的一小股鬼子乘汽车要来村上抢粮。得到于大爷情报的区小队战士早已在村北土路两侧的壕沟里埋伏好，严阵以待。浓密的灌木丛掩映着战士们一个个骁勇的身躯、机灵的眼睛和黑洞洞的枪口。一位小队员歪头侧耳，“鬼子来了。”小队长弓起身，略微抬起头，双手端起望远镜，只见东北方向约摸四五里地，一辆汽车上十几个鬼子耀武扬威，太阳旗和黄色的帽帘儿随风呼啦啦飘摆，明晃晃的刺刀闪着瘆人的寒光。车后尘土飞扬，好一片杀气腾腾。“准备战斗，靠近再打，听我命令。”小队长压低嗓音。语气里却透着果断沉稳，更富有力量和勇气。又过了七八分钟。只听一声“打”，长枪、短枪一起开火，神投手一颗手榴弹正落在汽车斗儿上，一声爆炸几个鬼子就上了西天，受伤的哭爹叫娘、鬼哭狼嚎……这次战斗打死鬼子十一人，俘虏受伤的四人，只有三人侥幸逃生；缴获鬼子汽车一辆，长枪十四支，短枪一支。我区小队的战士无一伤亡。这次战斗的胜利于大爷的情报可谓功不可没。
后来，过了几天，韩城据点儿鬼子少佐召集各村保甲长开会，于大爷虽有犹豫，但还是如期赴会。在会上于大爷和好几位保甲长被鬼子抓了起来。鬼子要查抢粮的消息是谁泄露出去的。其中有西欢坨和大荣各庄的两位保长熬不过酷刑，屈打成招，丢掉了性命。而于大爷却凭借着顽强的革命信念扛过了鬼子的皮鞭、烙铁、辣椒水和老虎凳。再凭借伶牙俐齿和三寸不烂之舌抛出了事先编圆的瞎话天衣无缝。鬼子拿他没了办法最终保住了性命。个八月后村中众族人连送赎金带担保下，遍体鳞伤的于大爷终于被营救回家。在老伴儿的精心调养下，经过小半年，于大爷才恢复了元气，可额头和前胸的伤痕却伴随了“老酒鬼”一生。这些伤痕成了“老酒鬼”功劳簿上的文字，成了乡亲们人前人后议论“老保长”的口头禅，“更成了“老酒鬼”的“酒菜儿”。
“文革”时期，唐山地委、丰润县委组织部等多次来村上和于大爷家中调查。其目的或重用、或安抚、或整肃……但是，每次都是劳神费力而不了了之。因为于大爷生性言语粗俗刁钻、举止狂野放荡，在乡亲们的内心和口碑上褒贬不一，这是其次。1971年夏天的一天，傍晌午时分，唐山地委又来两位同志在大队书记的陪同下来调查，刚到低矮的茅草屋前，还没等进屋，顿摔酒瓶声伴随着“老酒鬼”特有的吵骂就传了出来。看来不是老婆子酒菜儿不好，就是队长派的活儿不好……反正“老保长”气儿不顺。只见“老酒鬼”一贯的装束：裸背赤脚，老缅裆裤腰还是那么卷着。盘腿坐在饭桌儿前的蒲墩上。他一歪头看见书记带来两个陌生人，都手提皮包，胸前卡着钢笔，好一副干部的派头儿。骂得更来劲了：“妈拉个巴子的，你们卸磨杀驴。我都该死了，妈拉个巴子的，你们早干啥去了？”（当时骂得比文中难听得多）干部们见状连屋都没进就灰溜溜得走了。如果当时于大爷态度好一点儿，没有那句类似“阿弥陀佛”的口头禅，如果上级干部再有点儿耐心，说不定于大爷晚年的命运就很可能改写。于大爷说是当时区小队队长和大部分战士们在后来的战斗中都牺牲了，没人能直接证明是他送的情报。乡亲们口耳相传也缘自他本人之口，没有其它有力的佐证，说有也只是他额头和前胸的伤痕。遗憾的是于大爷临终也未得到政府的肯定，当然也未得到任何形式的优抚待遇。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于大爷的一生中，有光鲜亮丽，有暗淡悲催,有和蔼温婉，有刁钻刻薄，有艰苦朴素，有浪费奢靡……与生俱来的内在性格与特定的外在环境相互叠加造就出于大爷杂味的人生。古训有”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如果功过相比是五五开,还是六四开？还是七三……我们到底是叫他“老保长”呢，还是叫他“老酒鬼”呢，还是叫他于大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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